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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現行律師制度開拓者

2016年第07期    作者: 周憶    閱讀 9,774 次

她是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任職期間做了大量奠基和開創性工作

史良先生是民盟盟員，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律師和婦女運動領袖。新中國成立后，史良先生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她在任職司法部長的8年內，為新中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做了大量的奠基和開創性工作。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制定和推廣、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定、現行律師與公證制度的建立和推行，都是由史良先生主持開拓。

為謀求婦女解放奔走呼號

史良先生解放前就致力于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為實現男女平等、謀求婦女解放而奔走呼號。1930年，史良先生與楊玉英編輯出版了《女光》周刊，她們在發刊辭中指出，社會的險惡、人心的狡詐，是由于黃金和戀愛兩大問題引起的，“人人都愛黃金，所以只要可以得到黃金，廉恥可以不講，性命可以不顧??一般青年男女，但求一時相悅，忘了切身利害。尤其是女子意志較為薄弱，受惑最是容易。一入情網，欲出不能，甚至沉迷到死，抱恨無窮。”這段話，即使是在今天說來，同樣振聾發聵。史良先生希望通過《女光》周刊，“指導趨向的正軌，增進個人的幸福，發揚女界的光輝”，務使“一切婦女應有的問題上，都能得到相當的指導和相當的進益”。

1931年，史良先生開始了她的律師執業生涯。從業期間，史良先生始終關注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她所辦理的案件中，除了政治性案件外，就是以婦女案件，尤其是婚姻案件為主。民國成立后，民法典確立了一夫一妻制，但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對妾制的縱容和默許，法律為妾制暗留了空間。《中華民國民法典》第1123條規定：“雖非親屬而已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同居者，視為家屬。”這一規定顯然為妾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史良先生注重幫助此類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她最為人所稱道的一起婚姻案件正是這類。

一位窮困的女性，被男人欺騙，生下孩子后才知道男人早有妻子。這位女性很美，但文化程度不高，每天到史良先生家的廚房門口哭泣。史良先生了解全部情況后，義務為這位女性進行代理。在史良先生的幫助下，這位女性在法庭上取得了勝訴，男方答應每月給付生活贍養費用。正是因為史良先生始終愿意為這些受冤屈的女性提供法律幫助，她被贊譽為“婦女代言人”。

主持制定新中國首部法律

史良先生認為：婦女案件的根源，都是因大男子主義而引起的，只有男女在法律上和社會上都確實平等了，并且婦女有了經濟地位這個基礎，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新中國的成立，為婦女解放、實現男女平等提供了可能。但要使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必須用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

史良先生擔任司法部長后，所參與主持制定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就是1950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確立了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立法原則。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婚姻法》還規定，夫妻為共同生活的伴侶，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對家庭財產有平等的所有權與處理權；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這部《婚姻法》改變了中國舊社會長久以來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從屬于男性的陋習，給予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獨立人格和財產權。該法所確立的離婚后財產分割時照顧女方及子女利益原則，以及離婚后對生活困難一方的扶助義務更被沿用至今。

史良先生不僅以極大的熱情參與制定《婚姻法》，更重視《婚姻法》公布后的宣傳和施行情況。1951年9月26日，史良先生以司法部長的名義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先生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經常利用一切可能，組織各種力量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史良先生對督促貫徹執行《婚姻法》始終不遺余力，還親自到基層去了解、檢查《婚姻法》的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予以糾正解決。通過大范圍的宣傳、貫徹，該部《婚姻法》在短期內迅速為群眾，特別是婦女所了解，并用于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史良先生運用大范圍、大規模的司法宣傳工作，幫助群眾理解新法律的適用，有力避免群眾因對法條理解不當而導致的對司法的不信任。

建立司法機構培育司法人才

新中國一成立，史良先生就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首任部長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通過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為人民服務，是史良先生的畢生志愿。

新中國成立之初，原有的舊法律、法規和司法制度，都被徹底廢除，亟需制定新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法規。史良先生將建立和健全司法機構的工作，作為其在任的首要工作。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制委員會和司法部共同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史良先生提出各地除設立刑事和民事法庭（或審判委員會）外，還應建立并健全值日制、問事處、法醫檢驗等制度和機構。值日制或值日室為群眾直接而迅速處理輕微與緊急的問題；問事處則為群眾作口頭或書信解答問題，包括代書訴狀。此后，史良先生根據實踐，進一步提出人民法院應設立接待室，解答當事人的疑難問題和處理人民來信，聽取群眾的意見，改進司法工作。根據她的指示，各地人民法院逐步建立了人民巡回法庭、人民接待室和人民調解委員會。史良先生自己也身體力行，每年都親自處理200多封群眾來信。1951年9月，史良先生參與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頒布施行，史良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張，如：獨立審判原則、審判公開原則、人民陪審員制度以及被告人享有辯護權等在條例中均得以體現。

史良先生十分重視司法后備人才的培養。據1958年統計，我國培養和輪訓司法、檢察干部的教育機構共有4個政法干部學校，27個省、自治區、市司法、檢察干部訓練班和附設在中南、西北民族學院內的少數民族司法干部訓練班，4個政法學院和6個大學法律系，3所兩年制法律學校和4個函授站。在各個政法干校學習的有2416人，在訓練班學習的2.56萬人，在高等政法院系學習的學生有6227人，其中研究生、進修生150人，本科學生5877人，函授學生200人，在兩年制法律學校學習的有1000人。2史良先生擔任司法部部長期間，我國的法律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培養了大量的司法人才。

建立和推行新的律師制度

史良先生建立和推行了新的律師制度。史良先生解放前擔任過多年的律師工作，她曾說：“律師其實是幫法官的，要監助把事情調理清楚，使褒貶放得恰到其所，并不是說要把有理的說成無理，無理的變成有理。法律本身就是一種情理。”3新中國成立后，史良先生十分重視建立和推行新的人民律師工作。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司法會議期間，史良先生指出：“廢除舊律師制度不是說不要新的律師制度，相反的，我們認為新的人民的律師制度是需要的。”4她在闡述法院、檢察院、律師的關系時說：律師出庭是為被告作辯護，檢察長出庭是代表國家支持公訴，法院主持法庭的審判，考慮雙方的爭論意見，加以分析研究，再做出公平的判決。不但起訴與辯護是互相對立的，即法院與起訴、辯護兩方面也是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但這三方面又是互相配合的，它們都是為了鞏固國家法制而服務的。三者都是為了客觀地全面地弄清案情，正確地適用法律，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決，總的任務是一致的。

人民律師為刑事被告人擔任辯護人，不僅保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對鞏固人民民主法治能起到良好的作用。人民律師作為民事案件當事人的代理人，不但能幫助法院弄清案情，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還能通過協商和解，促進當事人的團結，減少訴訟。5史良先生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律師作為“法庭與人民間的橋梁，幫助不懂得法律的人懂得法律，他們懂得法律之后，就會遵守法律，就可以少違反甚至不違法，這樣就可以達到預防犯罪和減少糾紛的目的6。”為了搞好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司法行政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律師和法院、檢察院的座談會，借以交換意見改進工作。談到律師工作的遠景規劃，史良先生表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每省、市要建立律師協會，凡是有檢察長出庭公訴的案件，都要有律師出庭辯護。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全國要配備1.44萬名律師，每縣都要有一個法律顧問處。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全國要配備2.44萬名律師，各省、市司法廳、局對本地區的律師工作要作出具體規劃7。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執業律師已達25.09萬人8，僅上海就已有律師16692人，律所1222家9。史良先生精心構筑的律師制度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婚姻法及其有關文件》，第88頁

2.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卷54頁

3. 子岡：《史良律師訪問記》，《婦女生活》，第1卷第4期，第56-58頁

4. 史良：《關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報告》（1950年8月3日在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匯編》（1950年），第108頁

5. 孫彩霞、周天度：《民盟歷史人物：史良》，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308頁

6.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卷47頁

7.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卷49頁

8. 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xwzx/content/2014-03/10/content_5343043.htm

9. 人民網：http://sh.people.com.cn/n/2014/0329/c134768-20886564.html

周憶

上海市長江律師事務所律師。上海市女律師聯誼會理事，市律協黃浦律工委副秘書長，民盟上海市黃浦區委委員。

業務方向為民商事、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