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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最新實踐

2019年第05期    作者:文│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閱讀 8,177 次

《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為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以在國際間流通開通了渠道。我國法院作為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的受理和執行機構，承擔著正確解釋和適用《紐約公約》的國際義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全國各地相關法院嚴格依據《紐約公約》開展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工作。2019年3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協外認1號”民事裁定書，根據《紐約公約》承認和執行一份大韓商事仲裁院作出的裁決書。法院在該案中對《紐約公約》和我國2018年以來相關仲裁司法審查新規作出的理解與適用值得仲裁業界予以關注。

 

一、案件背景

2017年4月13日，大韓商事仲裁院就利奇食品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利奇會社”）訴元春秋的糾紛作出第16113-0017號仲裁裁決。根據該裁決，元春秋應向利奇會社支付：1.損害賠償金495,000,000韓元（折合人民幣約2,950,695元）；2.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全部還清之日的延遲損害金（按年6%利率計算）；3.仲裁費13,115,000韓元（折合人民幣約78,178.52元）。因上述裁決已經生效且元春秋不履行義務，利奇會社向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天津一中院”）申請承認和執行該仲裁裁決。天津一中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查，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詢問。

二、當事人申請不予承認和執行裁決的理由

元春秋請求不予承認和執行第16113-0017號仲裁裁決，其提出如下理由：

（一）大韓商事仲裁院沒有管轄權，其越權管轄構成《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丁）項應不予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情形

元春秋與利奇會社之間的主特許經營權合同中僅約定了可根據韓國法律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爭議，并沒有約定由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具體的仲裁機關進行仲裁，不能推斷出大韓商事仲裁院有管轄權。雖然仲裁裁決中特別描述了管轄權問題，但其表述牽強且與事實相悖。

（二）仲裁庭未予當事人指派仲裁員之適當通知，構成《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乙）項應不予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情形

大韓商事仲裁院并未就選定仲裁員的程序事宜向元春秋適當通知，其在首次向元春秋送達的仲裁文書中即直接確定由獨任仲裁員審理，缺失了通知當事人約定選定仲裁員程序和進行該程序的必要步驟，嚴重違反了《韓國仲裁法》第十一、十二條的有關規定。

（三）2016年8月9日之前的所有仲裁程序，均濫用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構成《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丁）項應不予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情形

仲裁庭于2016年8月9日召開庭前會議時方確定仲裁程序遵循該國際仲裁規則，2016年8月9日之前的相關仲裁程序均屬于違法。

（四）仲裁庭的組成嚴重違反《韓國仲裁法》，同時也違反了其適用的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構成《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丁）項不應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情形

大韓商事仲裁院直接確定由一名仲裁員審理，違反《韓國仲裁法》中，對于如果沒有約定，仲裁員的人數應為三人的強制性規定，而獨任仲裁庭仲裁也違反了其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根據該仲裁規則，標的額在兩億韓元以下的才可以獨任仲裁，而本案是十億韓元的爭議，不適用獨任仲裁。

（五）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將與我國的公共政策相抵觸

大韓商事仲裁院的仲裁剝奪了我國仲裁機構的管轄權，侵犯我國司法主權。案涉仲裁裁決是薩德事件下韓方在司法領域直接限制我國商人合法權益、間接危害我國公共安全之典型事件。大韓商事仲裁院違反《韓國仲裁法》強制性規定，任意組成仲裁庭的行為，將直接損害中方整體的權益，足以影響我國根本性社會公共利益。

三、天津一中院的審查意見

根據元春秋提出的拒絕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的理由，天津一中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1.案涉仲裁條款是否有效，大韓商事仲裁院是否具有管轄權；2.元春秋是否收到了指派仲裁員或仲裁程序的適當通知；3.仲裁庭的組成及仲裁程序是否符合韓國法律規定；4.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是否違反我國的公共政策。

（一）關于仲裁條款是否有效，大韓商事仲裁院是否具有管轄權的問題

元春秋與利奇會社在涉案《主特許經營權合同》第19-2條約定：“雙方發生與本合同有關的糾紛、分歧、異議或違約事項時，可通過友好協商進行解決。如協商未果，可根據大韓民國法律通過貿易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該約定體現出雙方通過仲裁方式解決未來爭議問題的意思表示是明確的。《韓國仲裁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仲裁合意”是指，無論是否為合同上的爭議，關于一定的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已經發生或者將要發生的爭議的全部或者部分，當事人之間希望通過仲裁解決的合意。而《韓國仲裁法》并未規定如果仲裁機構約定不明確，會導致仲裁合意或仲裁條款無效的后果。因此元春秋以仲裁機構不明確為由主張仲裁條款無效不符合《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項規定的情形。根據《韓國仲裁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仲裁庭可以關于自身的權限以及與之相關的仲裁協議的存在與否或者有效性提出的異議作出決定。本案中，大韓商事仲裁院依據韓國法對于案涉仲裁協議的效力已經作出決定，并詳細論述了決定理由。而元春秋并未舉證證明該決定存在違反韓國法的證據，據此，天津一中院認定案涉經營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為有效。

（二）關于元春秋是否收到了指派仲裁員或仲裁程序的適當通知的問題

第16113-0017號仲裁裁決“仲裁程序的進行經過”部分寫明了仲裁審理的各項程序進程，其中包括各項通知的發送情況及當事人的回復情況。其中顯示，大韓商事仲裁院根據其國際仲裁規則，在2016年5月13日發給元春秋的通知中，明確告知案涉仲裁由仲裁員一人審理，元春秋可與利奇會社協商確定獨任仲裁員人選，在雙方沒有選擇仲裁員的情形下，秘書處于2016年7月8日通知元春秋指定仲裁員的情況。元春秋及其委托的訴訟代理人全程參加了仲裁程序，在仲裁案件中并不存在影響其申辯的情形，應認定大韓商事仲裁院已經進行了適當通知。至于獨任仲裁庭的組成以及國際仲裁規則的適用是否符合韓國法律，屬于《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丁）項規定的不予承認和執行的情形。在元春秋已經收到仲裁各階段的相應通知，并全程參加了仲裁程序的情形下，其主張案涉仲裁裁決存在《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乙）項規定的情形，天津一中院不予采納。

（三）關于仲裁庭的組成及仲裁程序是否符合韓國法律規定的問題

《韓國仲裁法》第十一條（仲裁員的人數）規定：“①仲裁員的人數通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確定。②不存在第1項的合意的，仲裁員的人數為三人。”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第11條規定：“根據本規則的仲裁案件，原則上由獨任仲裁員進行審理。但是如果各方當事人商定要通過三名仲裁員進行審理或者秘書處考慮當事人的意向、爭議金額、爭議的復雜性等因素認為由三名仲裁員進行審理比較合適的，可決定由三名仲裁員進行審理。”上述《韓國仲裁法》與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在仲裁庭的人數規定上略有不同，但《韓國仲裁法》并未禁止獨任仲裁庭的存在，因此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應認定為是強制性規定。實踐中，每個仲裁機構都制定有自己的仲裁規則，規定相應的仲裁程序。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第3條第①項2規定，當事人通過書面合意同意根據仲裁院的裁決來解決爭議，而相關仲裁又屬于國際仲裁時，適用該國際仲裁規則。大韓商事仲裁院于2016年5月13日發送給元春秋的通知中，也已經明確表明案涉仲裁案件將適用該國際仲裁規則。而進一步根據《韓國仲裁法》第二十條第②項規定，當事人不存在確定仲裁程序的合意的，仲裁庭可以依據本法以適當的方式開展仲裁程序。在此情況下，仲裁程序應優先適用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大韓商事仲裁院根據案件情況決定由獨任仲裁庭進行審理，符合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不應認為此種決定違反了《韓國仲裁法》的規定。另一方面，在獨任仲裁庭組成后，元春秋向仲裁庭提交了相關意見及證據材料，并出席了仲裁庭審，其已在仲裁審理程序中充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間元春秋從未對仲裁庭的人數提出過異議。因此，在仲裁裁決作出后，元春秋以仲裁庭人數問題作為拒絕承認仲裁裁決的理由依據不充分，故天津一中院對此主張不予支持。

（四）關于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是否違反我國公共政策的問題

仲裁庭審理的是雙方當事人有關餐廳特許經營合同項下的爭議，屬于典型的商事糾紛，并未涉及公共安全問題。當事人約定將爭議提交仲裁解決，仲裁庭對雙方爭議擁有裁判權，當事人亦尊重并履行仲裁裁決結果。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并不存在違反我國的基本法律制度、損害我國根本社會利益、違反我國公共政策的情形。故元春秋的該項主張不能成立，天津一中院對此亦不予支持。

在上述認定意見基礎上，天津一中院認定元春秋提出的理由不構成《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所規定的拒絕承認與執行的情形，且案涉仲裁裁決也不存在《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拒絕承認與執行的情形，故對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的第16113-0017號仲裁裁決的效力予以承認，并根據利奇會社的申請，依照《紐約公約》的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五百四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仲裁司法審查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我國加入的＜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第三條、第四條規定，裁定承認和執行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的第16113-0017號仲裁裁決。

四、簡要評析

本案是一宗申請承認和執行韓國仲裁裁決的案件。天津一中院在本案中對《紐約公約》作出的理解與適用有以下兩點值得關注：

（一）關于仲裁協議效力的法律適用

在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件以及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時，均可能涉及對涉外仲裁協議效力作出審查認定的情況，但該兩類案件在認定準據法方面適用的沖突規范是不同的。就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請確認涉外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而言，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我國的沖突規范對準據法作出認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仲裁法解釋》”）第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法律適用法》”）第十八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四條的規定，在人民法院審理的確認涉外仲裁協議效力案件中，確定準據法的原則是：1. 當事人約定適用的法律；2. 仲裁機構或仲裁地法律；3. 法院地即我國內地法律。

在適用《紐約公約》對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進行審查時，同樣可能涉及到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問題。根據該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項“第二條所稱協定之當事人依對其適用之法律有某種無行為能力情形者，或該項協定依當事人作為協定準據之法律系屬無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為準時，依裁決地所在國法律系屬無效者”的規定，在審查是否應當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時，如果涉及對仲裁協議效力的審查問題，確定準據法的適用原則是：1. 當事人的屬人法（對當事人的行為能力作出認定）；2. 當事人選擇的法律；3. 裁決地所在國法律。

上述兩類案件在確認準據法方面最大的區別是在人民法院受理的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件中，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適用的法律，也沒有約定明確的仲裁機構和仲裁地，人民法院應當適用法院地法律即我國內地的法律對仲裁協議效力作出認定。而根據《紐約公約》的規定，在當事人沒有選擇仲裁協議效力準據法的情況下，應當根據裁決地所在國的法律對仲裁協議效力作出認定，而且由于仲裁裁決已經作出，因此裁決地一定是明確的。為避免出現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在適用《紐約公約》審查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中，當涉及對仲裁協議效力認定時錯誤適用《仲裁法解釋》第十六條或者《法律適用法》第十八條規定而沒有按照《紐約公約》的規定確定準據法的問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仲裁司法審查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稱“《司法審查若干規定》”）第十六條對該問題予以了明確，即人民法院適用《紐約公約》審查當事人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時，被申請人以仲裁協議無效為由提出抗辯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該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項的規定，確定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應當適用的法律。在本案中，天津一中院正是援引前款規定確定涉訴仲裁協議效力的適用法律為裁決作出地法即韓國法律。

值得關注的是，若一方當事人在另一方當事人在境外提起仲裁之前或之后向中國法院提起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訴訟，此時中國法院在確定該仲裁協議效力準據法的沖突規范仍為《仲裁法解釋》第十六條或者《法律適用法》第十八條，即仍可能會存在適用法院地法即中國法認定仲裁協議效力的可能。根據前引本案仲裁條款的內容，其并未明確約定仲裁協議效力準據法，也未約定仲裁機構和仲裁地，故若相關當事人在境外提起仲裁之前或之后向中國法院就該仲裁條款提起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訴訟，則中國法院很有可能會依據中國法，以該仲裁條款未明確約定仲裁機構為由確認其無效。而若該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在仲裁裁決的承認執行階段再次被提及時，就會出現前述沖突規范與《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項的規定存在沖突的可能。這種情況在“Castel公司向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澳大利亞仲裁裁決一案”中已經出現，但彼時《司法審查若干規定》尚未實施，加之該案的特殊情況，使得中國法院即使在該案中不適用《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項的規定，亦不影響其最終裁定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但從規范意義上看，在《司法審查若干規定》已經實施的情況下，就在外國裁決的承認與執行階段，當被申請執行人對未明確約定仲裁協議效力準據法也未約定仲裁機構和仲裁地的涉外仲裁條款的效力提出抗辯時，除前述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內容外，我國法院可能還需進一步考慮是否存在在先的確認仲裁協議效力訴訟、該訴訟的結果與境外仲裁庭管轄權決定/裁決之間的關系、當事人在境外仲裁程序中應訴的實際情況等因素，并輔以違反公共利益除外、禁止反言等原則綜合作出判斷。

（二）關于仲裁規則與仲裁法之間的關系

本案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與《韓國仲裁法》之間關于仲裁庭人數的規定沖突。如前引案情部分所述，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項下的仲裁案件原則上由獨任仲裁庭審理，但當事人約定由三名仲裁員審理，或秘書處在考慮當事人的意愿、爭議金額、爭議的復雜程度以及其他因素后認為應由三名仲裁員審理的，可決定由三名仲裁員進行審理；而《韓國仲裁法》第十一條則明確規定，除非當事人明確約定，仲裁庭的人數應為三人。

就仲裁規則與仲裁法的關系而言，仲裁規則是規定如何通過仲裁的方法解決當事人之間爭議的程序性規則，仲裁適用的規則既可以由當事人約定，也可以由仲裁機構或者相關的國際經濟貿易組織制定，仲裁規則的本質是契約性，僅在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情況下對相關當事人或者仲裁機構（庭）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當事人也可在不違反相關國家有關強制性法律規則的情況下對他們選擇適用的仲裁規則進行修訂；國家的仲裁法所規范的是在該國境內進行的一切仲裁活動，無須當事人對此做出選擇。實踐中，仲裁法與仲裁規則之間互為重要補充，如果當事人或者仲裁規則未能對爭議事項作出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可以通過相關國家的國內仲裁立法加以補充與完善；反之，如果仲裁法對于仲裁程序事項未能作出具體規定的，相關仲裁規則可以對其進行進一步細化和明確，只要該等規定不違反仲裁法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或與仲裁地的公共政策相沖突。

在《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丁）項的語境下，如果主張不予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一方僅提出由于當事人商定適用了其他程序規則，進而導致仲裁庭的組成或程序不符合仲裁地的法律，則該等主張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事實上，類似的情況曾出現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處理的一宗承認和執行大韓商事仲裁院裁決的案件中。在該案中，雙方當事人明確選定了大韓商事仲裁院作為仲裁機構，在此情況下，法院認定仲裁程序應優先適用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故即使存在仲裁規則與《韓國仲裁法》關于仲裁庭人數存在不同規定，大韓商事仲裁院根據案件情況決定本案由獨任仲裁庭審理，符合其國際仲裁規則的規定，不應認為此種決定違反了《韓國仲裁法》的規定。

然而，本案與前述案件不同的關鍵點似在于選擇大韓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本身是否可以被推定為是雙方當事人合意選擇的真實意思表示。僅從案情披露的仲裁協議內容來看，雙方當事人似乎并未明確選定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作為仲裁機構，也未明確約定適用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故對于該規則的適用，以及當事人間是否形成了關于仲裁庭組成方式的合議存有一定疑問。退一步說，在當事人之間未就仲裁庭的組成明確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即使仲裁機構要對此作出決定，其也應當盡可能遵從仲裁地的法律。事實上，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仲裁規則第三條第②款規定：“如本規則與仲裁程序適用的法律強制性規定相抵觸，應優先適用法律強制性規定。”而從《韓國仲裁法》第十一條的文字內容來看，如未有證據顯示當事人間就仲裁庭人數達成合議，則該條關于仲裁庭應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規定是否屬于針對在韓國進行的仲裁程序的強制性規定，實際上也存在一定的解釋空間。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本案仍然存在“禁反言”原則的適用空間，即在獨任仲裁庭組成后，元春秋向仲裁庭提交了相關意見及證據材料，并出席了仲裁庭審，其已在仲裁審理程序中充分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間元春秋從未對仲裁庭的人數提出過異議。可能也正因如此，上述大韓國際商事仲裁院國際仲裁規則與《韓國仲裁法》之間關于仲裁庭人數的沖突問題并未致使法院作出涉訴仲裁裁決違反《紐約公約》第五條第一款（丁）項規定的結論，但該問題本身仍然值得仲裁理論界和實務界予以關注和探討。

五、結語

《紐約公約》為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得以在國際間流通開通了渠道，《紐約公約》吸引了眾多成員國并得到了普遍尊重，在全球樹立了國際條約的典范。我國法院作為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的受理和執行機構，承擔著正確解釋和適用《紐約公約》的國際義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全國各地相關法院嚴格依據《紐約公約》開展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工作，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我國法院對《紐約公約》規定的司法審查權的理解和適用成績顯著。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在1998年到2017年的208起申請承認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中，141件得到承認和執行，40件不予承認和執行，8件部分承認，19件撤回申請。2013年至2017年間的138起申請承認執行案件中，不予承認和執行的僅為17件，比例下降到12.32%。與之相應的，盡管由于《紐約公約》成員國如此廣泛，致使鮮有國家依據互惠原則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法院在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方面的積極實踐，或多或少也對外國法院依據《紐約公約》承認和執行中國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產生了積極影響。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在適用《紐約公約》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過程中，法院需要在充分尊重仲裁法律制度發展規律的同時，兼顧履行鼓勵和支持商事仲裁發展的國際義務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因為法律制度是不斷發展的，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院是脫離本國利益而僵化地適用法律的。本案中出現的上述兩個問題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說，《紐約公約》在中國內地的適用過程為我們關注國際商事仲裁的本土根源和理論提出了新的命題，這一命題的作答人不僅僅是人民法院，包括仲裁機構、律師、立法部門、科研單位等在內的全體仲裁法律共同體同樣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