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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魚大戰” ——我國首例電子競技比賽直播侵權案解析

2017年第03期    作者:陳易     閱讀 10,370 次

“耀宇公司訴斗魚平臺網絡直播侵權”案，是全國首例電競游戲賽事直播糾紛案，2017年1月被《人民法院報》評為“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之一。  

 

案情介紹

電子競技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運動器械進行的人與人之間的智力對抗運動。通過運動，可以鍛煉和提高參與者的思維能力、反應能力、心眼四肢協調能力和意志力，培養團隊精神。2003年11月，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將電子競技列為第99個正式體育競賽項目。

DOTA2（中文名“刀塔2”）作為一款風靡全球的頂級電競類網絡游戲可謂在游戲玩家中家喻戶曉，擁有眾多的鐵桿游戲迷和專業比賽選手。DOTA2游戲的開發商為Valve Corporation，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代理運營商為完美世界（北京）網絡技術有公司（以下簡稱“完美世界”）。DOTA2在2個游戲玩家團隊（每隊5人）之間以競技比賽形式進行，網絡用戶可以通過DOTA2游戲官方網站客戶端中的旁觀者觀戰功能觀看正在進行的比賽。2015年初，首屆DOTA2亞洲邀請賽在上海舉行，比賽匯集了全球最頂尖的DOTA2競技戰隊。此次比賽由上海耀宇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耀宇公司”）投入巨資向完美世界獲得授權承辦，并獲得獨家視頻轉播權。此次亞洲邀請賽分為線上預選賽和線下總決賽兩部分，預選賽階段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各參賽隊伍按照賽程、通過互聯網及計算機進行比賽，總決賽階段由預選賽中名次靠前的幾支隊伍和其他受邀參賽的隊伍參加，獎金總額為300萬美元。亞洲邀請賽進行期間，耀宇公司通過旗下游戲直播網站“火貓TV”（www.huomaotv.com）進行全程、實時視頻直播，視頻內容由計算機軟件截取的游戲自帶的比賽畫面、“火貓TV”的游戲主播對比賽的解說內容、對其游戲直播間及游戲主播拍攝的畫面、對決賽現場情況拍攝的畫面以及對比賽制作的音效、字幕、慢鏡頭回放、燈光照明等組成。網絡觀眾可以在“火貓TV”上免費觀看所有比賽直播。

然而，DOTA2亞洲邀請賽開賽不久，耀宇公司即碰到了一件棘手事，原來耀宇公司發現業內主要競爭對手廣州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斗魚公司”）未經授權通過其經營的“斗魚TV”網站（www.douyutv.com）盜播DOTA2亞洲邀請賽，并散播其擁有賽事版權等不實消息。耀宇公司曾多次發函要求斗魚公司立即停止侵權，但斗魚公司仍我行我素，恣意盜播。由于本屆賽事舉辦時間僅有1個多月，如果不能阻止斗魚公司的盜播行為，將給耀宇公司造成重大損害，直接造成“火貓TV”收視率的大幅下降。耀宇公司心急如焚找到我們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希望尋求法律途徑制止斗魚公司的侵權行為。

筆者接手案件后決定立即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申請法院禁止令，這樣可以在法院做出判決前先責令斗魚公司停止侵權行為。為此，筆者在起訴之同時向法院提出了禁止令申請，并向法院說明由于涉案賽事正在進行，時間緊迫，為避免斗魚公司的侵權行為造成更大損失，需要申請法院對斗魚公司采取訴中行為保全措施，如果不采取保全措施，即使案件判決原告獲得勝訴，也因為比賽早已結束而變得沒有意義。在充分的證據面前，法院審查后認為禁令申請符合法律規定，并在最短的時間內裁定斗魚公司立即停止播出DOTA2亞洲邀請賽。收到法院裁定書次日，斗魚公司即停止了盜播行為。

最終，本案經過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審理，認定斗魚公司具有主觀惡意，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直播DOTA2亞洲邀請賽，并在直播時在“斗魚TV”網頁上標注“火貓TV”等權利人的標識，構成不正當競爭，因此判決斗魚公司賠償耀宇公司經濟損失100萬元，合理費用10萬元，并判決刊發聲明消除影響。該案被人民法院報評為“2016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據介紹，所評十大案件均為2016年度全國各級法院審判的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案情疑難復雜或審判結果有重大突破和借鑒作用的典型案件。

 

 

法律分析

一、電子競技比賽轉播權的

法律性質

電子競技比賽作為一項體育賽事，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權利，法律界學者在認識上存在著廣泛的爭議。

1.國內學者對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性質的不同觀點

（1）    鄰接權說

一些國內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在法律上屬于著作權法中的鄰接權，但在具體屬于鄰接權中的何種權利上又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是一種表演者權，運動員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表演者”，只是在表演時不像戲劇、電影、舞蹈等有著事先的劇本或者舞譜。1根據《羅馬公約》等國際條約和我國著作權法中的有關規定，表演者一詞可以擴大解釋為不是表演文學或藝術作品的其他人，體育比賽的運動員就是這樣一種“表演者”。但也有學者否認這種觀點，即認為體育比賽不屬于“表演”的范疇，體育賽事的轉播權也就不是表演者權，原因在于轉播權的權利客體是體育競賽，而表演者權的權利客體則為表演，所以體育賽事轉播權與表演者權是兩種不同的權利。2

贊同體育賽事轉播權是鄰接權的另一種觀點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廣播組織權，廣播組織權是指電視組織有權許可或者禁止他人轉播、重播、錄制或以其他方式向公眾傳播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所享有的權利。體育賽事轉播權體現為廣播組織將體育賽事進行固定，并許可和禁止他人復制、轉播等一系列權利，與鄰接權非常相似。同時，又可以按照不同的情況，將體育賽事的現場直播歸為鄰接權中的廣播組織權；而賽事畫面集錦及專題節目如果具有獨創性，符合作品的條件，則可享有著作權。3這種觀點也有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和廣播組織權不能相提并論，兩者差別明顯，在權利主體、客體和權利的行使方式上都存在不同之處。體育賽事轉播權的主體是體育組織，客體是體育競賽；而廣播組織權的主體是廣播電視組織，客體則是對體育競賽進行攝影、錄像后形成的廣播電視節目。體育賽事的組織者將其所有的賽事轉播權通過一定的方式轉讓給專業的廣播電視機構行使，而廣播組織的權利一般由廣播電視機構自己行使，當然也可以通過再許可的方式允許他人進行再次轉播。

（2）    契約權利說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契約權利。4以奧運會的賽事轉播為例，《奧林匹克憲章》明確規定了國際奧委會對奧運比賽的電視轉播的權利，包括對奧運賽事進行電視轉播的所有權和處分權。奧運會舉辦國通過與國際奧委會簽訂協議的方式（即契約方式）獲得奧運賽事電視轉播的權利，因此奧運會等體育賽事電視轉播權就是因契約而產生的權利。此外，媒體記者和觀眾要進入比賽場館拍攝比賽實況或者觀看比賽，都需要經過比賽組織者同意，并向比賽組織者支付費用。媒體記者必須遵守事先的約定對比賽進行現場直播或者錄音錄像，觀眾需要持門票入場觀看比賽，在觀看比賽時還要遵守相應的規則。

（3）    物權說

有的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不具有知識產權的可復制性、地域性、專有性等特征，而且享有賽事轉播權必須以體育賽事的實際舉辦為前提，因此，可以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是一種民法意義上的物權。在歐美等地，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法律性質早期傾向于“賽場準入權說”，此學說認為電視轉播權源于體育場館物權人對于場館享有的所有權或占有權，電視臺等媒體若想要在體育館進行直播或者轉播，必須得到體育館物權人的入場許可，否則是無法實現轉播的。

（4）    商品化權說

還有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是伴隨體育活動商業化運作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權利，它以財產權為內容，但有人身權的屬性，又無法將之劃入傳統的知識產權法保護的范圍，應將其視為一種商品化權。5商品化權關注體育賽事中所蘊藏的經濟價值，實際上將非商業領域的權利保護對象納入商業領域進行保護，是對在先權利的一種再利用。商品化權主要表現為一種財產權利，權利人有權許可或禁止他人以商業目的使用商品化載體，而體育賽事轉播權正是將體育賽事與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商業媒體相結合，對賽事的運動表演和運動員形象等因素進行再利用，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商業價值。

2.國外對于體育賽事轉播權性質的觀點

在歐美等國家，電視轉播產業起步很早，對體育賽事轉播權法律性質的認識也逐步發展，經歷了“賽場準入權說”、“娛樂服務提供說”到“企業權利說”等發展歷程。但在法律上并未明確規定體育比賽轉播權的法律性質、權利內容和保護范圍等，然而卻并沒有影響體育賽事轉播權在實踐中的開發和使用。以下是英、美與其他國家對體育賽事轉播權性質的不同觀點：

英國對體育賽事轉播權的性質經歷了“賽場準入權說”和“娛樂服務提供說”。如前所述，“賽場準入權說”認為轉播權來源于從體育比賽場館所有人和管理人處得到許可進入賽場的權利，在獲得許可后，觀眾可以進入賽場觀看比賽，電視臺則進入賽場進行電視轉播。近年來該學說逐漸被“娛樂服務提供說”所取代，“娛樂服務提供說”認為，觀眾和電視臺進入賽場的目的都是為了享受觀看比賽這種娛樂服務，電視臺被許可進入賽場后就可以對比賽進行轉播。

在美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出現了很多因體育賽事轉播而產生的法律爭議。當時的聯邦通訊委員會認為，只要能獲得比賽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合法的行為方式對正在進行的體育比賽進行轉播，這無疑損害了體育賽事組織者的經濟利益。直至1938年的“匹茲堡運動公司訴KQV廣播公司案”才認可了體育賽事轉播權中的財產權。本案中，法院認為匹茲堡俱樂部對比賽投入很大，有權從投資中獲得回報，KQV廣播公司的行為影響了匹茲堡運動公司同電臺、電視臺與廣告商之間的簽約能力，間接剝奪了原來屬于匹茲堡運動公司的收入，是不正當競爭行為。法院的判決確立了體育比賽轉播權的基本屬性，承認了體育賽事轉播權中的財產權。

荷蘭尚未在法律上明確規定體育比賽中的財產權利，但在實踐中傾向于將體育賽事轉播權作為一種“賽場準入權”。同樣地，意大利也沒有關于體育比賽中權利的立法規定，在實踐中，近年來比較認同的觀點是，體育比賽轉播權是一項“企業權利”。法國則在其立法中明文規定了體育比賽轉播權的權利屬性。

認定體育賽事轉播權屬于知識產權可能只有巴西，巴西的版權法將體育領域的足球運動、田徑運動等列為鄰接權保護的客體。

綜上所述，國內外普通學者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不具有知識產權的特征，也沒有相關法律條文明確規定體育賽事屬于作品和對作品的表演。所以，通說認為體育賽事轉播權不是知識產權的客體。

由于我國法律對于體育運動競爭比賽權利保護方面規定的空白，使得體育賽事轉播權無法得到應有的保護。由于體育賽事轉播權在我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加之競爭者之間缺乏行業自律意識，侵權案件在所難免，法院對于侵犯體育比賽轉播權行為的認定也是不盡相同，沒有統一標準。在互聯網介入體育賽事轉播后，侵權事件變得更加復雜。斗魚TV之所以會明目張膽的盜播侵權，即是出于法律缺失的原因。

 

二、對“貓魚大戰”案件的

法律分析

1.電子競技比賽畫面是否構成著作權法中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對于一般體育賽事的版權性質，大多數國家目前認為體育競技原則上不構成作品。這主要是因為運動員在比賽中主要展示的是身體力量和競技技巧的某種運動，并不涉及表現藝術美感和表達思想感情等創造性活動。除了一些含有藝術性、表演性元素的項目，比如花樣游泳、藝術體操、花樣滑冰等，一般的體育比賽不能成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而對于DOTA2這款電子競技游戲而言，筆者認為，比賽本身并無劇本之類的事先設計，比賽畫面是由參加比賽的雙方多位選手按照游戲規則、通過各自操作所形成的動態畫面，系進行中的比賽情況的一種客觀、直觀的表現形式，比賽過程具有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比賽結果具有不確定性，故比賽畫面并不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本案一審法院也同意上述觀點，并在判決書中寫到“由于我國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對賽事等活動的轉播權并未作出規定，故原告主張的視頻轉播權不屬于法定的著作權權利，不能基于所謂的視頻轉播權直接給予原告著作權方面的保護”。從法院的觀點來看，也是認可體育比賽本身不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這一通說。

雖然，電子競技比賽本身不能構成作品，但筆者認為，由于火貓TV在向網絡用戶提供直播時不僅僅為軟件截取的單純的比賽畫面，還包括了火貓TV對比賽的解說內容、拍攝的直播間等相關畫面以及字幕、音效等，故DOTA2比賽直播內容屬于由圖像、聲音等多種元素組成的一種比賽類型的音像視頻節目。并且，該音像視頻節目可以被復制在一定的載體上，這樣的話，筆者認為這種音像視頻節目已具有著作權法中作品的特點，可以構成作品。

2.斗魚公司侵犯了耀宇公司的商業利益，構成不正當競爭

本案中，斗魚公司抗辯稱，其系從DOTA2游戲客戶端的旁觀者觀戰功能取得比賽畫面，再配上自己獨創性的評論在網上播放，本質上是對涉案賽事進行報道，不是直播或轉播，而且游戲廠商也鼓勵視頻平臺播報游戲比賽，任何一個游戲客戶端的參與者或旁觀者，都可以對游戲比賽情況進行評論報道。

筆者在該案庭審中提出，即使事實真如斗魚公司所辯稱的是通過游戲客戶端的旁觀者觀戰功能取得比賽畫面，不構成對耀宇公司著作權的侵犯，但斗魚公司還是構成了侵權，即損害了耀宇公司對DOTA2亞洲邀請賽享有的獨家視頻轉播權中的商業利益。

主辦體育賽事，尤其是像亞運會、奧運會這樣的綜合性大型運動會，賽事組織從硬件（場地、器材、設備）到軟件（策劃、組織、接待、比賽）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運動員在比賽場上為奉獻精彩的比賽撒下了辛勤的汗水，因此一場精彩紛呈的體育賽事是體育組織者、運動員以及相關人員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晶，按照經濟學上誰投資誰擁有經濟利益的解釋，現代體育比賽具備很大的商業利益，也使得眾多贊助商參與到體育賽中以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而從另一方面來講，體育比賽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互聯網、廣播、電視臺、通過轉播使得體育比賽的這種商業價值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實現最大化，因此通過對比賽轉播權利的有償轉讓的方式，讓在體育比賽的組織投入成本的組織者和運動員有所補償，這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被公認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法則。

1958年的《奧林匹克憲章》中首次提出電視轉播權問題，明確劃分了奧運比賽電視轉播的權利所屬。《奧林匹克憲章》第2章第11條明確規定了國際奧委會擁有其中有關的全部權利，特別是涉及該運動會的組織、開發、廣播電視和復制的權利。體育界賽事組織者擁有賽事的商業開發和締約權，以保證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資金、承擔的商業風險得到合理的回報。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權利應屬電視、互聯網轉播權，即體育組織或賽會主辦單位舉辦體育賽事和表演時，許可他人進行網絡或電視現場直播、轉播、錄像并從中獲取報酬的權利或者利益保障權。它本質上屬于一種經濟性權利。因此，體育賽事組織者應享有的商業利益是按照市場規律發展起來的，是經過百年實踐的國際通行的做法。所謂一分播種一分收獲，風險與收益關聯，不受他人不正當行為損害，是一切公平競爭的基礎。賽事組織者享有的權益，無論是否構成知識產權意義上的絕對權，都應該屬于國家公平的競爭秩序所保障的權益。

而本案中，DOTA2作為一項電子競技體育類游戲，知名度極高，國內外的大賽往往能夠吸引很多玩家和愛好者，具有較高的商業推廣價值和宣傳價值。原告耀宇公司為了承辦DOTA2亞洲邀請賽投入了巨額的資金和大量人力，投入資金1000多萬元，因此耀宇公司有權從對DOTA2亞洲邀請賽的投資中獲得經濟回報。而作為行業競爭對手的斗魚公司，其侵權行為嚴重影響了耀宇公司與廣告商、被授權方之間的簽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斗魚公司的侵權行為，造成10多萬的網絡觀眾轉投到斗魚TV網站進行觀看賽事直播，而游戲直播網站的估值主要是以觀眾數量為評估依據，斗魚公司的侵權行為實際上分流了網絡用戶關注度和網站流量，攫取了耀宇公司的經濟利益，這無疑給耀宇公司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經濟損失。

本案一、二審法院均提及了耀宇公司對承辦和轉播比賽所應享有的商業利益。一審法院認為：“我國法律法規雖然沒有明文規定轉播權為一種民事權利，但體育比賽的組織方、主辦方包括類似與體育比賽的電子競技網絡游戲比賽的開發商、運營商等對他人轉播比賽行為進行相關授權許可系國際國內較長時期以來的通常做法、商業慣例。由于原告投入較大財力、人力等成本舉辦了涉案賽事，其可以獲得的對價之一是行使涉案賽事的獨家視頻轉播權，故涉案轉播權無疑具有強烈的商業屬性，承載著原告可以由此獲得的商譽以及一定的經濟利益，該種利益屬于我國侵權責任法保護的一種財產性的民事權益。”二審法院認為：“電子游戲網絡直播平臺是近年來隨著網絡游戲的電子競技產業的興起而產生并快速發展起來的從事游戲直播的新興商業經營模式。各平臺通過組織運營直播、轉播游戲比賽來吸引網絡用戶，提高網絡用戶流量，增加網絡用戶粘性，同時亦以該平臺為媒介吸引相關廣告商投放廣告，因此，網絡游戲比賽的轉播權對于網絡直播平臺來講，是其創造商業機會、獲得商業利益、提升網站流量和知名度的經營項目之一。這種商業經營方式并不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精神和禁止性規定，屬于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為，被上訴人以此謀求商業利益的行為應受法律保護，他人不得以不正當的方式損害其正當權益。”

筆者非常贊同法院的上述觀點，這與美國“匹茲堡運動公司訴KQV廣播公司案”中法院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認可了體育賽事轉播權中的商業利益。雖然目前法律對于轉播權的規定是空白的，但法院非常準確地適用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原則性條款的規定，釋明了被告應承擔法律責任的原由，公平、公正、合理地作出了判決，具有一定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

 

 

 

結論

雖然目前我國對于體育賽事轉播權還未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就本案來說，筆者認為，法院通過借鑒國際體育比賽的商業慣例，確認了轉播權具有商業屬性，對于電子競爭比賽的組織者或網絡直播平臺而言，可由此獲得一定的的商業利益。同時，法院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的原則性條款，依據法學理論作出的判決，可以非常有效地遏制當下互聯網企業盜播電子競爭體育賽事直播的行為，同時也可以確立賽事組織者權利的保護標準，進一步規范并建立有序的電子競爭體育賽事互聯網競爭市場。

本案是國內首例判決的電子競技比賽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無疑為國內火熱的電子競技網絡直播產業敲響了警鐘，只有在商業運營中充分尊重知識產權、公平競爭，行業才能長期健康有序發展。

 

陳易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曾獲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長征突擊手稱號，上海律協互聯網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

業務方向：國內民商事訴訟、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反不正當競爭案件等。

 

1 參見張旭霞：《淺談體育比賽轉播權的法律性質》，載《電視研究》2002年第10期。

2 參見胡峰等：《奧林匹克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頁。

3 參見李俊梅等：《體育賽事電視轉播版權保護》，載《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4 參見李俊梅等：<體育賽事電視轉播版權保護》，載《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5 參見于善旭等：《我國體育無形資產法律保護的研究》，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