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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民事行政專業委員會第319次會議原則通過《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俗稱“九民會議紀要。”其中第七章第93條對營業信托的通道業務的效力做了進一步的明確。這一規定對統一法院裁判尺度、密切對接金融領域最新監管政策、樹立正確的審判理念，尤其是“穿透式審判思維”提供了司法支持。
何謂信托公司通道業務？通道業務有時也被稱為事務管理類信托、被動管理類信托業務。事實上通道業務早期來源于資管行業的術語，并非明確的法律概念，并散件于一些監管類文件中。其中，銀監會的銀監發〔2017〕55號文《中國銀監會關于規范銀信類業務的通知》對銀信通道業務進行了定義：本通知所指銀信通道業務，是指在銀信類業務中，商業銀行作為委托人設立資金信托或財產權信托，信托公司僅作為通道，信托資金或信托資產的管理、運用和處分均由委托人決定，風險管理責任和因管理不當導致的風險損失全部由委托人承擔的行為。根據九民會議紀要第93條規定，當事人在信托文件中約定，委托人自主決定信托設立、信托財產運用對象、信托財產管理運用處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擔信托資產的風險管理責任和相應風險損失，受托人僅提供必要的事務協助或者服務，不承擔主動管理職責的，應當認定為通道業務。
由此可見，信托公司中的通道業務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前期由委托人進行盡職調查并承擔風險、由委托人決定信托的設立；中期運行過程中，信托財產的運用和處分方式等亦由委托人決定；后期待信托期限屆滿的時候，以信托財產的存續狀態交付受益人，信托公司在整個業務鏈條中并不進行主動管理。
常見的通道業務模式根據合作主體的不同，分為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基合作、銀證信合作等。
雖然通道業務在營業信托中比較常見，甚至占據了信托公司業務的高比重份額，但是通道業務也存在較大的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首先，從商業風險來看，通道業務之所以產生，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規避監管。通道業務從資方到用資方的鏈條一般比較長、往往存在多重嵌套和取利的商業模式，不僅增加了用資方最終的融資成本，而且伴隨著大量資本流向監管限制的領域，也擾亂了金融監管秩序。而這一長串通道業務鏈條中往往伴隨著不同的擔保和增信措施，一旦出現違約事由，信用風險和法律風險都將不斷升級，不利于金融市場穩健發展，所以對通道業務進行監管勢在必行。
二、 九民會議紀要中的信托公司通道業務的規定梳理
早在2018年4月，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管局聯合發布了《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俗稱資管新規。資管新規22條對通道業務進行了明確禁止：金融機構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考慮到平穩過渡、及市場承受能力，資管新規設置了一個過渡期，就是資管新規發布之日起至2020年年底。
本次九民會議紀要也緊密銜接了該資管新規的內容和原則，并對通道業務的“新老劃斷”進行了肯定，同時明確在過渡期內，對通道業務中存在的利用信托通道掩蓋風險，規避資金投向、資產分類、撥備計提和資本占用等監管規定，或者通過信托通道將表內資產虛假出表等信托業務，如果不存在其他無效事由，一方以信托目的違法違規為由請求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應當依據信托文件的約定加以確定。
就是說，在過渡期內的存量通道業務，根據九民會議紀要精神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對于過渡期以后的通道業務是否必然無效，并未進行明確規定。但是根據九民會議紀要的原則和理念，尤其是最高院民二庭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提及的 “穿透式審判思維”、“邏輯和價值相一致思維”、“審判實務中要準確把握外觀主義的適用邊界”等，再結合近年來金融監管部門的工作導向和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規定等，禁止信托公司等的通道業務已是大勢所趨。當然，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資管新規中的過渡期是否會適當延長還未可知。
三、 以案說法
理論是為了指導實踐，回歸到司法實踐中，法院就信托公司通道業務的合同效力是如何認定的呢？具體的裁判規則又是什么？筆者通過梳理涉及信托公司通道業務的判決書，發現法院的審判思路往往是與資管新規的過渡期相銜接的，比如（2019）京02民初110號案件中的裁判規則就是如此。
（2019）京02民初110號案件簡要介紹：
2017年3月13日，原告華融天澤公司作為委托人B與云南信托公司（受托人）簽訂了《信托合同》，信托資金1.66億元，即華融天澤公司支付1.66億元用于購買16600萬份信托單位份額。合同主要內容還包括受益人、信托計劃成立、終止差額補足義務、擔保條款等常見信托合同條款。同時，涉案的信托計劃還有另一個委托人A招商銀行。同日，南海創富公司（甲方）與華融天澤公司（乙方）簽訂了《操作協議》，約定涉案信托計劃以委托財產投資二級市場股票。2017年3月14日，華融天澤公司通過招商銀行將1.66億元認購資金匯入了云南信托公司制定賬戶。同日，云南信托公司宣布信托計劃成立，初始募集金額49800萬元，共計2個初始委托人。信托計劃的信托資金主要用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或已經公開發行并即將公開掛牌交易的所有投資產品、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發行的基金在當前和未來可以投資的其他所有投資品種、銀行存款、信托業保障基金，具體以信托合同約定為準。后由于二級市場股票持續低迷，無法實現委托人信托財產增值的目的，故涉案信托計劃提前終止。委托人華融天澤公司未能實現預期信托利益，故信托計劃清算完畢后，華融天澤公司向合同約定的差額補足義務人發出付款通知，要求其在付款通知發出后的7日內支付全部補足差額款和違約金，后由于差額補足發生糾紛涉訴。
該案中，作為差額補足義務人的被告抗辯理由之一就是：“本案中信托計劃的另一個委托人是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招商銀行），該行是一家商業銀行，屬于金融機構，依法不得從事信托投資，也不得從事證券交易。但是，招商銀行卻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投資信托計劃，并通過信托計劃進行證券投資。故《信托合同》和《差額補足協議》均無效”。而委托人A“華融天澤公司作為100%國有控股的國家出資企業通過信托計劃的形式違法炒作股票，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行為，且損害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故，涉案《信托合同》和《差額補足協議》是無效的。”換句話說，抗辯理由是基于信托通道業務無效的法律邏輯。
對于此點理由，法院的裁判思路是：涉案涉案信托貸款屬銀信通道業務，但是其屬于成立于資管新規發布前的存量通道業務，根據資管新規過渡期的要求設置至2020年底，該抗辯理由不成立。法院認為，“涉案信托本金來自招商銀行和華融天澤公司，云南信托公司既不主動管理信托財產，也不承擔業務實質風險。因此，涉案信托貸款屬銀信通道業務。根據當前金融監管原則，商業銀行應還原其業務實質進行風險管控，不得利用信托通道掩蓋風險實質；信托公司應確保信托目的合法合規，不得為委托方銀行規避監管規定提供通道服務。但是，涉案信托產品成立于2017年，屬于上述金融監管政策實施前的存量銀信通道業務。對于該類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18年4月27日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第二十九規定，按照“新老劃斷”原則設置過渡期，為確保平穩過渡，過渡期設至2020年底。”……該抗辯理由并不成立。
四、 總結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和九民會議紀要的規定可知，如果信托公司的通道業務是在資管新規過渡期內即2020年底之前的存量通道業務，一方以信托目的違法違規為由請求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非存在其他無效事由。
值得注意的是，“紀要不是司法解釋，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會議紀要》發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審結的一審、二審案件，在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具體分析法律適用的理由時，可以根據《會議紀要》的相關規定進行說理”。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