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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2016年，李某因委托理財糾紛一案委托上海市光大律師事務所律師，以周某、鈕某為被告向法院起訴。原告李某于2012年12月18日與被告周某簽訂《委托協議書》，約定由李某委托周某操作其在某證券公司的股票賬戶。雙方約定，如在2013年5月26日前，賬戶內總字長未能達到12,100,000元，不足部分由周某承擔。后因周某未能按約補足賬戶內的總資產，雙方于2013年4月5日簽訂《備忘錄》一份，約定委托期限延長至2013年8月6日，同時，周某自愿按照年10%的利率支付利息。2013年8月21日，周某拋售該賬戶內的所有股票后，李某發現賬戶內剩余資金僅為3,568,468.8元。因兩被告于1993年登記結婚至今，故本案系爭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
針對原告訴訟請求，兩被告辯稱：（1）該案是李、周兩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鈕某僅系周某的配偶；（2）根據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委托理財合同有保底條款的，保底條款無效，導致整個合同無效，兩被告認為本案系爭的委托合同無效；（3）根據李某提供的證據，李某的損失沒有8,531,531.2元，應是4,569,708.72元；（4）李某主張的利息沒有法律依據，本金是在李某的賬戶里，周某沒有使用，雙方都明確這筆錢用來炒股，炒股沒有利息。被告周某提出反訴請求，要求李某歸還周某質押在其處價值60，000元的質押品。經過審理，一審法院支持了原告全部的訴求。
【代理意見】
代理人認為，本案系委托理財合同糾紛，主要爭議焦點在于本案系爭的《委托協議書》和《備忘錄》是否有效、保底條款是否有效及被告的反訴請求是否有效。
首先，代理律師認為，雙方之間的委托協議書及備忘錄實質是對雙方債權債務的確認。
從協議及備忘錄簽訂的日期可以看出，簽訂后賬號中款項并無進出，僅僅是股票拋售，所以，該份協議及備忘錄實質是雙方對債權債務的確認。并且從該兩份材料中可以看出，被告明確欠原告本金1210萬元，并以1210萬元作為基數計算年10%的回報。
其次，保底條款有效。法律僅就證券公司的經紀業務規定禁止承諾保底收益條款，而非針對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委托理財協議，法律并未明確否定委托理財合同中保底條款之效力。委托理財關系的當事人作為自然人身份的商事主體，在協議中約定保底條款是當事人雙方意思自治形式下對受托行為所設定的一種激勵和制約機制。雙方之間也不存在權利義務顯失公平之說。協議及備忘錄將保底收益約定為10%，遠未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故原、被告之間的行為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雙方的意思自治理應受到尊重。
再者，被告的反訴請求不符合程序規定。本訴與反訴之間要有牽連關系，而本案中本訴與反訴之間并無此關系，不應作為反訴在本案中提起。
最后，對反訴請求不予認可。其質押品系擔保物，主債權尚未結清，原告并無質押品的返還義務，并且字畫的價值及真實性質原告從未確認過。
【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李某的全部請求。
【裁判文書】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如下：（1）本案系爭的《委托協議書》和《備忘錄》是否有效；（2）周某應當賠償李某多少經濟損失；（3）三、鈕某是否應與周某承擔共同賠償責任；（4）李某是否應當返還周某價值為60，000元的質押物。
一、法院認為本案系爭的《委托協議書》和《備忘錄》有效。
從法律禁止性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雖然是禁止承諾保底收益的條款，但其所規制的對象是證券公司的經濟業務，而非自然人之間達成的民間委托理財協議，本案不應直接適用上述證券法的規定作為合同無效的理由；鑒于現行法律體系中并無明確否定委托理財合同保底條款效力之規定，委托理財合同關系中的當事人作為自然人身份的商事主體，在系爭協議中約定本息最低回報的條款，是當事人雙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對受托行為所設定的一種激勵和制約機制，且本案系爭協議對保底收益的約定，未超過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故雙方不存在權利義務顯失公平之說，本案民間委托理財行為并不存在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情形，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理應受到尊重。另一方面，本案的委托理財行為并非是無償民事行為，雙方在《委托協議書》中約定“在2012年5月26日前，委托賬戶資產總額超過人民幣壹仟壹佰萬元整部分，由李某和周某平分。”由此可見，周某也是可以獲利的，并非只負義務。故本案系爭的《委托協議書》和《備忘錄》有效。
二、周某應當賠償李某經濟損失的范圍。
首先，自2011年1月起，李某委托周某理財后，李某陸續將資金從股票賬戶中劃入轉出，截止2011年9月13日，李某的股票賬戶的資產總值為8,139,418.21元。2012年12月18日，李某和周某簽訂《委托協議書》，不僅是對之前的委托理財關系進行了確認和結算，而且對之后的委托關系的權利義務作了約定。其次，2013年4月5日，李某和周某以《備忘錄》的形式對之前的委托關系再次予以確認，同時將委托期限寬限至2013年8月26日。根據《備忘錄》的約定，截止到該期限，周某應該補足12,100,000元，但根據2013年8月21日當時的股票行情，周某為了止損，經李某同意將其賬戶內的所有股票全部拋售。李某和周某簽訂的《委托協議書》和《備忘錄》是雙方真實意思的體現，雙方均應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現周某未按約定全面履行理財款項支付的義務，構成違約，故需賠償李某理財款及利息損失。
三、鈕某與周某應當承擔共同賠償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債務發生于兩被告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鈕某未舉證證明李某和周某明確約定本案系爭債務為周某個人債務，也不能證明其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夫妻實行約定財產制。因此李某要求鈕某對周某承擔共同還款責任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四、李某應當承擔返還周某價值60000元的質押物。
根據《委托協議書》的約定，委托關系結束時，李某應當返還質押物。在審理中，李某將周某質押在其處的物品，除價值60000元部分未歸還外，其余質押物均已歸還周某。周某表示如果不能履行返還義務，則應當賠償相應損失。李某對此無異議。
【案例評析】
高民尚在《關于審理證券、期貨、國債市場中委托理財案件的法律問題》一文中對委托理財合同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委托理財案件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委托人將其資金、證券等金融性資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內管理，投資于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并按期支付給委托人一定比例收益的資產管理活動所引發的合同糾紛案件。”
本案中，當事人雙方訂立了書面的委托理財合同，對具體的委托理財方式、收益分配、風險承擔等做了約定。
本案為典型的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委托理財合同中的受托人為不具有經營證券資產管理業務資格的自然人；其二，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的投資領域通常為股票、期貨等金融市場，此類市場的典型特點是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且這種投資風險是受多種因素影響、是投資者無法控制和避免的；其三，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時，通常會約定保底條款，以保證委托人的本金及收益不受損害。
【結語和建議】
從當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對于委托理財糾紛的爭議焦點問題之一是保底條款是否有效。
保底條款最初多見于聯營、投資類合同，我國目前現有的法律規范對保底條款的效力的認定尚缺乏完善的具體規定。最高法院1990年11月12日頒布的《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條規定：“保底條款違背了聯營活動中應當遵循的共負盈虧、共負風險的原則，損害了其他聯營方和聯營體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確認無效。”基于此，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對合同保底條款的效力認定為合同違反了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屬顯失公平的無效約定；而有的法院則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認定保底條款有效。由于保底條款是委托理財合同的基礎與核心條款，也是合同各方當事人爭執和利益沖突的焦點和關鍵所在，因此其效力如何認定成為委托理財合同糾紛的核心問題。筆者認為，鑒于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的保底條款之效力法律并無明文規定，且對是否屬于顯失公平之約定，基于分析的角度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論，應根據具體情形對合同中保底條款的效力進行甄別。對委托理財合同保底條款的效力，實踐中應區分兩種不同情形：
1.受托人為證券公司或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委托理財合同。
基于對金融機構經營風險監管的需要，目前我國有關法律和法規對特定的金融機構受托承諾保底收益的行為加以禁止。《證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明確規定，證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客戶證券買賣的收益或者賠償證券買賣的損失作出承諾。因此，受托人為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特定金融機構的委托理財合同中訂立的保底條款，因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應當確認約定無效。
2.受托人為特定金融機構之外的委托理財合同。
筆者認為，對保底條款作無效認定的規則不應適用于受托人為特定金融機構以外的委托理財合同，理由在于以下四方面：第一，此類委托理財合同中的保底條款并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根據合同法第四十四條和第五十二條規定，合同條文只要不存在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等情形，就不應認定為無效。第二，此類委托理財合同中的保底條款并不違背權利和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受托人在未投入任何資金、證券的情況下，借委托人的資金、證券進行經營并希望盈利，屬典型的“借雞生蛋”行為，即如果受托人經營有方，將會在沒有任何資金、證券投入的情況下獲取一定數額甚至是高額回報。第三，此類委托理財合同中保底條款的約定，符合民事法律關系所遵循的契約自由，意思自治原則。委托方和受托方有權通過資源約定收益比例的分享以及由受托方獨自承擔風險這種方式來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這種保底條款的約定是當事人行使私權的體現，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符合契約自由原則，就應得到法律的尊重。
綜上，委托理財合同中的風險責任首先應以法律法規之強制性規定為準。在法律法規缺乏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不宜一律按照保底條款無效的認定規定來判斷此類合同中保底條款的效力，而應綜合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有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完善、有利于公平公正的維護雙方當事人利益等諸多因素決斷。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