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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有房屋征收過程中，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不僅與承租人、共同居住人的利益攸關，而且更涉及未成年人這一社會群體的利益保障，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關注點。
關于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是否享有分割公有房屋征收補償款的權利，法院裁判的觀點主要有下列四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未成年當事人不是共同居住人，無權分割補償利益。
第二種觀點認為，未成年當事人是否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應當由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來確定。如果其監護人是共同居住人，那么未成年人也可以認定為共同居住人。 如果其監護人不是共同居住人，那么該未成年人當然不能認定為共同居住人。
第三種觀點認為，未成年人不是共同居住人，但是對在公房內居住的未成年人實際承擔監護義務的人，可以就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款適當多分。
第四種觀點認為，是否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應當以法律規定為準，和年齡無關。只要未成年人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條件，就應當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法律沒有規定未成年人不能認定為共同居住人，不應當剝奪未成年人在房屋征收中的權益。
為何未成年當事人的戶口都在被征收房屋內，且未享受福利分房或者他處有房，但是有些法院認定其為共同居住人，有些法院不認定為共同居住人，裁判結果差異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差異，本文試作詳細分析。
原因分析
對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無法達成共識，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細則》（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號）（以下簡稱“實施細則”）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房屋動拆遷補償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滬高法民一[2004]3號）（以下簡稱“高院解答”）關于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的規定存在差異。
實施細則2011年公布后，各級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征收案件，仍然適用高院解答，而高院解答和實施細則在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問題上存在諸多不一致，這導致了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主要表現在：
1、實施細則在共同居住人的規定中未區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而高院解答對未成人是否為共同居住人有特別規定，法院需要根據個案情況進行判斷。
實施細則規定，所謂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決定時，在被征收房屋處具有常住戶口，并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況除外），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共同居住人必須符合三要素：1是在被征收房屋處具有常住戶口；2是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況除外）；3是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該項規定并沒有對共同居住人的年齡提出要求，并沒有要求共同居住人必須是成年人，未成年人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要求。
而高院解答則單獨給未成年人群體設定一個特殊的處理規范，即使未成年人即使符合上述三要件，也可能不能認定為共同居住人。主要表現在：
一是直接否定未成年人的共同居住人資格。比如解答規定“對在公房內居住的未成年人實際承擔監護義務的人，可以就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款適當多分”。這和高院解答第九條規定存在一致性：即承租人、同住人之間，一般遵循一人一份，均等分割的原則取得拆遷補償款，但對“對公房內居住的未成年人實際承擔監護義務的”，可以酌情多分。法院也有類似判決。比如在（2019）滬02民終10197號案件中，法院認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未成年的同住人居住使用的權益，主要是基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等義務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其對公有住房的權利。故未成年人在征收補償款中不享有獨立的份額，但對在公房內居住的未成年人實際承擔監護義務的人，可以就該房屋的拆遷補償款適當多分。
二是根據居住權獲得方式的不同，有部分未成年人可以獲得共同居住人的資格。比如規定未成年人“其居住權并非基于他人的幫助而取得”就可以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而“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許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內居住的，一般可認定為屬于幫助性質，并不當然等于同意該未成年人取得房屋的權利份額，該未成年人無權主張分割房屋拆遷補償款”，實質是認為基于幫助性質獲得居住權的未成年人并不是共同居住人。
2、實施細則對居住的原因以及居住權取得的方式未做規定，而高院解答則把居住權的獲得方式認定為基于“幫助性質”以及“其居住權并非基于他人的幫助而取得”兩者方式，法律后果不一樣。
實施細則規定，未成年人要成為共同居住人，必須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況除外），至于實際居住的原因以及其居住權取得的方式則不予考慮。
高院解答不僅規定未成年人必須實際居住，同時考慮其居住權的來源。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許他人未成年子女在自己承租的公房內居住的，一般可認定為屬于幫助性質，該未成年人無權主張分割房屋拆遷補償款。但如果未成年人“其居住權并非基于他人的幫助而取得”，則依法主張分割公房拆遷補償款，裁判結果截然相反。因此，當事人需要舉證證明未成年人的居住權是基于“幫助性質”還是“其居住權并非基于他人的幫助而取得”，法院會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舉證來認定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法院的裁判結果就取決于當事人的舉證能力，這就會導致裁判結果的多樣性。
二、法院對“幫助性質”的理解從未成年人居住權問題擴展到戶口遷入問題，無論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只要戶口是基于幫助性質遷入的，基本排除了共同居住人的資格。
未成年人的戶口遷入主要包括以下情況：1、由于出生戶口報入被征收公房；2、因為就業、學習等原因經承租人或者同住人同意將戶口遷入；3、未成年當事人的父母一方或者雙方的戶籍在被征收公房，未成年人當事人戶口隨父母遷入；4、知青子女回滬后其未成年子女報入被征收公房；5、父母離婚后隨監護人一方生活但戶口仍然保留在被征收房屋等等。
實施細則沒有對戶口遷入的原因進行限定，只要被征收公房內有戶口，至于戶口是出生在這里，還是因為學習、工作等原因遷入以及是否需要他人的幫助才遷入，在所不問，否則就變成以戶口遷入動機、目的來判斷未成年人是否屬于共同居住人的主觀標準。
在諸多案例中，法官則需要考慮未成年人戶口遷入原因。例如在（2019）滬0101民初8701號案件中，被告潘某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潘某之子陳某報出生于涉案房屋，而潘某系其監護人，陳某應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未成年人戶口基于出生報入，其監護人屬于共同居住人，未成年人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的概率比較高。
當然并非未成年人戶口報出生就一定會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報出生于被征收房屋內僅是可以不受實際居住、居住時間長短等條件限制視作同住人而非當然的共同居住人。比如在（2016）滬0108民初1011號案件中沈某也是出生報入，但是法院沒有認定他的同住人資格，需要結合案件的其他情況進行判斷。不同的戶口遷入原因，可能導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思考和對策
高院以解答的形式解決了未成年人動遷利益分配的問題，對定分止爭起到了積極的意義，但是實施細則2011年施行后，對未成年人是否屬于共同居住人并沒有出臺新的認定標準，是否還要適用高院解答存在討論的必要。
一、關于未成年人能否成為共同居住人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關于共同居住人的認定標準是否一致以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征收利益是否需要差別化保護，更多的是立法價值取向的問題。
按照實施細則，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認定條件，就應當和成年人享有相同的征收權利。在（2017）滬0109民初23842號案件中，法院認定原告楊某甲、楊某乙（未成年人）戶籍在系爭房屋，亦曾在系爭房屋內居住，因原告與被告有矛盾，而系爭房屋實際居住面積部位的原因，搬離系爭房屋在外租房居住，而兩原告在本市沒有福利性質的房屋，故應認定系爭房屋的共同居住人為宜，有權分得征收補償安置款。在（2019）滬0101民初8701號案件中，法院也認為被告潘某應當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潘某之子陳某報出生于涉案房屋，而潘某系其監護人，陳某應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另外，對于回滬知青子女的未成年子女，法院也有較多判例認定其為共同居住人。
所以，是否成年不是共同居住人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在實施細則公布后，我們更沒有必要把未成年人作為特殊的群體特殊對待，畢竟高院解答是2004年頒布的，需要與時俱進，我們應該在實施細則的基礎上去思考和重構共同居住人的解釋標準，完全沒有必要單獨給未成年人群體設定一個特殊的處理規范，以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這應當成為一個基本常識以及共識，希望法院在裁決時不應當對未成年人的在征收中的權益進行限制。
至于補償款的金額，可以根據個案來進行調整。比如考慮被征收公房的來源、戶口遷入的原因、戶口遷入的時間長短、居住時間長短以及房屋的實際居住情況等綜合考慮當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實務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法官以未成年人不是共同居住人為由直接對當事人進行施壓，要求強制進行調解，否則要承擔不利的后果。由于信息掌握不對稱，往往導致律師和當事人在和法官的談判過程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在此情況下，不是原、被告進行協商，而是和法官進行扳手腕。
我認為，所有的共同居住人均應當得到平等保護，以體現征收政策的公平，不能人為地剝奪未成年當事人的征收補償利益。為幫助未成年當事人獲得更加公平的征收補償利益，高院解答應當根據實施細則盡快修改和完善。
二、如何理解未成年人是否實際居住問題
是否實際居住是共同居住人認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也是影響未成年人是否是共同居住人導致法律適用不統一的一個關鍵的法律事實。
關于未成年人是否實際居住既是事實問題，也是證據問題，與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能力有關。不過話又說回來，破舊的老式公房，哪個孩子愿意住呢？父母都努力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只要有條件，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老公房內，除非是基于某些具體的原因，比如寒暑假，臨時需要老人照顧等等。一般情況下，未成年人都會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要舉證證明未成年孩子在被征收公房內居住且居住滿一年以上其實是很難的，在大多數的案件中都是不現實的。
即使未成年人曾經連續居住生活過一年，但是在作出房屋征收決定前一年并沒有實際居住，是否影響未成年人共同居住人的認定？對此問題實務中也存在諸多不同的理解。比如法院在（2018）滬02民終432號判決中認定：作出房屋征收決定前一年，系爭房屋內僅有韓某一人居住，故一審法院認定原告喬某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條件，從而判決不支持其訴訟請求，并無不當。但在（2016）滬0106民初10382號案件中，法院認定其他原、被告雖未能長期在內居住，但鑒于房屋面積、使用狀況及家庭結構等現實情況，應屬于家庭成員之間對居住的妥協與安排，不宜直接認定其他戶籍人員已放棄居住使用權，還應當根據他處是否有福利住房來確定。
存在以上差異的原因在于實施細則還對共同居住人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規定了特殊情況作為除外規定，但什么屬于特殊情況，又沒有進行解釋和說明，這樣就帶來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這里需要討論的是，曾經居住但之后經濟條件好了，結婚生子購買商品房了，追求幸福生活了，這算不算特殊情況？是不是放棄居住權了？難道需要強制當事人一家蝸居在老式公房內，以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條件？我認為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律師實務中引用最多的還是高院解答中的“因家庭矛盾、居住困難等原因在外借房屋住，他處也未取得福利性房屋，可以視為同住人”的萬能條款，但能不能被法院采納完全依賴于法官的自由心證以及自由裁量，案件的裁決結果也就具有不可測的，對原、被告雙方當事人均不利，因此有必要在出臺司法解釋或者對實施細則進行修改的時候，對特殊情況進行說明或者列舉，讓實施細則更明確、更具可操作性。
三、對戶口遷入幫助性質的理解
如果未成年人是基于幫助性質的落戶，他們根本就沒有居住的意思，完全是為房屋征收或者入學等因素遷入戶口，居住困難等理由更多的是一個托詞，那么他實際就是一個空掛戶，是無法被認定為共同居住人的。即使未成年人曾經在此居住，按照高院解答規定，也可能不被法院采信為共同居住人。
未成年人和承租人、同住人存在直系血親關系，比如父母子女關系，戶口自然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幫助報入被征收房屋。至于其他家庭關系，無疑需要基于他人的幫助才能落戶。是否幫助性質的落戶解決的是事實問題，對案件的結果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在高院解答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為爭取法院有利裁判，當事人需要證明未成年人戶口遷入的原因是屬于“幫助性質”還是其他原因，這是庭審的焦點，也是此類案件中律師的價值體現。我們在代理未成年人公房征收案件時，有必要遵循法官的思路，搞清楚未成年當事人的戶口是基于何原因遷入被征收公房，然后分析這個遷入行為是否應當獲得征收利益，從而影響法官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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