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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仲裁是由當事人合意排除司法管轄、將特定糾紛提交指定仲裁機構解決的爭議解決方式，具有自主性、高效性、便捷性、保密性等特點，已成為當代社會解決民商事糾紛的主要途徑之一。 [1] 仲裁與訴訟的最重要區別之一在于仲裁是由當事人共同選擇的糾紛解決方式。仲裁協議作為仲裁的基礎，集中體現了當事人自主選擇仲裁的一致意思表示，是當事人排除司法管轄、接受仲裁的依據，也是仲裁機構行使管轄權的前提。如果沒有仲裁協議，仲裁機構則會喪失受理案件的合法性。在實踐中，最為常見的仲裁協議是在各類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 [2] 關于仲裁協議的效力，一般而言，作為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體現，仲裁協議的效力僅約束簽字的合同當事人，而不能擴張至仲裁協議之外的主體。
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民商事法律關系日益復雜，合同履行往往分為多個階段、涉及到多方當事人，糾紛也不再僅局限于仲裁協議簽字的當事人之間。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非仲裁協議簽字人也極有可能卷進糾紛。特別是在關聯合同 [3] 中，經常出現主合同/原合同約定仲裁協議，但從合同/補充合同卻未約定爭議解決條款的情形。在此情況下，仲裁協議的效力能否擴張至從合同/補充合同當事人，將成為管轄上需首要解決的問題。
筆者近期處理的一起仲裁案件也面臨類似情形：A公司與B公司簽署《股權轉讓框架協議》，約定未來將由A公司或其子公司a公司受讓B公司持有的目標公司股權。后由A公司與B公司又進一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亦約定由A公司或其子公司a公司受讓的具體事項，并約定了仲裁條款。在合同履行過程中，A公司、a公司與B公司又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但卻并未約定任何爭議解決條款，也未做出“本補充協議未涉及事宜一律適用《股權轉讓協議》”的表述。各方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補充協議發生爭議后，A公司與a公司遂提起仲裁，但B公司抗辯認為，補充協議中本身并無仲裁條款，而a公司又非《股權轉讓協議》中仲裁條款的簽字方，因此并非適格主體，無權參加仲裁。該案中《股權轉讓協議》的仲裁條款效力能否及于《補充協議》之當事人a公司，本質上也是特定情形下仲裁協議的效力能否擴張的問題。
然而，針對關聯合同之間仲裁協議效力能否擴張的問題，從法律規范的層面來看，我國現行《仲裁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未作出規定；從法學理論的層面來看，國內外學界對此一直存在著限制論、支持論兩種觀點；從法律實踐層面來看，我國各地法院、仲裁機構對此存在著不同的認定方式和裁判思路。正因為法律規范的缺位、法學理論及法律實踐的不統一，使得該問題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價值與意義。因此，本文將結合法學理論與司法判例，對關聯合同之間仲裁協議的效力擴張問題進行探究。
二、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相關理論
仲裁協議的效力擴張是隨著民商事交往發展而不斷發展的。法學界對仲裁協議的效力能否擴張的問題一直存在著限制論、支持論兩種觀點。
（一）限制論
限制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理論主要包括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與合同的相對性原則。
法學界普遍認為，仲裁本質上是一種合同制度，而合同的根源來于意思自治原則，因此，仲裁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基礎，仲裁協議的本質特征則是當事人合意。 [4] 若沒有當事人的合意選擇，無法啟動仲裁程序，仲裁庭亦無權裁斷任何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在具有仲裁條款的合同上簽字通常視為當事人選擇仲裁的合意，若將仲裁協議的效力直接擴張至非簽字方，則違背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也限制了仲裁條款效力的擴張。仲裁在本質上具有合同屬性，因此必須滿足合同的基本原則——“合同相對性”原則，即合同僅約束各方當事人，不具有約束第三方的權利義務功能。 [5] 基此，合同相對性對仲裁協議效力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仲裁協議只約束簽訂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不適用于非簽字方，非簽字方不受仲裁協議約束也無權依據仲裁協議申請仲裁。若將仲裁條款的效力擴張至非簽字方，則會挑戰合同的相對性。
（二）支持論
支持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理論主要指在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中逐步確立的禁止反言原則與公平合理的期待原則。
禁止反言原則在仲裁領域的適用最先確立于域外司法實踐，后逐步發展為國際商事仲裁中的一種判斷標準，用以判斷特定情況下仲裁協議非簽字方能否適用仲裁條款，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情況：一是，若仲裁協議的簽字方對非簽字方主張權利時引用了合同中的實體條款，則其行為事實上確認了與非簽字方之間合同關系的存在，應承認非簽字方也擁有仲裁權利；二是，若仲裁協議簽字方的不當行為與非簽字方關系緊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則非簽字方可以加入仲裁程序，用以保障合法權益、避免重復訴訟。 [6]
公平合理的期待原則也源于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仲裁機構通常以公平合理的期待原則為依據，考察仲裁協議非簽字方加入仲裁的期望及該期望的公平合理性，以判斷其是否應該受到仲裁協議的約束。 [7] 該原則是對仲裁協議效力可能涉及的各方進行利益衡量，考量非簽字方受仲裁協議約束是否符合各方公平且合理的利益。
三、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司法實踐
由于仲裁的保密性原則，筆者無法從公開渠道獲取仲裁裁決文書。但因本文圍繞仲裁協議的效力展開，根據《仲裁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員會均有權對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確認 [8] ，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大量有關仲裁協議效力的裁判，因此，筆者對涉仲裁協議效力的司法裁判文書進行研究，試圖對關聯合同之間仲裁協議的效力擴張情況進行類型化分析。
（一）主合同與從合同
實踐中經常發生主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但從合同卻沒有約定爭議解決方式的情形。對于主合同的仲裁協議效力能否擴張至從合同，肯定觀點認為，以典型的從合同“擔保合同”為例，根據《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二十九條的規定， [9] 主合同和擔保合同約定不一致的，應根據主合同確定管轄，該訴訟管轄規定可以類推適用至仲裁管轄之中。然而，筆者檢索相關案例后發現，我國法院普遍持否定態度。最高院已在多起案例中表達鮮明的觀點，認為在從合同沒有約定爭議解決條款的情況下，主合同的仲裁協議效力不能及于從合同。具體如下：
1、最高院案例1：（2013）民四他字第9號[10]
本案中，《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和《擔保書》構成主從合同關系，《擔保書》作為從合同，未約定仲裁條款，也未約定受主合同仲裁條款約束，《擔保書》的保證人也非主合同的簽字方。
深圳中院認為，仲裁是建立在當事人有真實有效的仲裁協議的基礎上的，只有經當事人明示授權，仲裁庭才能取得處理糾紛的權力；且對于仲裁協議的形式，一般均要求是書面的形式。在主合同中有仲裁條款，而擔保合同中沒有仲裁條款的情況下，從仲裁協議必須明確且采用書面形式的要求來講，無法推定擔保人默示接受主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因此不能認定主合同的仲裁條款對擔保合同有約束力。
廣東高院認為，根據《仲裁法》第十六條的規定，由仲裁委員會裁定爭議的意思表示必須以書面形式達成，且該意思表示必須具備法律所規定的要件，方為有效的仲裁協議。在雙方未達成仲裁協議的情況下，不能以任何形式推定雙方接受仲裁條款約束。雖在合同效力等方面，從合同受到主合同《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制約，但在解決糾紛方式方面，主合同與從合同可分別約定。在《擔保書》中當事人沒有選擇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依據自愿仲裁原則，《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對《擔保書》沒有約束力。
最高院認為，案涉擔保合同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關于主合同有仲裁條款，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應當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約束的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2、最高院案例2：(2014)民四終字第27號[11]
最高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案涉保證合同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條款的約束，是否應當依照主合同管轄條款來確定管轄。本案保證合同和主合同系立盛公司與張凱鈞等七上訴人、鵬溢公司之間分別簽署的。張凱鈞等七上訴人并不是主合同的當事人。根據仲裁協議意思自治原則，本案主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不能約束仲裁協議以外的當事人，也不能約束仲裁條款約定的仲裁事項以外的其他事項。
此外，在(2017)最高法民轄終47號 [12] 、(2016)粵0306民初12727號 [13] 、(2017)蘇04民轄終345號 [14] 、(2017)閩07民終286號 [15] 、(2019)鄂08民特25號 [16] 、(2019)鄂0106民初2087號 [17] 、(2020)湘10民終1905號 [18] 等案件中，法院均以類似理由作出否定主合同仲裁條款效力擴張至從合同的裁定。
結合上述案件，可以發現，在處理主合同與從合同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問題上，法院普遍嚴格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與合同相對性原則，并未參考國際商事仲裁的實踐而對傳統理論有所突破。法院認為，首先，仲裁應以當事人自愿選擇、真實有效、書面明示的仲裁協議為基礎，否定了默示甚至任何形式的推定效力。其次，從主體來看，若主合同和從合同簽訂主體不完全一致，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也不允許主合同仲裁條款向從合同擴張。最后，合同效力與爭議解決并非適用同一規則。從合同效力來看，從合同受主合同制約，從屬關系明顯，但從爭議解決來看，主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對從合同不具約束力，主合同與從合同相互獨立，可以分別約定。
（二）原合同與補充合同
除主合同與從合同外，仲裁條款的效力擴張問題還發生原合同與補充合同之間。實踐中也經常出現原合同約定了仲裁協議但補充協議未約定爭議解決條款的情形。一般而言，與主合同與從合同的關系相比，原合同與補充合同的關聯更為緊密，有的補充合同甚至會以附件的形式出現。兩者的緊密關聯通常還會表現在補充合同的名稱、前言、鑒于條款、簽署時間、約定內容等方面。
因此，筆者檢索案例后發現，對于原合同仲裁協議效力能否擴張至補充合同的問題，我國法院并未采取一刀切的處理方式，而是形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判斷標準，這與前述處理主合同與從合同之間仲裁協議擴張問題的裁判思路是不同的。
1、否定案例
（1）最高院案例3：(2012)民四終字第25號[19]
最高院認為，《補充協議》的當事人除了《股權轉讓協議書》的兩位當事人外，還增加了另外兩位當事人，《補充協議》名為《股權轉讓協議書》的補充協議，但從合同法的角度看，它是由四個獨立的公司法人之間簽訂的協議，在法律上應視為一個獨立的新協議；《補充協議》中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對《補充協議》產生的四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無仲裁管轄權，因《補充協議》引起的四方權利義務關系方面的糾紛，當事人應尋求其他的法律途徑解決。
2、肯定案例
（1）最高院案例4：(2019)最高法民申5011號[20]
最高院認為，關于案涉施工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而補充合同未約定糾紛主管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九條規定，“仲裁協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者無效，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故施工合同的效力不影響仲裁條款的效力。其次，雙方未在補充合同中約定糾紛主管問題，即未變更施工合同關于爭議解決方式的約定。因此，雙方在施工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合法有效。
（2）最高院案例5：(2015)執申字第33號[21]（公報案例）
最高院認為，雙方簽訂的原合同明確約定，爭議由常德市仲裁委員會管轄，故常德仲裁委員會對該案具有管轄權。此后雙方簽訂的補充協議明確約定雙方簽訂了原合同的事實，為完善條款，對未盡事宜和可能出現的新問題補簽該補充協議，且明確約定“所簽補充協議與前簽協議有同等效力。”由此可見，原合同所約定的發生爭議提交常德市仲裁委員會仲裁的爭議解決條款也應適用于補充協議。
通過對上述案件的分析，筆者發現，通常情況下，法院還是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與合同相對性原則，認可當事人自愿達成合法有效仲裁協議是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糾紛的前提，因此如果當事人沒有約定其爭議糾紛由仲裁機構解決，仲裁機構無權對該爭議糾紛予以仲裁。但在處理原合同與補充合同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問題上，法院并非局限于傳統理論，而是受到國際商事仲裁實踐的影響從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法院通常會考量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原合同與補充合同內容是否具有可分性。
特別是在(2015)執申字第33號一案中，最高院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最高院認為，沒有約定爭議糾紛解決方式的補充協議可否適用原合同的仲裁條款，其關鍵在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可分性。若原合同與補充協議之間是相互獨立且可分，那么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對于兩個完全獨立且可分的合同或協議，其爭議解決方式應按原合同或補充協議約定處理。如果補充協議是對原合同內容的補充，必須依附于原合同，而不能獨立于原合同存在，原合同所約定的爭議解決條款也適用于補充協議。而補充合同與原合同的關聯性通常會從名稱、前言、鑒于條款、簽署時間、約定條款等方面進行考量。
第二，原合同與補充合同主體是否完全一致。
若補充合同的簽訂主體與原合同并不完全一致，從合同法的角度來講，補充合同可視為一個獨立的新合同，原合同的仲裁協議對作為新合同的補充合同并無約束力，這是在最高院(2012)民四終字第25號案中認定的規則。
通過對案例的分析，筆者發現，法院通常會以較為保守的態度對原合同與補充合同進行考量，若原合同與主合同的當事人一致，且內容密切相關、具有不可分性，則法院可以推定當事人在訂立補充合同時，具有并入仲裁協議、接受仲裁管轄的意思表示，最終認定原合同的仲裁協議效力可以擴張至補充合同。
綜上所述，截止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在關聯合同之間仲裁協議效力能否擴張的問題上尚無明確規定，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中雖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卻也沒有形成可供參考的統一規范。本文研究了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此問題的裁判思路，并進行了類型化分析，試圖探尋相對一致的判斷標準，以推進仲裁規范的發展、仲裁實踐的統一。
[1] 本文所指仲裁，僅指民商事仲裁，不包括勞動爭議仲裁等。
[2] 《仲裁法》第16條規定：“仲裁協議包括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書面方式在糾紛發生前或者糾紛發生后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
[3] 本文所討論的關聯合同主要指協議內容具有關聯關系的合同，包括主合同與從合同、原合同與補充合同。
[4] 參見：韓寒：《論仲裁協議的擴張》，載《仲裁研究》第24期。
[5] 參見：季鏡：《仲裁協議效力認定及解釋》，載《人民司法》2019年第005期。
[6] 參見：劉曉紅：《論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法理基礎》，載《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
[7] 參見：韓健：《派生仲裁請求權和代位仲裁請求權之芻議》，載《仲裁與法律》2001年第2期。
[8] 《仲裁法》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效力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或者請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請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另一方請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9]《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主合同和擔保合同發生糾紛提起訴訟的，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擔保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擔保合同發生糾紛，債權人向擔保人主張權利的，應當由擔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轄。主合同和擔保合同選擇管轄的法院不一致的，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
[10]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成都優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國建申請撤銷深圳仲裁委員會2011深仲裁字第601號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
[11] 最高人民法院：張凱鈞、山東中凱不銹鋼有限公司、淄博中凱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山東中銘銅業有限公司、山東中普銅業有限公司、山東匯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與立盛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
[12] 最高人民法院：西安邁科金屬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
[13] 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李劍與周述濤保證合同糾紛一審管轄權異議裁定書。
[14] 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天合光能（上海）有限公司與中國能源建設集團電力設計院有限公司管轄裁定書。
[15] 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城銀支行、福建省億煒貿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
[16] 湖北省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王莉莉、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鐘祥支行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民事裁定書。
[17] 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張某某與湖北某有限公司合同糾紛一審民事裁定書。
[18] 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陳云保證合同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
[19] 最高人民法院：恒豐房地產有限公司與華科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欠款糾紛案二審民事裁定書。
[20] 最高人民法院：成都星月置業有限公司、成都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原成都建筑工程集團總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
[21] 最高人民法院：湖南華廈建筑有限責任公司與常德工藝美術學校不服執行裁定申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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