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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當益壯的巾幗律師

宋文績律師訪談摘要

2019年第07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6,438 次

采訪人：宋文績老師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律師恢復重建時的老前輩，我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山南二路零三招待所辦公時就認識宋老師了。非常感謝宋老師今天冒著滂沱大雨趕到上海律協，與我們一起回顧上海律師發展的歷史，談談當年創業時期的艱苦。上海律協老會長王文正每講到“動員歸隊”這個事情，總是首先提到宋老師：宋老師當時在哪一個單位工作，在一個什么場景下接到歸隊的通知，宋老師的即時表態等等，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現在我們就請宋老師來回憶一下這段歷史。

宋文績：我是1947年進入大夏大學法學院的，那時我父親因病癱瘓在床，我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我是老二，姐姐早就出嫁，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家里非常困難。家里面拼拼湊湊，勉強解決了第一年的學費。我挑起養家的重擔，白天去工作，上午去楊浦區一家小學當代課老師，下午在靜安區當家庭教師，晚上趕到住讀的學校去讀書。因為趕去學校的路程比較遠，所以我總是跑著去的。晚上看書就用手電筒照著看。在別人眼里，又要讀書又要養家，很辛苦。但我從不覺得苦，除了學業，我還負責了學校模擬法庭的工作，直到大學畢業。雖然學校規定畢業只要修滿學分即可，但我學分讀得挺多的，僅用3年半就修滿了別人4年讀的學分。我珍藏著當年的大學畢業文憑，文憑背面是1947至1950年各門課的分數，這種樣式在當年也很少見。從文憑上的記載，可以看出我因修滿學分而免交畢業論文。

大學畢業時，我已工作幾年了，因我什么工作都肯干，與一起工作的同事融合得比較好，原單位希望我繼續做下去，而面對家庭的困難狀況，我要靠這份工資維持家庭開支。我沒有其他選擇，就放棄了學校的分配，留在原先的商業公司里做倉庫保管員、采購員。我的同學有些分在檢察院，有些在法院，那個時候學校畢業是沒有人直接分配成為律師的，而我也一直沒有機會從事心儀的法律工作。

1981年的年底，王局長、沈長元兩人到我工作的光復路倉庫來，那時我正在上班，書記讓我到隔壁去一下，我就套著袖套、帶著圍裙、穿著工作鞋直接過去了。之后王局長說起這事，說第一次見到我，是著一身工作服的形象。我去了之后，王局長問我：你是1950年念法律畢業的大學生，想不想歸隊啊？當時我已經聽說了有關政策，天天在想這個問題。我父親曾是律師，他的事務所就在家里底樓，以前我也幫他做過一些類似書記員、助手的事情。后來父親生病不能工作了，我一直想繼承他的事業，但沒有機會。聽說可以歸隊，我就馬上回答：“好的，一直都想，真是夢寐以求。”王局長很坦率地說，做律師很辛苦的。我說我不怕，我在這邊的工作就是體力勞動，很辛苦，但我也不怕，什么困難都不在乎，工作辛苦是應該的，工資待遇少一點，我都沒有問題。

我那天真是開心得不得了，坐車回家時，老覺得這車開得慢，我歸心似箭，要將這即將歸隊的好消息盡早告訴我的家人。此后我就天天盼著，沒想到調動手續辦得很快，過了一個月左右，1982年的1月份，通知就來了。我去市司法局報到時，接待我的同志問我，法院、政法學院、法律顧問處愿意去哪。我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律師工作，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

那時，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在零三招待所里，主任是戴漢民，已經有王一鳴、王岷、吳善興、倪彬彬、趙珪等律師先后調入，按民事、刑事分設業務組。對于律師業務，我那時真的是一點都不懂，以前讀的六法全書也沒有實踐過。但我53歲終于當上了律師，渾身都是勁，別人還以為我只有40歲左右。

我被分在趙珪律師任組長的民事組，以民事業務為主，后來又加上經濟類型的案子。辦案子時根據需要，律師時有交叉，有些經濟案件是我與其他組的倪彬彬律師搭檔一起做的。我和倪彬彬還曾擔任兒科醫院、腫瘤醫院、中山醫院等單位的法律顧問。雖然我是在民事組，但我辦的頭一個案子，卻是與我所程律師一起辦的一件非法侵犯他人住宅的刑事案件。

趙珪律師調走以后，我擔任民事組組長。因我剛調來不久且組里有些律師從業時間比我早，甚至還有五十年代就當過律師的，他們有些想法，這也是很正常的。

我在一所辦案挺多，對工作從不挑挑揀揀，我知道自己是剛剛開始做律師，而不是一個有經驗的老律師。但我對律師工作是很有興趣的，希望每種案件都能做做，工作讓我覺得開心。我記得有次主任分配給我一個案件，當事人蠻有名氣的，但我說我不想接這類案子，而喜歡做別人不愿意接手的案子。我有時候一天要在不同法院開兩至三個庭，沒有車，我就跑著去，有時審判員看我趕得氣喘吁吁，就特別照顧我，允許我休息幾分鐘再開庭。

在學習、工作方面，我一直不服老。1986年組織律師參加第一次職稱考試時，我就已經超過年齡了，可以不考英語，但在我愛人的鼓勵和輔導下，我參加了全部考試并順利通過了考試，獲評二級（高級）律師。考前有律師從業時間的要求，我還差了一點，局領導還專門派人去法院了解了我的業務情況，自然都是好評，于是破例參與考試。還記得考前的幾天，別人都放假去看書復習迎考了，我則為代理我們律師事務所購買淮海中路房子引發的訴訟作準備。由于業主將房子賣給我所后，有3個使用人不肯走，把我們的寫字臺丟出來，使我們無法上班，因此事務所訴諸徐匯區法院，領導讓我代理此案。我記得很清楚，經過一次次開庭、調解，做了好多工作，花了很多力氣去說服他們，終于達成協議，他們去找其他住處，由我們認可后安排他們遷出。

我辦理的民事案子中，以離婚案件居多。這類案子主要是人與人的關系，特別是夫妻關系問題，雙方各說各的理，比較復雜，好多人不愿意接受委托是有道理的，我就下功夫用心去研究這類案件。于是有人開玩笑說，讓我掛塊牌子在事務所門口，專打婚姻案子。在經手的一些民事案件里，我寧愿自己多做工作，也要配合法院調解，所以調解成功率很高，用現在的話說，是促進社會和諧。不少案件的當事人互為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夫妻與鄰居等，為了公用部位的使用、為鬧離婚等，吵架、打架，都憋著一口氣。在判決之前，我總是去做大量的說服工作，啟發當事人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對工作是十分認真的，在接待當事人咨詢時，我首先仔細傾聽，當事人說完后，我馬上有反應，將他說的原原本本反饋出來，還幫他分析哪些是對案件有利的部分，哪些是不利的部分，下一步該怎么做，等等。對此，曾經有青年律師說：宋老師您這么講了以后，當事人就不用再來了。我曾要求青年學生，接手案件一定要認真，盡量記住當事人的姓名，當與其第二次見面時，要叫得出名字，這可以反映對他人的尊重、對案件的重視，當事人對律師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增加了。

曾有在法院當領導的同學問我，是否愿意來當法官，我說我喜歡當律師。雖然我們同學關系很好，我在該法院也有很多代理的案子，但我從來不去找他托關系。

如前面所述，我辦的第一個案子即非法侵犯他人住宅的刑事案件，開始我很擔心，因為之前從沒辦過，只看到過電影上的表演。我牢記一點，刑事案子不能隨意用“我”“你”，而是“辯護人”“被告人”，這好像是法律條款第144條的規定。我一直在家里對著鏡子反復練習，將較陌生的法律稱謂背得滾瓜爛熟，同時注意調整自己法庭發言的儀態。結果，在第一次開庭時還是說了一兩次“我”，為此我回去后認真總結，找出癥結所在，此后再也沒有發生這樣的失誤。我覺得我們律師應該對自己嚴格要求。

隨著辦案數量的增多，我逐步找到了訣竅：首先要吃透案件的事實，再運用法律條款，通過閱卷，把有利、不利的地方都記下來，再整理，想辦法將不利轉為有利。我們的責任是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調查要認真清楚，才有充分的發言權。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權益有哪些，通過我們律師解答咨詢，還要普法，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的法律水平。

平時我十分注意律師的社會形象，曾經有個離婚官司，原被告之間原先關系挺好的，對方的代理律師在庭上卻夸夸其談，內容低俗，超出了代理人的范圍，成了代言人。休庭的時候，我直截了當地說了自己的看法，法官也向其指出了這個問題。

我調到市第一律師事務所的時候，工資較當時大學生的標準（大約是21級，74元）還差10元左右，后來漲工資時，市司法局讓我去辦調整手續，我覺得麻煩，覺得少就少吧，沒關系的。

第一律師事務所規模最大的時候有100多人，好幾個辦公地點。現在每當聽到其他大所的介紹時，我就會聯想到當年的一所。我一直在一所執業到2001年事務所改制。期間，有關系不錯的律師出去創辦合作所，但我對自己的事務所有感情，不愿跳槽離開。

2001年，經過改制，原事務所的性質、人員、管理辦法都發生了變化， 我隨大部分退休律師轉到原一所宋小紅律師創辦的中天陽律師事務所繼續執業，后來為扶持青年律師到了豪珈律師事務所，最后律師證注冊到2013年6月份。

在執業的最后幾年里，我因匆匆走路而摔傷過腿，乘坐公交車時還因急剎車導致胸椎、腰椎受傷，經過鑒定，公交公司給予了補償。一般輕傷都不會影響我的工作。一次住院的時候，我接到法院開庭通知，醫院不同意放行，但具體案情只有我清楚，要別人替代是不可能的，我還是堅持出庭。法官對當事人說，代理人年紀大身體又不好，怎么可以一直讓人家來開庭。我馬上說，我能走的，就是樣子難看點，案情只有我知道的，我一定要來出庭。

2013年，我辦理了兩個外地案子。一個案子在蘇州虎丘法庭，通過去南匯查賬，發現有一重要證據，離時效到期僅剩一周。我就抓緊時間，立案、送委托書、閱卷、開庭，當庭就解決了， 將7萬多元欠款全部討回。第二個案子是在安徽宣城，路途遙遠，而且之前我從未去過。但這難不倒我，我就坐長途汽車、公交車，搭汽修廠便車等等，雖然過程很曲折，但我不怕辛苦，辦好了案子，感覺很欣慰。

我辦案時強調以和為貴，對親情也是如此。我父親去世的時候，弟弟只有6歲，妹妹比我小12歲，我都是盡力照顧，把他們撫養長大。我有4個兒子、4位兒媳，如果出差帶禮物，必定是兒媳每人一份，多說有利的話，多做有利的事。我對子女沒有物質上的要求，只要有“情”，大家和睦相處就可以了。

30多年的律師工作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光。1988年我所第一批老律師退休的時候，我已經超過年齡退休了，辦完手續，我就說：“這是名義上的退休，我不會離開律師崗位。”

2013年不再注冊完全退休之后，我也還在幫社區辦案子，不以律師名義，而是作為公民代理，分文不收，只要居委會出一張證明，我就可以出庭。我去過浦東新區、閘北區等好多法院擔任過社區居民的代理人，交通費我自己出。在社區，我喜歡做一些公益性質的小事，我覺得宣傳法律是我們的責任。社區里來咨詢的人比較多，居民自己過來或者電話咨詢都可以。業委會主任經常會到我家來，問我一些法律問題。現在我在家聽到有電話來咨詢，總是飛快過去接電話，其他家務事就放在一邊。如果小區鄰居需要，我可以繼續發揮法律人的作用，這比在家“買汰燒”更有意義。

每次，我都會積極參加上海律協組織的老律師活動，除了全市老律師大活動以外，還有我們老一所律師為主的分組活動。雖然組里我年齡較大，但原來負責的律師生病后，我就爽快地接過了組織活動、安排通知的擔子，我很想念已經離我們遠去的老朋友，珍惜現在每一次難得的老同事團聚的機會，與周榮華律師一起，按既定安排繼續進行，小組活動一次都沒有停頓過。雖然領取經費、場地預定、打電話通知、落實參加人員、慰問不能來參加的老同事等事務繁瑣吃力，但我非常樂意去做。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看到現在律師的執業環境這么好，我很羨慕。

采訪人：我們與宋老師從“零三”接觸到現在，無論是女律聯活動，還是老律師聚會，宋老師總是充滿熱情、活力四射，今天的回憶與感想從頭至尾充滿著正能量，可以說精氣神不減當年，不但精神矍鑠，就連高嗓門亦一如既往。

宋老師對當年家庭的變故、學號與文憑、求學與就業等都記憶猶新，尤其是對律師恢復重建時期的歸隊心切、如饑似渴、傾情投入、不計得失、熱心公益記憶深刻，談到擔任律師后辦理的第一個案件前的精心準備、退休后不取分文為建設社區和諧義務服務、處處為當事人考慮、不忘律師的社會責任等，她聲情并茂，熱情洋溢，我們在現場被這種激情深深地感染，相信后來人讀到這篇訪談，也一定會如身臨其境，領略創業時期女律師的風采，學習到前輩律師勤奮、敬業、奉獻的優良作風。

宋老師對自身要求很高，嚴格遵守時間、重視法言法語，規范執業形象。她上世紀五十年代忙于兼顧工作而啃面包趕路，因律師工作艱苦緊張而經常誤餐，啃著面包趕往不同法院開庭、閱卷或外調，被譽為“面包律師”，后期經常倒貼交通費、義務為居民服務。她多次說到“什么苦我都不怕，我就是熱愛律師工作”，聽者為之動容。由此，我們深刻理解到宋老師的人生觀、價值觀、事業心和責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