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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的最后一天。
中國上海市街頭，午后的陰霾散的更快，讓人更多地感受到陽光的溫暖，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形勢上，據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聯系信息，今已達成了全國確診新增人數16連降（除湖北），和上海地區新增治愈連日大于新增確診，反映在稀疏行人的臉上，少了份焦躁，多了份期待。
同日的日本國東京都街頭，同樣是陰天，氣溫卻低了5度不止，路上帶口罩者不少，但進入公司等場所，就不剩多少人堅持戴著。媒體渲染的話題，多是“鉆石公主號乘客下船的第二天”、“鉆石公主號出現2例死亡”，或者“口罩產能極限，到4月為止無貨”，“東京奧林匹克會不會成為疾病的溫床”，日本的媒體部分官民性質參半，為博眼球在可能范圍內盡揣測之能事，也早已看慣了。但鉆石公主號621例（2例死亡）確診病例進入日本已成事實，含這個數據來看，日本705例的累計確診，除湖北外，僅次于國內廣東、河南、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省，這就有了橫向比較的可能。
1、“特殊情形下限制隔離14天是否很難”？
國內的現狀，已經證明了管控體系卓有成效，在國務院領導下，以《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民法通則》等為準據，迅速出臺了《關于組織做好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復工復產和調度安排工作的緊急通知》（1.29）、《關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暢工作 確保人員車輛正常通行的通知》（2.8）等規定，以“有效防控”為準繩，配合對典型惡意違反個例的通報和懲戒，迅速有效控制了疫情的遞延速度。
同為大陸法系，但日本國的情形要特殊許多。1951年的《出入國管理令》，以美國移民法為主體，但經過多次變革的現行《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1997），實際集中于拒絕單純體力勞動者等的職能，加上奉行遷徙自由的憲政思想（舉個例子而言，獲準入境后，從東京都將戶籍遷移到大阪府，手續上也就是一周左右的事情），實際該單行法體系下，不存在強制限行和隔離的意愿和可行性。
即使結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素，日本的傳染病防控體系也與我國有較大不同，因現代感染病病原的新興趨勢（艾滋病1981、丙型肝炎1989等），日本改制《感染病預防法》為《傳染病預防與傳染病患者的醫療法》（1998）的時間，實際還早于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改訂（2004），但其體系，均衡于傳染病的信息收集、診斷、消毒和醫療費用負擔各方面，仍強調民眾應具備有關感染病的正確認識，不要侵犯感染病患者的人權，醫生需要留意患者所處的狀態，并給予優質舒適的醫療體驗；此后，才是貫徹執行預防措施和防止傳播蔓延。
打破上述界限，在日本最大限度的限制，是在飛機場等場所的隔離、限制進入公眾場所和勸告就醫等，結合上述兩法，其實施條件，是將傳染病等級定義為1級，從（現行法規體系1-5級，1級最嚴重，2020年2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義為2級），顯然，基于國情的不同，將我國的疫情期間傳播管控經驗復制到日本國，有相當的難度。
2、“特殊情形下限制物品價格是否很難”？
疫情期間，據公安部刑偵局通報，共偵破利用疫情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案件5000多起，涉案金額上億元，多為虛假出售口罩詐騙，或出售假冒偽劣口罩；另，基于穩定市場秩序的法源，國內各級政府通過加強執法檢查，實際有效勸誡、查處了各類疫情防控期間趁機漲價的行為，尤其，通過《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等，將刑事、行政責任區分明確，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以非法經營罪入刑；推動相關商品價格過快、過高上漲行為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處罰款、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等，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控制效果。
日本國的情形則大相徑庭，疫情發生之后，口罩等必需品的零售斷貨后，網購價格（日亞、樂天等）則直接翻了3倍，一言以蔽之，在日本，疫情期間實施價格管控很難實現。其法律根源，在于日本現行法律體系下，對于“非法經營”的限制，局限于“物”（毒品等）的非法和“行為”（如限定須許可運營的行業）的非法，而沒有限定特殊情形下一般物品（口罩、門票等）/行為（轉售、過高上漲）等行為的責任。
2017年，尚在東京奧林匹克的籌辦中期，東京奧委會就曾呼吁日本國就此立法，“這也關系到外界對奧運會的評價。希望建立機制切實管制那些明顯用于營利目的的人?！?，目標直指網絡轉售（門票等），但2019年出臺的相關法規，行文仍非常模糊，執拗于現行法規的“反復持續營業意圖”，對于偶發轉賣等難以限制，加上地方法規如東京都等的治安管理條例禁止在公共場所實施的倒賣行為，但網絡、網店未列入在內，造成了實際的法規遞延斷層和法律漏洞。
為此，當前形勢下，建議可以深化疫情期間價格管控經驗的意見交換，對于一衣帶水的兩國攜手共度難關、共進平安迎奧運盛世，都會是有益的吧。
剩余的2020年，當會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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