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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潘書鴻
一、敲詐勒索罪的概念和發展
敲詐勒索罪作為侵犯財產類犯罪的一種，隨著人類社會經濟形式的不斷變化，其犯罪形式也日益多樣，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對該罪已有明文的規定。2013年9月5日，兩高院發布了《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對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進行了爭議十足、褒貶不一的解釋。解釋第六條就是針對敲詐勒索罪進行了解釋。筆者結合該司法解釋和刑法理論，論述通過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對傳統敲詐勒索罪的突破和擴充。
兩高院司法解釋的第六條規定，以在信息網絡上發布、刪除等方式處理網絡信息為由，威脅、要挾他人，索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實施上述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的規定，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由于刑法對敲詐勒索罪的概念已經進行定義，筆者便采用刑法理論中的通說，把敲詐勒索罪定義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強索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行為。
二、利用網絡實施的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研究
（一）敲詐勒索罪的主體要件和客體要件
刑法中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單位犯罪只有刑法明文規定才構成犯罪。根據《刑法》第五章的規定，侵犯財產罪基本為自然人犯罪，所以敲詐勒索罪的犯罪主體只可能是自然人，單位不能構成本罪。
對于敲詐勒索罪的客體要件，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筆者認為敲詐勒索行為不僅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而且由于行為人采用了威脅或要挾的方法，還包括輕微的暴力，所以往往還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權利或者其他權益。此處的人身權利主要是指隱私權、生命權、健康權、人格權和自由權等等；此處的其他權益包括被害人個人生活中的各方面權益。行為人的行為是以威脅或要挾為手段，以使被害人產生心理上的恐懼，進而達到勒索財物的犯罪目的。我國刑法之所以從立法上確立敲詐勒索罪，不僅是因為這種敲詐勒索行為破壞了財產的流轉制度，還因為這種行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影響了社會生活秩序。
對于敲詐勒索罪的客體要件，主要是對輕微暴力行為是構成搶劫還是敲詐勒索，刑法學界尚有爭議，但這對利用信息網絡這一手段行為并無影響，行為人只是在網絡上實施敲詐勒索行為，不會帶有現實的暴力。而且網絡雖然具有公開性，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行為不符合《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任何罪名，不會對現實的社會秩序產生危害。所以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行為只侵害了財產權這個單一的法益，沒有擴大敲詐勒索罪侵犯的法益類型，因而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對敲詐勒索罪的主體要件、客體要件都沒有產生影響。
（二）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
筆者結合我國刑法理論中對于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的通說認為：敲詐勒索罪在主觀方面為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威脅或要挾的強索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會引起他人喪失數額較大的財物，或其他權益受損的危害結果，但決定實施這一行為并希望非法占有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主觀心理態度。刑法將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限定為直接故意，便是排除了間接故意和過失。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區分罪與非罪、本罪和他罪的重要依據。很多當事人基于維權提出高額的賠償請求，被警方認定是敲詐勒索，比如黃靜訴華碩案。這類案件混淆了合法維權和非法占有的概念，將侵權之債、違約之債等民事法律關系認定為刑事犯罪。隨著網絡發展日益家庭化、普遍化，以這類形式進行的維權會越來越多，所以公安機關在立案時需要更加的謹慎。
（三）敲詐勒索罪的客觀要件
在我國刑法中，敲詐勒索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以威脅或者要挾方法，強行索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實施上述行為的。具體而言，敲詐勒索罪的客觀方面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敲詐勒索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威脅或要挾的行為，還有學者把輕微的暴力，即暴力程度不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為限，也當作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實行行為；二是敲詐勒索行為人迫使被害人交付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或侵害了被害人的人格利益及其他權益；三是威脅要挾的行為與財產的轉移、被害人人格利益及其他權益的受損存在因果關系。
不過在以信息網絡實施的敲詐勒索犯罪中，對于上述三方面的后兩個方面并沒有產生影響，即被害人財產受損和行為人獲得非法利益，仍將通過一般的、為大眾所熟知的方式進行財產轉移，如現金交付、網絡轉賬等。行為和結果的因果關系也不因此發生改變。
爭議焦點便是在第一方面，敲詐勒索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威脅或要挾的行為。在傳統的敲詐勒索行為中，行為人實施威脅或要挾應當是現實的、有體的，即使是行為人和被害人不接觸的傳統的電話敲詐、短信敲詐中，行為人也需要通過傳統媒介去傳達威脅、要挾的信息，行為人與被害人間是一對一的交流，行為人是可追溯的。而在信息網絡中實施的敲詐勒索，由于信息網絡具有開放性、互聯性，行為人可以通過國外網絡服務器發出威脅、要挾信息，或者采用多級加密文件方式發出此類信息等方式，導致發出信息的端口不可追溯。在信息發出端不可追溯時，往往會通過財產的轉入端來確定行為人，但會出現行為人否認威脅要挾信息是由其本人發出，對財產的轉入更不知情的情形。在這種行為人是否實施了實行行為都無法確定的情況下，行為人的主觀狀態更不可論，乃至對其定罪量刑都很困難。
其次，對于行為人通過網絡實施的威脅、要挾行為，其威脅、要挾具體內容的合法與否，并不影響本罪的構成。而且對于被害人的恐懼，只要行為人意圖使被害人恐懼即可構成本罪，被害人是否真正感到恐懼并不影響本罪的構成，只是對本罪既遂未遂形態的區分產生影響。這些都與傳統敲詐勒索罪的形態相同。還有就是行為人發布信息威脅要公開受害人受賄的證據，但該受害人并不是國家工作人員，這也不影響本罪的認定。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構成的客體是法益，而不是具體的財產，雖然行為人發布的信息不會導致被害人財產受損，但仍具有法益侵害性，應當構成敲詐勒索罪。
再次，對于數額較大，各地根據經濟水平可以有具體的判定標準。但對多次實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行為的定義，司法實踐中也可能會產生爭議。在現代網絡中，對群體的敲詐勒索與對個體的敲詐勒索在手段上并沒有區別，發布一條簡單的微博可以一舉多得。那在一條博文中同時向三人以上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是否構成多次實施敲詐勒索行為？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對此筆者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多次搶劫的解釋。該解釋第三條規定：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綜合考慮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地對途經此地的多人進行搶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對一棟居民樓房中的幾戶居民連續實施入戶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因此，根據上述解釋的邏輯思路，雖然敲詐勒索對象為三人以上，但這應當屬于一次共同敲詐勒索行為，屬于刑法理論上的重復侵害行為，敲詐勒索被害人數的多寡，不是判斷敲詐勒索次數的關鍵。一次敲詐勒索行為，既可以侵害一人，也完全可能連續侵害多人；相反，多次敲詐勒索行為，通常表現為侵害多人，但也不能排除在一段時期里，數次侵害一個被害人的特殊案件。因此通過發布一條博文同時侵害多人，應當認定為一次敲詐勒索行為，不能分割被害人來認定行為人構成多次敲詐勒索行為。
而且，以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是否需要對行為人網絡信息的受眾進行計算，以推測該信息的傳播范圍？敲詐勒索罪是行為人對自然人直接的侵害，前文闡述侵害的法益包括財產權、人身權及其他權益。對于信息網絡中單純地侵害財產權的敲詐勒索行為，行為人威脅要挾信息的傳播范圍并不影響本罪的構成，構成本罪只需要被害人這個單一的受眾。而對于同時侵害被害人財產權、人身權及其他權益時，就要綜合評定該消息的傳播是否現實構成被害人社會評價的降低，是否構成想象競合。現實中也會出現行為人發布了敲詐勒索的信息，被害人沒有收到的情形，這個應當屬于敲詐勒索罪的未遂形態。
最后，關于“刪帖”的問題，刪帖可以是行為人自行刪除，也可能是網絡運營商刪除。對于以信息網絡方式實施威脅要挾的，自然地會想到是以發布的方式來威脅要挾，不過刪除也能達到威脅要挾的目的。這里的刪帖具體可以分為兩種情形：發布威脅要挾信息后刪除的，以及信息發布后以刪除為威脅要挾的。第一種發布威脅要挾信息后刪除的，不論是被何人所刪，當然得構成本罪，具體到下文犯罪未完成形態中講述。而信息發布后以刪除為威脅要挾的，構成本罪后又涉及數罪的問題，將在下文罪數形態中講述。
在本罪的客觀要件中，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的行為只是行為人實行行為的一種手段行為，而在這種手段行為下又可以細分出很多下一階層的，更加具體的手段行為。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地講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就構成本罪，而要延伸到更具體的手段行為，如發布微博敲詐勒索的行為是否可以構成本罪，細致分析每一個案件。
三、利用網絡實施的敲詐勒索罪的罪數形態和未完成形態研究
（一）罪數形態研究
在網絡時代發布一些信息是簡單而又隨意的，在敲擊鍵盤輸入威脅要挾信息這一行為完成時，極有可能同時侵害了多項法益。關于罪數形態的問題在前文中已稍有闡述，雖然敲詐勒索罪的犯罪客體是綜合法益，但利用網絡實施的敲詐勒索只會侵害財產權。在行為人發布威脅要挾信息后，這種威脅要挾信息本身極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如符合誹謗罪、誣告陷害罪等的構成要件的話，即是行為人的一個行為同時觸犯了數個不同罪名，屬于想象競合，擇一重罪處罰。比如上文所提的在信息發布后以刪除為威脅要挾的，威脅要挾信息本身可能就已經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益，繼而以刪除為威脅要挾索要財產權益的，便是屬于想象競合犯。
對于繼續犯這一形態，在行為人實施了發布威脅要挾信息后就已經構成本罪，不存在繼續實施的情形。包括發布一條之后又發布了多條，或者發布信息被刪除后又實施發布行為，都不影響本罪的構成，不會出現數罪的問題。結果加重犯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罪數形態，但刑法中并沒有對涉及敲詐勒索的結果加重的規定，所以不存在敲詐勒索罪的結果加重情節。
上述三種罪數形態為一行為與一罪，罪數形態另一類則為數行為與一罪，包括連續犯、牽連犯和吸收犯。人們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網絡，那么在利用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的行為時又與其他行為相交織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所以上述三個形態都會出現。對于連續犯則為一罪從重或加重處罰；對于牽連犯，有從一重罪、法定一罪和數罪并罰，但法定一罪和數罪并罰的情形需要法律明確規定，而對于利用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并沒有上述規定，所以只會出現從一重罪處罰的情形，比如侵占他人電腦發布威脅要挾信息的情形，以敲詐勒索罪定罪量刑。
對于這些罪數形態，都只是理論上一般性、原則性的規定，并不能完全涵蓋利用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中，在有其他行為介入時的處理辦法。除這些理論外，還有轉化犯、包容犯的存在，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了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即組織未成年人進行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等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利用信息網絡實施上述組織行為的，當然屬于該罪的范疇。
（二）未完成形態研究
敲詐勒索罪作為傳統的財產型犯罪，其既遂標準應當是被害人出于恐懼的心里處分其財產的，成立敲詐勒索罪的既遂。但是如果被害人未交付財產，或者交付財產時不是基于恐懼，而是出于同情或憐憫，則成立敲詐勒索罪的未遂。如果被害人是為了配合警方抓捕而在約定地點、約定時間交付，即為理論上的控制下交付，也應認定為未遂。
犯罪未遂可以分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能犯未遂不難認定，而不能犯未遂，又可分為對象不能犯未遂和手段不能犯未遂。比如上文提到的刪帖問題，如果被害人沒有看到行為人發布的威脅要挾信息，使得犯罪行為人所指向的犯罪對象在行為進行后的時間段內，不在犯罪行為的有效作用范圍內，應當構成對象不能犯未遂。對于手段不能犯未遂，是行為人認識錯誤，發布的信息并不能實現犯罪既遂，比如發布不可能造成被害人恐懼的信息。
對于利用網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犯罪中止形態，需要以現實中的中止行為來評定，而不是網絡上的刪帖、澄清、道歉來評定。受害人在受到威脅要挾后，即使是行為人事后進行了刪帖、澄清或道歉，依然有可能使被害人感到恐懼，隨后基于這種恐懼去實施交付財產的行為。所以行為人的中止行為不僅需要有自動型、徹底性，還需要有效性，必須有效中止交付財產的行為，因而行為人以在獲得財產前已經刪帖、澄清、道歉為由所做的抗辯，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四、新司法解釋對利用網絡實施犯罪的影響
新司法解釋引起較大爭議的是對尋釁滋事罪的解釋，對筆者所論述的敲詐勒索罪并沒有做出超出普通民眾可接受范圍的解釋。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人們的溝通交流方式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每天在網絡終端上面對的另一終端的對象，可能完全是一個陌生人，雙方在交流中極有可能會出現戲謔的對話，而當交談中的一方臨時起意，對交談內容通過截圖方式進行保存，以此實施敲詐勒索行為，相對應的一方也完全有可能向警方控告對方實施敲詐勒索行為。這帶來的影響，遠不只實現打擊犯罪的目的，更大的“副作用”將是對社會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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