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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典》離婚救濟制度的問題與完善建議初探

2021年第09期    作者:桂芳芳    閱讀 11,367 次

我國的離婚救濟制度，是為消除離婚當事人中經濟狀況處于弱勢地位一方的生活顧慮,保障其在離婚后能夠維持與離婚時相應的生活之目的而設立的專項救濟制度?！睹穹ǖ洹分校x婚救濟制度在總體吸收既有規定的基礎上，也有一定創新。原《婚姻法》離婚救濟制度曾暴露出較多的問題，《民法典》的改進亦相對保守，有待進一步的解釋、完善。《民法典》實施后，該制度如何有效展開，值得我們關注。

一、溯源：離婚救濟制度的歷史沿革和現行規定

我國最早在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中就規定了離婚救濟制度。該制度貫穿《婚姻法》兩次修訂，直至被吸收至《民法典》。其間，該制度內涵不斷豐富，制度設計日臻進步。

（一）婚姻家庭立法

1950年《婚姻法》第25條確立了離婚經濟幫助制度，規定離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結婚而生活困難，他方應幫助維持其生活。1980年《婚姻法》刪除了“未再行結婚”的限制條件，拓寬了適用經濟幫助的范圍。2001年《婚姻法》則有諸多創新：一是將“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單列一章；二是在第40條明確了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離婚時有權請求補償；三是在第42條上明確了應從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四是第46條明確了四種應適用損害賠償的過錯情形；五是第48條明確了扶養費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有關個人和單位應負協助執行的責任。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編

《民法典》中的離婚救濟制度同樣由離婚經濟幫助、家務勞動補償、離婚損害賠償三個部分組成，且在以下方面存在創新：一是規定析產時應當照顧無過錯方權益；二是取消了家務補償的“約定分別財產制”限制；三是規定提供經濟幫助的給付方須“有負擔能力”；四是增設離婚損害賠償的兜底條款。

二、審視：現行離婚救濟制度及其不足之處

離婚救濟制度已經實施多年，在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不足，筆者將逐一分析。

（一）家務勞動補償制度

婚姻雙方常有內外分工，一旦離婚，照顧孩子、照料老人、操持家務的“主內”方可能面臨困境，而“主外”方的事業發展卻一直從這樣的分工中得益。因此，“主內”一方應得到補償。前文提到，原《婚姻法》規定了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并被《民法典》吸收改進，但仍有不足。

1.適用案例一

劉某與潘某于1996年登記結婚，育有兩女。2004年，兩人關系惡化，隨即分居。自2004年起直至2014年劉某起訴離婚，兩名女兒都僅由潘某照顧。兩人雖未約定分別財產制，但各自收入實際上由各自支配。因此，法院依據原《婚姻法》第40條，根據原告未盡撫養義務的時間、原告經濟能力、當地生活水平，判決原告向被告一次性補償20000元。

2.適用案例二

王某和陳某于2015年登記結婚，2018年起分居。2021年，王某提起離婚訴訟，王某主張，陳某不事家務，都由自己承擔，因此要求補償。法院準許雙方離婚，并考慮婚后共同生活的時間、女方家務勞動具體付出情況、男方個人經濟收入、當地一般生活水平，判決被告補償原告50000元。

3.人力資本價值難以認定問題

案例一是少有的按照《婚姻法》判決支付家務補償的案例，案例二則是《民法典》施行后的首例家務補償案例。從兩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不同法院的考量因素、判決金額不盡相同?；厮菡埱髾嗷A，《婚姻法》第40條并未規定補償金額具體應該如何計算，現行《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釋也未對這一標準進行規定，因而法院的酌定空間較大，也容易導致司法標準不一。

（二）離婚經濟幫助制度

離婚經濟幫助制度指離婚時一方生活有困難，經雙方協議或法院判決，有條件的一方一次性或者短期內給予另一方適當的財務資助的制度。該制度的初衷是避免當事人在離婚后陷入經濟困境；為受助方提供必要救濟，也是對受助方維持婚姻穩定期望落空的合理補償，還能保障弱勢一方的離婚自由。但當前，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同樣存在一些問題。

1.“生活困難”標準不合理

原《〈婚姻法〉解釋（一）》將“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或“離婚后沒有住處”規定為“生活困難”的標準。“基本生活水平”如何理解？實踐中，一般指當地政府發布的社保最低標準。

首先，既然司法解釋表示為“基本生活水平”而非“最低生活標準”，兩者應有所不同。其次，如受助方達到社保標準，自然有低保等機制為其提供支持，這樣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和社保制度便重疊了——獲得低保的受助方或將不符合離婚經濟幫助條件，處于最低標準邊緣的弱勢方可能既不能申領低保，也不能適用離婚經濟幫助。再次，經過多年的扶貧工作，符合“社會保障最低標準”的人已更少，適用范圍更加狹窄。因此，這一標準有必要變革。

2.申請時限設置不完善

按現行規定，離婚經濟幫助應當在離婚時提出，但離婚導致的“生活困難”并不會在起訴離婚的第一時間顯現；也有一些當事人在起訴離婚前已分居較久，經濟上已各自獨立，離婚對生活的負面影響在離婚前就已顯現。此時弱勢的一方除了起訴待判以外，缺乏其他向另一方尋求經濟幫助的渠道。

3.不考慮過錯因素

現行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僅考慮經濟需要，并不考慮過錯因素。理論上，如受助方有家庭暴力等嚴重過錯，只要其符合“生活困難”的標準，都可以請求離婚經濟幫助，這顯然有悖于公平正義的要求。

（三）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即因夫妻一方的法定過錯行為而導致離婚時，無過錯方有權就其所受之損失向過錯方主張賠償的法律制度。這一制度既是對無過錯方的救濟，也是對過錯方的懲罰，是婚姻家事法律中正義價值的集中體現。然而，該制度同樣存在一定問題。

1.適用情況

2003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26日，上海市各級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中，有459起案件法院認定一方存在過錯，其中支持損害賠償的案件達到了96%之多。問題在于，有大量“反復出軌”等嚴重情形的案例，沒有被法院認定為“過錯”。此外，還存在第三者責任缺失、權利主體狹窄的問題。

2.適用范圍狹窄問題

上海嘉定的阮某與王某婚后育有兩女。二女兒出生后，王某與不同的女性有不正當關系，常夜不歸宿。經阮某多次規勸，王某仍不改正，甚至不許過問。2011年，阮某發現王某已在外生育一子，遂起訴離婚。阮某提交了非婚生子的遺傳檢驗報告等一系列材料，要求王某賠償精神損失。經審理，法院認為，王某與他人有不正當關系，造成婚姻破裂，負有過錯，但精神損害撫慰金必須符合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四種情形之一方可提出。現僅能證明出軌，不足以構成“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故而駁回原告精神損害賠償訴請，僅在財產分割上給予阮某一定照顧。

《婚姻法》規定的情形存在漏洞，列舉法不能夠涵蓋生活的復雜?？上驳氖?，《民法典》增列了兜底條款，將“其他重大過錯”也納入了損害賠償范圍。我們期待這一問題在民法典時代能妥善解決。

3.第三者責任缺失問題

我國《刑法》通過規定破壞軍婚罪，對破壞軍婚的第三者進行懲罰和威懾，保護軍人婚姻穩定。對普通出軌施以刑法規制固然缺乏必要，但不代表民法不能對此有所作為。法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乃至欺詐性撫養的情形，都存在對合法婚姻家庭關系實施侵害的第三者。實施了侵害行為導致他人離婚，卻無須承擔責任，有失公正。筆者認為，有必要在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中增設第三者的賠償責任。

4.權利主體狹窄問題

現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中，僅夫妻雙方中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但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子女、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都可能因過錯方的行為而遭受損害，面臨著生活、精神困擾，他們遭受的損害卻無從得到救濟。

三、比較：離婚救濟制度的比較法視角

（一）美國法

離婚扶養費制度，指夫妻一方對另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經濟上的合理分工而導致收入能力下降以及其他合理的婚姻投入而在離婚后予以經濟補償的法律制度。美國多數州沿用了普通法的離婚扶養費制度，亦有部分州在制定法中規定此制度，另有一部全國性的《統一結婚離婚法》。筆者將結合前文提及的問題進行介紹和比較。

1.《統一結婚離婚法》的規定

美國《統一結婚離婚法》規定了離婚扶養費制度，該制度對判給扶養費的條件、考慮因素、數額標準、給付形式、變更和終止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在此列舉三處參考意義較強的規定。

（1）考慮因素

該法明確規定了判決扶養費的考慮因素，包括：受助方的經濟來源和實際需求、受助方為就業而接受教育的時間、婚姻存續時間、婚內的生活水準、受助方身體狀況、給付方負擔能力。相較于我國僅考慮“生活困難”和“另一方負擔能力”的籠統規定，該規定更為全面，能夠為法官提供統一指引。

（2）“合理生活需要”標準

該法規定了“合理生活需要”標準，一般認為是維持婚姻存續期間的生活水平。這一標準明顯較我國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生活困難”標準更為寬松。因此，扶養費的適用在美國離婚訴訟中頗為普遍。

（3）請求扶養費的時間

該法規定，分居期間、離婚時、離婚后都可以請求扶養費，而我國僅允許在“離婚時”請求經濟幫助。相比之下，《統一結婚離婚法》的規定更能夠覆蓋分居期間和離婚后當事人出現生活困難的情形，能夠更及時地給予離婚弱勢方以幫助。

2.紐約州家務勞動補償判例

該州判例法將人力資本作為夫妻共同財產處理，以補償家務貢獻較多一方。以奧布萊恩訴奧布萊恩離婚案（O'Brien v. O'Brien）為例：夫妻雙方的職業分別是醫師和空姐，婚姻存續期間，妻子承擔家庭事務、家庭開支和丈夫的教育開支，丈夫則在考取醫師執照后提起了離婚訴訟。經審理，初審法院認為夫妻共同財產應包括丈夫在婚內獲得的醫師執照，判決男方將醫師執照價值40%的等值金額補償給被告。上訴法院同樣維持了這一判決?？偟膩碚f，美國各州對人力資本補償的具體規定稍有不同，但都高度認可家務貢獻，許多州都將夫妻一方依靠另一方貢獻所獲的成果納入了經濟補償的考慮范圍。

3.《路易斯安那民法典》離婚扶養制度的過錯考量

路易斯安那州為混合法系，《路易斯安那民法典》自制定之始便規定了離婚扶養費制度。美國多數州對離婚扶養費采用無過錯主義的態度，即不以一方的過錯情形作為判決扶養費的考慮因素。但《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卻保留了過錯主義的考量。該法規定的扶養費包括過渡性離婚扶養費和最終定期扶養費，前者不考慮過錯因素，適用條件寬泛，旨在避免弱勢方的生活狀況因離婚而急劇惡化；后者考慮過錯，如果一方存在通奸、因犯罪而受到監禁、家庭虐待的情形，且另一方不存在過錯，法院應判給無過錯方最終定期扶養費。

（二）日本法

《日本民法》中規定了一系列離婚救濟制度，制度較為健全。中日兩國在法律、文化上均較為接近，日本制度構建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筆者將結合前文提及的問題進行比較。

1.離婚撫慰金制度

《日本民法》第709條、第710條規定了離婚撫慰金制度，把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權行為，具有適用條件較寬、權利主體較廣、義務主體合理的特點。在適用條件上，非持續同居的不貞行為、拒絕性生活、侮辱均可適用損害賠償；在權利主體上，離婚夫妻的未成年子女也有權請求損害賠償；在義務主體上，破壞合法婚姻關系的第三者也須承擔賠償責任。

2.離婚年金分割制度

日本的年金包括國民年金、厚生年金等，作用類似社會保險，分割年金是重要的離婚救濟方式。日本先后規定了 “合意分割”和“三號分割”。“合意分割”指雙方可協議確定分割比例，協議不成，由法院判決，妻子最高可獲得厚生年金總額的50%；“三號分割”則允許法院在女方系家庭主婦的情況下，直接判決分割年金，最高可分割厚生年金50%的份額。

四、建構：我國離婚救濟制度的完善建議

通過前文對我國現行制度的分析和對域外制度的比較，結合辦案實際，筆者建議從以下方面對我國離婚救濟制度進行完善。

（一）完備適用條件

我國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絕對困難”標準不適宜社會實際，應拓展“生活困難”標準的內涵，使之與“最低生活標準”相區分。國內有學者提出以“相對困難”替代“絕對困難”，即在現有標準基礎上，把婚后生活水平的下降程度也加入評價的標準，筆者贊同此觀點。這樣既能提高該制度的適用率，也能避免與社保制度重疊，能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

（二）增設考慮因素

我國《民法典》雖然新增了義務方的負擔能力作為離婚經濟幫助的考量因素，但該規定依舊籠統而原則，不利于司法統一。在《民法典》后續的司法解釋中，應增加合理的考慮因素，如婚姻存續時間、婚內生活水平、就業狀況等，以促進扶養費判決的科學化，為法官判決提供指引，避免自由裁量權過大。

（三）提前救濟時間

離婚救濟制度不但應“救窮”，也應“救急”?；橐鲫P系中弱勢的一方如遭遇重大疾病等情況，現行離婚救濟制度難以及時向其提供支持。應探索建立覆蓋訴前、訴中階段的離婚經濟幫助機制，加強離婚救濟制度與《民事訴訟法》先予執行制度的適配，更好地實現“救急”。

（四）拓寬賠償主體

前文已提到，我國現行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存在第三者責任缺失、權利主體狹窄的問題。對于賠償義務主體，可以將明知對方已婚，仍故意破壞對方合法婚姻的第三者，作為離婚損害賠償的義務主體，從而實現婚姻家庭法律應有的對正當倫理的要求。對于請求賠償的權利主體，嚴重的過錯行為不僅在夫妻間產生傷害，也會給孩子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給雙方父母帶來精神創傷，故應將子女、父母增列為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權利主體。

結語《民法典》對離婚救濟制度的完善令人期待，但一些規定仍較為原則、籠統?！睹穹ǖ洹穼嵤┖螅⒎ā⑺痉C關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有益經驗，完善離婚救濟的適用條件和考量因素，擴大離婚救濟制度在時間上的覆蓋范圍，賦予權利受損主體合理的賠償請求權，在保護弱小的同時弘揚公平正義。

 

桂芳芳

上海家與家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婚姻家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徐匯區律師界婦聯執行委員

業務方向：婚姻家事、財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