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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承租房屋（以下簡稱“公房”）征收利益家庭分割糾紛案件，近些年來急劇增多。但關于征收補償利益如何分配并無直接的法律法規依據；同時公房的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以下簡稱“同住人”）同住人僅享有該房屋的居住權，但居住權并未被我國《物權法》收錄，實踐中對公房居住權的性質和歸屬尚存在一些爭議，因此實際審判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極大。在征收利益分配制度尚不完善的大環境下，符合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在這樣疑難復雜、人數眾多的案件中，其合法權益并未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反而因其是未成年人身份而被排除、限制。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建立完善征收補償相關制度，以推動征收補償案件審理公平公正。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原告劉翠與被告劉吉系姐妹關系，二人均是原承租人劉某某的子女。被告趙某某為被告劉吉之子。系爭房屋為劉某某承租的公房，現在冊戶籍為原被告3人。系爭房屋被征收前，承租人已過世，且未選定新的承租人。趙某某的戶籍在系爭房屋內報出生。本案的爭議焦點之一，未成年人趙某某是否具有同住人資格，以及在本案件中，他是否可以獲得征收補償款？

法院的審理觀點認為：根據相關規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貨幣補償款、產權調換房屋歸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同住人共有。同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決定時，在被征收房屋處有本市常住戶口，并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況除外)，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本案的趙某某為未成年人，應當隨監護人生活，由監護人提供生活保障，本案中未成年人沒有自己的份額。可以對其監護人適當多分。

本案中法院認為未成年人應當依附于其監護人，不能獨立平等地享有同住人的征收補償份額。持有該觀點的判例并非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筆者對上海市法院裁判案例的整理、歸納和研究，在國有土地上公房征收補償的糾紛案件中，即使未成年人滿足《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細則》第五十一條[[1]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1]規定的同住人條件時，法院仍不給予未成年人同住人待遇，而是根據2004年上海市高院的研討會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房屋動拆遷補償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高院解答》）第四組問答[[2]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2]，確定未成年人沒有份額。其實對于該解答應有兩種釋義，第一：滿足同住人條件的未成年人，可以獨立享有同住人的份額，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對其承擔監護義務的人，還可以適當多分；第二：滿足同住人條件的未成年人不能獨立享有份額，僅對其承擔監護義務的人適當多分[[3]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3]。但縱觀上海各級法院的判例，第二種觀點已然成為司法裁判的主流依據。幾乎沒有法院采用過第一種觀點。而且高院在審判監督程序中從未因此而改判過，據此可以看出2004年上海市《高院解答》對未成年人份額的解釋應傾向于第二種，嚴格限制滿足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人的征收份額。

符合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人，法院不愿意公平地給其補償。可想而知，未成年人若要獲得公房同住人資格更難。從上海《高院解答》以及各類判例中可以管中窺豹，其處處設置前置條件，限制未成年人獲得同住人資格。比如該解答第四組：“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許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內居住的，一般可認定為屬于幫助性質，并不當然等于同意該未成年人取得房屋的權利份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該未成年人無權主張分割房屋拆遷補償款，除非其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其居住權并非基于他人的幫助而取得”。本條是指除按政回滬的知青子女除外，未成年人戶口在被征收房屋內且實際居住生活，往往會被法院特別列出，認為對未成年人的幫助，即使該未成年人在房屋征收時已經成年同樣不具有同住人資格。審判實踐中，法院認為如果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不在被征收房屋內的，未成年人一般就不屬于同住人資格。那么上海市各級法院嚴格限制未成年人成為同住人，或者排除具有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人的份額，法院的該類做法是否具有法律法規依據，以及法院如此判決的出發點是什么？

二、我國對于未成年人征收份額的理論與法律背景

（一）未成年人具有平等的民事權利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第十三條規定：“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以及第十四條規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未成年人具有自然人身份，“任何自然人不論其智力程度，身體狀況，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等各方面存在何種差異，皆無例外能夠享有任何私法權利，承擔任何私法義務”[[4]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4]。未成年人在權利能力上與成年人并無二致，且根據《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第三條規定[[5]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5]未成年人不僅平等地享有各項合法權益，而且應當特殊、優先保護。因此未成年人可以享有一切不受行為能力限制的權利，且未成年人的各項合法權益不能被取代、剝奪或者約定放棄，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講：“民法關于民事權利能力的規定屬于強制性規定，不允許當事人以自由意思予以排除或變更”[[6]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6]。

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在法律上唯一的區別在于民事行為能力。雖然未成年人因為精神、智力和年齡方面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民事行為能力上受到相應的限制，但是純獲利益的行為或者與其民事行為能力相適應的行為依然被認定為合法有效。如果其從事與其民事行為能力不相適應的行為，可以由其監護人代為履行，但最終的權益仍然歸屬于未成年人。同時，為保護未成年等無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能平等地享有各項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我國《民法總則》第二章第二節設置了監護制度。監護是根據法律的規定，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7]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7]。因此，監護人只有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的義務，卻無權放棄、侵害或者代替被監護人的合法利益的權利。在法律層面上，未成年人與其監護人在民事權利能力上平等且互相獨立，在行為能力上需要被監護人等社會特殊地照顧、保護。如果其他組織或個人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其監護人可以代理其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害。

（二）涉及未成年人拆遷、征收份額的法律規定。

1、行政法領域對未成年人在拆遷、征收份額方面持有平等且特殊照顧的觀點。2010年國務院出臺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及其已廢止的兩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由于我國地緣遼闊，各地征收工作均具有地域性，因此以上的規定都較為宏觀，也未單獨提起未成年人，可以推定未成年人作為自然人可以被平等地對待。上海市政府在福利分房、拆遷安置等多方面對未成年人不僅將未成年人作為獨立的自然人看待，而且特殊的未成年人會適當多給予照顧。比如在1991年出臺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已廢止）第四十五條規定：“未成年子女因入托入學等原因，常住戶口不在父母或監護人處的，拆遷時應當計入該戶口的安置人數，但不分戶安置”可知，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可以被平等的對待，即使有些不符合安置人口原則性規定的未成年人，符合該條規定的仍然可以獲得平等的補償安置。且該細則第四十六條規定：“被拆遷房屋使用人中凡已領取本市獨生子女證的獨生子女，根據建設單位房屋規格，安置時可增加二至四平方米；但獨生子女已結婚的除外”。以及2006年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面積標準房屋調換應安置人口認定辦法》（已廢止）關于引進未成年人作為被安置人口的規定等等，均可看出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未成年人有平等且特殊的照顧。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上海市政府對拆遷工作方式的調整等多方面原因，自2011年政府出臺《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細則》后，將“房屋拆遷”改為“房屋征收”。政府征收時對房屋內被安置人數以及安置人員不再認定（因居住困難而獲得托底保障對除外）[[8]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8]。征收安置補償協議上只顯示公房承租人的名字，其他同住人安置份額有其家庭內部協商解決。若家庭內部因同住人認定或份額有爭議的，可以交由當地人民法院裁決[[9]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9]。

2、司法審判領域對未成年人在拆遷、征收份額方面持限制、排除的觀點。在法律層面上，我國《憲法》《民法總則》《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等，對未成年人均給予特殊、優先保護。但在上海各級法院審判層面上，包括《高院解答》《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房居住權糾紛研討會綜述》以及各級人民法院的判例中體現出，對未成年人存在限制、排除或者由其監護人直接取代的觀點。且在實際審判存在自相矛盾的觀點，比如，在80-90年代，當時的未成年人與其父母共同享受過福利分房或者公房拆遷安置的，法院會認定當時的未成年人已經享受過福分房或者作為同住人被安置過，根據高院規定“不能重復享受福利政策”的分配的原則，當時的未成年人現已成年，但已無權利再在他處公房內享受征收補償利益；在今天，與其完全對立的觀點是，符合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人在公房征收中，卻也能獲得同住人應有的安置補償。那么上海市各級法院為何在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情況下，要嚴格限制未成年人成為同住人或者限制其份額呢。而且這種觀點一直持續至今，還有可能繼續持續下去。

三、探究未成年人不享有征收份額的原因

上海市各級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在征收補償中應享有的份額的判決，雖然沒有法律法規的依據，但是均參考且適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04年作出的《高院解答》第三組問答的觀點。那么《高院解答》的理論依據何在。唯有找到原因，才能更好地規范未成年人在征收補償中應有的權益。

（一）公房居住權問題。

1、公房居住權并非法定權利。公房是我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國家為解決職工生活居住的一項福利性住房政策，公房的產權屬于國家，公房的居住使用權（或稱為居住權）屬于承租人和同住人所有。根據高院對居住權的解釋：公房居住權不是一種物權，它區別于羅馬古典法時期的役權，且未被《物權法》入編”[[10]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10]。因此很多法院便據此認為，居住權是一種居住利益，并非一項法定權利。而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具有法定撫養義務，對未成年人的居住問題同樣需要其一并解決，而并非用被征收房屋的補償款予以解決。比如（2016）滬02民終4384號判決認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雖然沈某某的戶籍報出生于系爭房屋內，但是對于該未成年人的居住生活等負有撫養義務的，首先系其父母作為監護人理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故未成年人的居住問題，應由其監護人解決。系爭房屋被征收補償安置對象沈某，負有監護未成年人的義務，故酌情給予其適當多分了相應的補償”。本文作者認為承租人和同住人對公房的居住權確實不同于普通的用益物權，這種居住權是屬于可以對公房“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當然，處分權會受到一定受限）”的權利，若非區別于公房的性質，其與私房所有權在財權權益方面并無差異，可以稱為“準所有權”。另外在 2006年《 物權法（草案）》（ 五次審議稿 ） 刪除居住權的原因，并非因為居住權的性質不屬于物權，“而是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研究認為居住權制度的適用范圍很窄，居住權糾紛多發于親屬朋友之間，可通過婚姻法、合同法等救濟渠道加以解決”[[11]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11]。因此居住權并非僅僅是一項居住利益，而且該項居住權應當有承租人和同住人共同享有，未成年在享有權利方面也應當被同等地對待。

2、居住權差異化對待。雖然并無法律法規細化征收補償利益分配問題，但上海市《高院解答》第九組問答同樣回答了該問題：“承租人、同住人之間，一般遵循一人一份、均等分割的原則取得拆遷補償款”。但是該觀點似乎將未成年人遺忘了，或者法院審判中顯然并未參考該意見，而是適用《高院解答》的其他規定，排除、限制或者取代未成年人的權利。但是無論法院賦予居住權何種名義，比如居住利益，作為自然人的未成年人都應當平等地享有，且應當受到法院等司法機關的特殊保護，但實踐中并非如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被征收公房內有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時，該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僅可以分的征收補償份額，而且還可以被照顧，適當獲得多分，此時法院對行為能力和監護人問題，卻閉口不談。

（二）裁判規范方面的原因。

1、現行立法簡約粗放，適用性差。

從法律層面上，法院判決書引用的參考條款為《物權法》第九十四條：“按份共有人對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按照其份額享有所有權”，但該條對認定同住人以及如何分割征收份額，并無關聯性。

從上海市法規層面上，法院判決的依據可能是《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細則》第四十四條和第五十一條，雖然該條文規定了公房征收補償利益歸屬承租人和同住人，以及認定同住人的原則，但是該規定比較寬泛，適用性差。

因此，為了解決公房征收補償利益分配審理問題，各地高院往往制定一些審判參考性文件、內部會議和常見糾紛問答等，以便本地區法院參考使用。但高院制定的各類參考文件時，制作程序簡單、缺乏論證，往往存在違反上位法，或自相矛盾等問題。比如《高院問答》中對未成年人份額解答中“對在公房內居住的未成年人實際承擔監護義務的人，可以就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款適當多分”明確未成年人在征收中不享有份額。然而在1998年之前，當時的未成年人名字出現在福利分房調配單上或作為公房拆遷的被安置人時，法院往往認定他們已經享受過福利分房或者享受拆遷安置利益。如此自相矛盾的觀點，卻很受法官的青睞。

2、司法審判觀點與政府安置補償政策不統一。

上海市政府對房屋的拆遷安置或征收補償，考慮更多的是社會效果，盡可能保障被征收戶的合法權益，解決被征收戶的整體居住利益，因此政府會盡可能多一些補償該戶居民。法院審理案件時解決的是家庭內部矛盾，家庭成員之間的利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為平衡家庭成員間矛盾沖突。未成年人的利益自然要適當妥協。因此法院審判觀點和政府的政策沖突較大，尤其在“他處有房”、“居住困難”等概念上，都不完全相同。法院認定他處有房的理解為：他處無福利分房，無年限限制；政府認定他處有房一般是指五年內，名下無任何房屋。在遇到沖突時，法院審判觀點無法統一，又無直接的法律法規調和之間的矛盾，因此審判實踐中法官自由裁判權極大，對未成年份額認識和判斷自然會做出不同的判決。同時征收裁判規范不健全使得法律法規適用不統一，這也是造成同案不同判現象的重要原因、

（三）傳統觀念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法律上，公房承租人和同住人雖然僅有居住使用權。但實際上，根據公房的來源、實際居住等情況，其中部分長輩承租人或同住人會被認定為該房屋的“所有權人”。而晚輩的未成年人們一般對被征收公房來源沒有任何貢獻、不實際居住、戶口報出生式的空掛，因此未成年人不能和其他同住人具有平等分割權利。其次、未成年人一般隨其父母等監護人居住、生活，其對被征收房屋依賴較小，如果其父母能解決居住問題，那么不獨立居住、生活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附帶被解決，所以法院在審查該類案件時，為了平衡復雜的家庭矛盾和利益，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就會判決未成年人依附于其監護人，只對其監護人適當多分，但其本人不能獨立享有份額。盡管法院作出的裁判結果，勉強可以接受，但其裁判理由嚴重違反上位法規定。因此，法院可以因未成年人未實際居住、對房屋無貢獻等其他原因，而認定未成年人因不符合同住人資格而不享有份額或者符合同住人資格而應適當少分；但絕不可因為該同住人是未成年人而對其不予分配。

四、規范未成年人征收份額的對策研究

從目前司法判例研究看，對未成年人可以享有公房征收補償份額的觀點并未得到法院的普遍認可，但此處應當分別看待，有的案件因為未成年人本身確實不符合同住人資格，或者符合同住人資格但是應當屬于少分的情形，應當適用同住人資格認定標準，判決其應當享有相應的份額，此種觀點應屬合理；而有的案例，未成年人完全符合同住人的條件時，而法院卻對未成年人的份額就隨意限制、剝奪，確屬不合理。但更好地規范未成年人的征收份額，必須要完善征收補償分割的法律法規等法官裁判理由的系統性工程，未成年人僅屬于其中一欄，征收補償案件屬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問題。因此，研究未成年人征收利益份額的合理性，也就是要規范和完善征收利益分割的制度和裁判觀點。筆者認為要完善征收補償分割制度，應當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及時公布指導性案例以統一裁判尺度。

1、完善征收補償的法律法規制度是規范法官裁判案件的前提。法律法規是法官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據。首先、在征收補償共有糾紛案件中，因為沒有統一的法律法規依據，在面對疑難復雜、人數眾多又具有歷史性難題的征收案件時，法官往往僅根據自己對案件的理解、判斷而做出裁定，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極易引起一方當事人對案件實體正義的懷疑，以及對裁判結果不滿，當事人往往會選擇上訴或再審。因此，在制定法規政策時，首先要在符合憲法、法律法規等上位法的前提下，可以較為細致地規范、確定承租人和同住人的利益分配方式。其次、參考房屋的公房歷史性、房屋來源、實際居住、在冊戶口、他處有房、經濟條件等情況綜合考量、平衡符合同住人資格的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作為未成年人的同住人，根據其對被征收公房的以上因素，公平公正地規范其應當享有的利益。不必將未成年人作為特殊的主體對待，可以不適當照顧，但是絕不可以特殊地排除、限制。

2、各地高院可以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合理、合法且“非具體應用法律性”問題的指導性文件，是統一裁判尺度的關鍵。法律法規制定需要嚴格程序，一般耗時較長。而且房屋征收法律法規一般具有地域性，適用范圍較小，因此在出臺完善的法規政策之前，各地高院可以在其職權范圍內，依據被征收房屋的性質、難點、焦點以及疑難問題，并按照相對嚴格程序制定既符合上位的規定，又具有可適用性的非法律適用性的審判指導文件。同時向司法機關、社會組織、專業行業等征詢討論其裁判指導文件的合法合理性問題，在相當程度上符合法律規范的整體性與合法性。但絕對不可以高院組織各區法院法官，內部召開一次會議，且并未經過嚴格的程序論證、討論，也未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更未經過相關專業領域的論證討論，就形成了“統一裁判口徑”。如此以來司法裁判觀點前后不一，同案不同判現象更加嚴重，同時社會喪失了對司法的知情權，老百姓對司法不公的積怨更深。同時，省高院及其下級法院在遇到征收疑難和復雜問題，且屬于適用法律的問題時，可以逐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要求高院給出參考性意見，方便法官對類似案件的審理工作。因此需要制定統一且完善的法規制度，相關輔助性法律文件，以規范法官的裁判尺度，平衡征收補償利益分配。未成年人的份額才能在征收整體制度合法、合理的前提下，獲得更合適的補償。司法裁判也將會進一步減少因對法律、法規、法律性問題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現象。

3、及時公布征收補償方面的指導性案例是統一征收法律適用的先導。雖然指導案例在司法理論領域廣泛討論其效力性、適用性問題，但在司法實踐中指導案例卻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引作用。律師、法官等法律從業人員在辦理案件時，遇到新問題和爭議性較大的法律問題時，往往具有檢索類似先例的習慣，并參考以往法院法官對相同案例、相同法律適用的觀點。而且優質的指導案例比法律法規更具有及時性、實用性等優點。因此上海市高院在征收審判中對新問題，爭議性大或者疑難性問題點上，可以搜集本地區受案法院裁判方法得當，裁判結果正確的案例，并報請最高院將該類案件最為指導性案例公布。各級法院在裁判類似問題時遵循指導性案例中的指導規則。指導性案例可以表明最高院以及高院對該類問題的觀點，具有及時高效的特點，可以更好地指導法院的裁判工作。

（二）構建征收法律職業共同體，推動房屋征收審判工作的良性發展。我國廣義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主要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研究者、仲裁員，公司法務以及所有法律職業從業者。但司法實踐中，對于法官、檢察官、律師屬于典型的法律職業，并構成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核心并未有異議[[12]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12]。司法審判中的角色不同決定了思維方式多樣化。法官始終處于公平、公正的審判者角度，力求每一個案件能夠實現司法審判的社會效果與法治效果的有機統一；專業且滿腹經驗的征收律師為實現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不斷切換原被告身份，深知司法審判中的相關制度和判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對未成年人等應當享有或者不應當享有征收份額的理論和實踐觀點非常充實；檢察官在民事、行政案件中處于審判監督的角色，審查民事案件在法律實體適用和程序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最大限度維護司法的公正和權威。因此需要建立征收法律職業共同體交流機制，現實角度互補。因此法律職業共同體可以對法律爭議性問題實現合理性統一、疑難性問題對論證研究、特殊性問題合理性解決方案等多方面、多角度不斷交流溝通，以健全完善征收法律法規，實現法規統一適用，規范法官裁判尺度，并可以減少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多角度化解社會矛盾，減少訴訟糾紛，進而推動征收司法審判工作的良性發展。

（三）樹立正確的裁判觀念和科學的裁判思維，實現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1、樹立正確的裁判觀念。公房是特定歷史背景下，單位分配給員工家庭使用的房屋，員工及其家庭成員均不享有產權，僅有居住使用權。只有在出售或者被征收時，該房屋的居住利益才會轉化為財產利益，而且征收補償利益不僅僅是對評估價格的補償，其包含多重獎勵補貼，法律性質以及歸屬爭議較大。因此，裁判分割該類房屋的征收利益時，不僅法律層面上屬于疑難復雜，而且具有較強的家族屬性。同時該類糾紛涉及人員較多，多為近親屬之間的矛盾。因此法官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在符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以化解家庭矛盾而目的，平衡各同住人之間的利益（以戶口為基礎，參考房屋的來源，居住困難、經濟困難、他處有房等）為基礎，有效地實現司法效果有社會效果的統一。

2、科學而統一裁判思維。科學而統一的思維是指導法官正確進行法律思維，從而公正裁判案件的工具，也是保證法律統一適用、避免同案不同判的關鍵[[13] http://mc.lawyers.org.cn/bc/committee/#_ftn13]。而各地房屋征收補償利益分割案件，在尚無法律法規規定的前提下，法官的裁判思維不同以及對法律關系對理解不一，是造成目前同案不同判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加強對法官裁判思維的培訓，將裁判思維統一到法律思維的層面上，避免對避開法律規則而直接適用原則的現象，另外加強法律思維的教學工作，我國法學教育重研究，輕實踐，而司法審判中以實踐為主，研究為輔助。因此調整法學教育的方法，重點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和案件分析能力，以便能更好地從法律上處理矛盾糾紛。

五、結論

在公房征收利益分配案件中，符合同住人資格的未成年人不應因其民事行為能力而受限或者由其監護人代為受配，而應當依據該未成年人對房屋具體貢獻、實際居住、他處房屋、戶口等綜合情況，認定其征收利益份額。由于征收利益分割案件疑難復雜，爭議性問題極多，且無法律法規直接規定，也無足夠的指導性案例，法官在審判中自由裁量權極大。每位法官的裁判思維以及方法不同，法律不統一適用成為常態。同時也要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因此需要對征收補償利益分配出臺統一法律法規，公布相應的指導性案例，以規范法官的裁判尺度，形成統一的法律思維和正確的裁判觀念，盡量減少因法律不統一適用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現象。由于審判實踐中，不斷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構建征收法律職業共同體，加強疑難案例研討和交流，不斷彌補征收案件中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