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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物流合同尚未實際簽署的情況下，貨主已經將貨物交給物流公司出運。合同中包含條款“A公司（貨主）委托Z公司（物流公司）辦理自接貨開始至承運貨物運至項目現場止全部運輸服務過程中，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貨主并要求貨物不能裝載于艙面。但物流公司訂艙后，部分貨物被裝載于艙面。海運過程中遇到臺風，部分貨物落海。保險公司因沒有投保艙面險，對落海貨物拒賠。在一審法院認為案涉物流合同沒有成立也未生效、雙方系事實上的貨運代理關系的情況下，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做出判決，對貨代合同未正式簽署但貨物已經實際運輸的情況下的合同效力做出了有效認定。
關鍵詞：
物流合同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
2022年8月15日，因國外重點項目需要，A公司通過郵件向Z公司發送了《XX項目物流服務合同》（以下簡稱“物流合同”）,物流合同第1條約定，“Z公司提供的物流服務包括：負責倉庫車板接貨、卸貨、裝箱、加固、訂艙、出口報關、海路運輸至目的港、清關、目的港至目的地及設備就位卸貨工作、運輸保險”。第12條約定，“A公司委托Z公司辦理自接貨開始至承運貨物運至項目現場止全部運輸服務過程中，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保險費用由A公司承擔”。Z公司人員表示“沒有問題，我這邊也去走合同評審了”，同時安排貨物進倉，并發送了集裝箱進倉通知。2022年8月25日，雙方通過微信再次就物流合同達成一致。
2022年9月5日，Z公司確認了散貨清單的明細，并于2022年9月6日聯系散貨船裝船打尺事宜，Z公司負責去現場監督打尺。2022年9月13日，涉案貨物出運。2022年9月16日，Z公司又就第2批集裝箱指示進倉。
2022年9月19日，Z公司告知貨物發生貨損，部分貨物落海，并向A公司發送了裝船時的理貨報告以及貨損照片。A公司詢問當初這些貨是要求放在艙內的，為何裝載于艙面？Z公司解釋因為船舶?？宽樞蚋淖儗е?。此后，Z公司人員與保險公司溝通具體的理賠事宜，2023年8月9日，保險公司正式回復，因為沒有投保艙面險，對落海貨物拒賠。
A公司認為，Z公司沒有按照要求把貨物裝在艙內是有過錯的。在貨物被裝載于艙面的情況下，考慮到A公司與Z公司之間的物流合同已經成立并生效，那么基于物流合同條款，Z公司方有購買相應保險的義務。然而，Z公司并未購買艙面險（Deck risk）。也就是說，Z公司并沒有購買“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這導致了后續保險公司對部分損失的拒賠。因此，Z公司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有過錯，應當向A公司承擔前述保險拒賠的損失。
Z公司對此提出了抗辯，認為物流合同即未成立也未生效，物流合同條款約定合同經雙方或授權代表簽字蓋章后生效，因雙方并未簽字蓋章，所以物流合同也未生效。Z公司作為貨運代理人，已經根據A公司指示安排貨物出運并購買了一切險、平安險和陸路運輸險，已經妥善、謹慎且全面地履行了A公司委托事項，不應就涉案貨損承擔賠償責任。
爭議一，雙方之間的合同生效了還是僅是“事實上的貨運代理關系”。
本案具有涉外因素，雙方都同意適用中國法。匯業紀玉峰、牛青波律師作為A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參與了本案訴訟。
對于物流合同是否成立生效， A公司援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當事人均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時合同成立。在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時，該合同成立?！?/span>
但是一審法院認同了被告Z公司的抗辯理由，認為本案雙方雖然就物流合同進行了磋商，但一直未簽字蓋章確認,并且無證據證明Z公司是否完成其他主要義務以及A公司是否支付相應費用，不能認定有一方履行了合同主要義務，因此不能適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的規定。法院認為物流合同沒有成立也未生效。因此不支持A公司關于合同已經成立并實際履行的主張。一審法院認為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事實上的貨運代理關系，A公司為委托人，Z公司為受托人，Z公司主要履行訂艙和購買保險的義務。
對此，A公司的代理人在上訴意見中提出：（1）盡管Z公司未在合同文本上蓋章，但是從現有證據看，Z公司員工對A公司發送的合同文本回復 “沒有問題，我這邊也去走合同評審了”，即對合同內容進行了確認。（2）Z公司對貨物安排了全程貨運操作，包括了對集裝箱貨物和散貨的運輸，相關履行內容與合同高度一致。并且以A公司名義投保了三種保險，并將貨物轉委托其他公司承運，以上行為必然是基于雙方之間的合意，即基于雙方之間的合同而進行的。截止目前，沒有看到雙方之間有除了物流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結合前面第（1）點，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雙方之間履行的就是物流合同。（3）在本案爭議中，即便Z公司未簽字蓋章，但在其已經履行了主要義務的情形下，應當認為物流合同已經成立。Z公司是否蓋章不影響物流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雙方之間并非所謂事實上的貨運代理關系。本案應當援引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
二審法院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同了A公司代理人的觀點，認為:“A公司和Z公司雖在形式上未簽署案涉物流合同，但雙方實際上均系依照物流合同的約定履行，合同中包含了關于貨運代理內容的約定，且案涉貨物已在Z公司的組織下被運送到XX，Z公司已經履行了合同約定的主要義務，依照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第一款‘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當事人均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時合同成立。在簽名、蓋章或者按指印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時，該合同成立’的規定，案涉物流合同成立并生效?！?/span>
爭議二：物流公司對貨物裝載于艙面且沒有購買艙面險有沒有過錯？
針對這一爭議，一審法院采納了Z公司的抗辯意見，認為：Z公司對未購買艙面險沒有過錯。因本案雙方成立事實上的海上貨運代理合同關系，Z公司進行訂艙和購買保險均是按照A公司的指示完成，Z公司為貨物購買一切險、平安險和陸路運輸險，是航運實踐的通常做法，艙面險作為特殊險種，并非Z公司的合同義務，Z公司購買艙面險必須要得到A公司的明確指示。
一審法院還特別提到兩個情節：（1）在雙方前期磋商過程中，Z公司在發送提單樣本時將艙面裝載條款予以標紅提示，已經將貨物可能艙面裝載的風險告知A公司；（2）A公司出具清潔提單換不清潔提單的保函時，應已知曉部分貨物將艙面裝載的事實，在此情形下，A公司只是要求修改保險單的地址，并未對Z公司購買的保險提出異議，也未要求Z公司為艙面裝載貨物購買艙面險，相應風險應由A公司自行承擔。
對此，A公司的代理人在上訴意見中提出：物流合同規定，甲方委托乙方辦理自接貨開始至承運貨物運至項目現場止全部運輸服務過程中，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然而涉案貨物的保單顯示，Z公司僅投保了一切險、平安險和陸路運輸一切險。在部分貨物被堆存于艙面的情況下，Z公司并未購買艙面險（Deck risk）。也就是說，Z公司并沒有購買“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
代理人進一步指出：艙面險是海運貨物保險的特殊附加險，并不包含在平安險、水漬險和一切險的范疇內，只能在投保平安險、水漬險和一切險的基礎上加保。貨物被堆存在艙面上的話，必然會面臨拋貨（Jettison of Cargo）或者浪擊落海(Washing Over-board)的風險。考慮到Z公司有辦理“一切為保證貨物安全和完好的貨物保險”的義務，并且基于其專業的貨運代理人身份，對于艙面貨物應當盡到合理的注意，知曉風險，并為艙面貨物購買艙面險。但是Z公司并沒有投保艙面險，導致了后續保險公司對部分損失的拒賠。因此，Z公司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有過錯，應當向A公司承擔前述保險拒賠的損失。
針對一審法院提到的兩個情節，A公司的代理人請求二審法院注意兩個細節：（1）幾次發送的提單樣本只是模板，關于貨物裝載于艙面的條款處均為空白，并不代表必然會有貨物裝載于艙面。有證據證明A公司向Z公司明確不能裝載于艙面，如果Z公司認為提單模板能夠說明貨物可能裝載于艙面，反而能夠推論出Z公司在相關運輸流程中是不盡職的。（2）從時間上看，“A公司出具清潔提單換不清潔提單的保函”是在貨物出運以后，根本不能證明A公司在此之前就知道貨物要裝載在艙面上。（3）如果認定A公司提前知曉貨物裝載于艙面，也就等于認定Z公司提前知曉，這反而證明Z公司在明知道貨物裝在艙面的情況下，仍然不去購買艙面險，存在過錯。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同了A公司代理人的觀點，認為“Z公司在貨物裝船時向A公司發送了裝船照片，即Z公司或其下級貨代在現場監看了裝船過程，此時理應發現貨物被裝載到艙面并就此解決，但Z公司未盡到貨運代理人的合理注意義務，最終貨物被艙面裝載并落海滅失。”“Z公司認為A公司出具清潔提單換不清潔提單保函即表明其知曉并認可貨物艙面裝載的事實，但Z公司向A公司發送該保函樣本并要求A公司蓋章時，船舶已經離港，雖然案涉貨物艙面裝載已成既定事實，但A公司此時并未收到正本提單，其亦不知曉正本提單中對于貨物艙面裝載的具體記載，其出具保函的目的是為了在目的港方便放貨，因此并非表明其知曉并認可貨物艙面裝載。”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同時認為A公司作為托運人對提單模板上艙面裝載條款的紅色標記未予以合理注意，故對最終貨損的結果亦有一定過失。
最終，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一審判決，判決Z公司向A公司賠償60%的貨值及A公司為此支出的律師費用。
簡評和建議
先運輸后簽合同在貨運代理實務中較為常見，一旦發生爭議，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直接關系到雙方之間權利義務的認定和最終責任承擔。從一、二審法院迥異的觀點看，不同的法官對于民法典四百九十條的理解和實務中的認定態度不一，對于“是否已經履行了合同約定的主要義務”可能會得出不同結論。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將合同的主要義務與Z公司的工作進行了比對，認定可以適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這種逐項比對以確認合同主要義務是否履行的方式是值得借鑒和參考的。
本案很多關鍵證據來源于雙方的即時聊天軟件（微信），雙方通過微信達成合意后，在合同未蓋章的情況下就開始操作，這樣的操作模式大大增加了交易的風險，本案過程中的困難即來源于此。另一方面，相關事項的及時主張、信息的及時傳遞又對于查明事實和認定雙方之間的最終責任承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補救作用。對此，我們的建議是：（1）業務人員在文件往來傳遞過程中，務必認真閱讀文件內容（特別是英文內容），不要為了搶時間而忽視風險。（2）盡管我們重視即時聊天軟件內容的證據效力，并鼓勵通過即時聊天軟件固定事實和證據，但是對于重要的文件，還是尊重現有的證據規則，向簽章文件的形式靠攏。比如，雙方互相發送并且堅持及時取得對方的簽章版本，而不是雙方在聊天記錄中確認某個word文檔“內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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