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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簡介
何建國、何建慧與何建驪系兄弟姐妹關系，三人的父母分別為何申、蔡淑芬。徐匯區桂林西街12號304室房屋（以下簡稱系爭房屋）原為公有住房，承租人為何申。1994年9月29日，何建驪與何申、蔡淑芬共同簽署《購買公有住房委托書》，載明經同住成年人協商一致同意購買系爭房屋，購買人確認為何申。1994年12月13日，何申與出售方簽訂《公有住房買賣合同》，購得系爭房屋產權，產權人登記為何申。2009年12月11日，蔡淑芬報死亡。2013年8月18日，何申報死亡。
1997年11月，何建驪與其丈夫趙炳文一戶居住在黃浦區黃家路XXX弄XXX號XXX室房屋內，因居住困難獲得增配本市濰坊路XXX號XXX室的房屋。在該房屋《住房配售單》中“配售房原因”一欄載明“擁擠困難，增配”。并于同年12月24日與出售方簽訂《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購得該房屋產權。
原被告雙方曾就各自對系爭房屋所享有的份額問題進行協商，擬將繼承事宜在本案中一并予以解決，何建驪要求確認按照94方案購買的系爭房屋中具有其產權份額。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何建驪曾享受過增配房屋，是否可以獲得購房系爭房屋同住人資格？
二、一審法院認為
原審認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根據本市相關規定，按94方案購買的房屋，產權證登記為一人的，在訴訟時效內，購房時的購房人、工齡人、職級人、原公房的同住人及具有購房資格的出資人主張房屋產權的，可確認房屋產權共有。本案中，系爭房屋產權系按照94方案購買，雙方對此均無異議。何建驪作為購買系爭房屋產權時的同住人，符合主張系爭房屋產權共有的相關條件，故對何建驪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對于何建國、何建慧認為何建驪已在他處享受過福利分房待遇，因此不再具備購買系爭房屋資格的辯稱意見，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何建驪在他處獲配公房并購得產權的原因為居住困難增配。根據本市相關規定，增配房屋不屬于重復享受福利政策，而是前者房屋分配的延續，故在他處獲得增配房屋的同住人，仍可就94方案售后公房的產權主張確權。故對于何建國、何建慧的辯稱意見不予采信。
綜上所述，何建驪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予以支持。何建國、何建慧的辯稱意見有悖于相關規定，不予采納。因何建驪在該案中僅是依據94方案的相關規定要求確認其為系爭房屋產權人之一，而系爭房屋原登記權利人已死亡，故對于系爭房屋權屬中涉及繼承事宜的問題，雙方可在本案判決生效后依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另行予以處理。
原審法院審理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三條之規定，于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作出判決：確認何建驪為系爭房屋共同共有產權人之一。
判決后，何建國、何建慧不服一審法院判決，上訴于中級人民法院。并認為一審沒有查明系爭房屋的來源與何建驪無關，并未在系爭房屋內實際居住等情況。最重要的是何建驪就淮坊路房屋已經享受過福利性質的分房，且享受過福利性質的購房，屬于“他處有住房”，其主張系爭房屋產權共有沒有事實依據。綜上，請求二審撤銷原審判決，改判駁回何建驪的原審訴請。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何建驪是否為購買系爭房屋產權時的同住人，從而可以主張系爭房屋共有權。在系爭房屋購買成產權房時，相關物業公司已將何建驪認定為原公房的同住成年人，何建驪亦在購買公有住房委托書上作為同住成年人簽名蓋章，故按照本市94方案售后公房確權的相關規定，何建驪符合主張系爭房屋共有產權的條件。何建國、何建慧主張何建驪在他處已享受了福利分房和福利購房的待遇，因此不再具備購買系爭房屋的資格。但經原審查明，何建驪在他處獲配公房并購得產權系因居住困難而增配，而增配房屋并不屬于重復享受福利政策，并不能因此否認何建驪主張系爭房屋共有權的資格，原審就此也做了相關闡述，援引了相關規定，本院不再贅述。
綜上，原審根據94方案售后公房確權的相關規定，確認何建驪為系爭房屋共同共有產權人之一，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維持。何建國、何建慧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實難支持。
何建國，何建慧。不服二審法院判決，向上海市高院申請再審稱：何建驪因居住困難獲得增配的房屋，故何建驪主張本案系爭房屋中的權利，屬于重復享受福利政策。何建驪并非系爭房屋的安置人員，也從未在系爭房屋內實際居住過，其只是在系爭房屋處短暫空掛戶口，原審法院認定何建驪是系爭房屋的共有產權人錯誤。何建國、何建慧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和第(六)項的規定申請再審。
高院認為，何建驪獲配本市濰坊路XXX號XXX室房屋的《住房配售單》中載明“配售房原因”為“擁擠困難，增配”，故該增配房屋不屬于重復享受福利政策。在系爭房屋購買成產權房時，何建驪作為系爭房屋的同住成年人在購買公有住房委托書上簽名蓋章,故原審法院根據在案查明事實，并按照本市94方案售后公房確權的相關規定，認定何建驪為系爭房屋共同共有產權人之一，并無不當。何建國、何建慧的申請再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駁回何建國、何建慧的再審申請。
三、案例評析
該案在2014年由徐匯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最后當事人依舊認為法院對該類問題判決不妥，并申請上海市高院再次審理。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增配房屋是否屬于公房同住人條件中的“他處有房”的范圍。增配房屋一般是指：由于原始受配房屋內引進新的戶口（子女報出生、因結婚而將戶口遷入等），房屋原有居住面積不足人均最低法定標準，而陷入居住困難的，并根據申請職工的工齡、職稱、家庭人數等情況，單位根據居民的申請，在保留居民享有原始公房的情況下，另行增配一套公有房屋，以解決該戶家庭居住困難的問題。在增配過程中，如果增配房屋面積過大，申請人需要向公房管理部門繳納相應的款項。增配房屋屬于對初始房屋的面積補充，也是初始房屋的延續，更抽象的說，增配房與初始房屋是一體的。那么增配所得房屋是否屬于“他處有房呢”。司法實務以及理論屆對此頗有爭議。而該爭議原始于2014年上海市高院民一庭關于公房的研討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房居住權糾紛研討會綜述》（以下簡稱《綜述》），在討論影響公房居住權的他處有房的范圍時，多數法官的傾向性意見認為僅指福利分房（增配除外），并引用參考2004年市高院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房屋動拆遷補償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市高院解答）：“在涉及公房拆遷中的共同居住人認定時，對“他處有房”的解釋，限定為福利性分房（增配除外）”。但是縱覽《市高院解答》全文，關于福利分房的解釋中，并無“增配除外”的表述。那么增配房屋是否可以成為福利分房的例外？審判實踐中是否有統一的適用標準？
根據實踐經驗和理論研討結果，審判實踐中對增配房屋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增配房屋不屬于同住人資格認定中的他處有房。本案是增配房屋不屬于重復享受福利政策的經典案例。且本案經過上海市高院再次明確：曾因居住困難而獲得單位增配房屋屬于對初始分配房屋的延續，并不屬于認定同住人資格案件中“他處有房”的規定，可以再次獲得他處公有房屋同住人資格。其理論依據一方面源于市高院的《綜述》“在涉及公房拆遷中的共同居住人認定時，對“他處有房”的解釋，限定為福利性分房（增配除外）”。另一方面認為增配房屋屬于對初始公房的補充、延續，其仍然屬于原始公房受配人的一部分。而獲得增配房屋的配房居民，由于獲得可售增配房屋面積較大，一般需要支付相應的對價。該對價相對增配房屋本身價格而言有可能超過當時公房的一半的價格，所以，因獲得增配所得房屋便認定他處有房，有失公平。
第二、增配房屋相對于初始房屋不屬于他處有房，但相對于其他公房依舊會被認定為他處有房。該理論的依據是對市高院民一庭《綜述》中“增配除外”含義的合理解釋。結合增配房屋的概念和性質，增配房屋本質依舊是屬于解決居住困難的困難保障公房，具有和初始房屋同樣性質的福利性。是對初始房屋的補充、延伸，和初始房屋在概念中本屬于一體，因此增配房屋相對于初始房屋不屬于他處有房，也不能排除增配房屋受配人在初始房屋中的同住人身份（滿足同住人其他條件），因此也不會被認定他處享受福利分房。本類解釋承認增配房屋屬于福利分房，但是應當排除福利分房之外，符合高院的《綜述》內涵。
第三、增配房屋屬于福利分房，屬于同住人資格中的他處有房。該觀點在司法案例也有得到印證，比如虹口法院一判決：“陳金峰、邵春英均曾獲得增配的公房，即使支付了一定價款，但仍具有福利分房性質，應認定已獲得過他處住房的事實；陳金森單位增配的公房承租人雖先登記為其母親，但該房屋分配后由陳金森一家居住使用，承租人也在之后變更為陳金森的女兒，故該房屋也應視為陳金森家庭享受的福利分房”。增配房屋是解決居民居住困難方法之一，另外一種方式為調配分房。調配是指單位收回居民原始的房屋，將該戶居民調配至面積超過居住困難標準的公房內。如果調配房屋面積超過居住困難標準，申請居民需要繳納相應的費用。在司法實踐中，因調配而成為所得公房的新受配人，如果居住不困難，應當被認定他處有房。而增配而獲得的房屋。在房屋性質上屬于公有住房，福利性上屬于單位無償配售（租金可忽略），由于增配房屋與原始房屋在分配時基于解困全部面積而言，申請人支付的價格遠低于兩套房屋，與調配所得房屋并無本質的區別。同時，獲得增配房屋后的增配房屋，在形態上和權屬均具有獨立性，與初始房屋在法律關系上并無關聯。因此增配房屋可以獨立成為新的福利分房。另外因增配所獲的房屋均可按照上海市售后公房政策將增配房屋購買成售后產權房，而購買公房本身就是享有福利性質。根據《市高院解答》第三條關于同住人資格中他處有房的定義中包含：“按公房出售政策購買的產權房”屬于福利分房，應當被認定為他處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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