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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11月16日下午，上海律協律師學院、公司與商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商事爭議解決業務研究委員會在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聯合舉辦“《公司法司法解釋（四）》論壇”系列講座。當節講座由商事爭議解決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王軍旗律師主持，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陳克法官就“公司法司法解釋（四）中的民法要素”作主題演講。
講座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先從理論角度分析了解讀《公司法司法解釋（四）》時需要理解的五組關系；其次，從實踐出發，就律師所關心的實務問題作進一步解答。
一、從民法角度解讀《公司法司法解釋（四）》時需要理解的五組關系
《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出臺的一個目的在于明確裁判標準，具有調整、糾正公司成員間、公司與公司外部主體間關系的特征。《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在制定相關規則時實際預設了封閉公司中非控股股東遭受雙重壓迫的情形，即控股股東一方面通過資本多數決掌控公司股東會，另一方面又通過在董事會取得大多數席位來控制日常經營權，由此可能不當侵犯非控股股東的利益。而在解讀其條文時，應當理解其涉及的五組主要關系：
1、資本民主與平等保護的協調
何為資本民主？資本民主的正當性從何而來？通俗地說，一個出資80萬、占公司80%股權的股東，如果發生損失，其承擔的損失也較大；反之，如公司獲利，大股東所得利益也相對較大。因此，大股東和公司利益的緊密關系促使其更好地為公司利益著想，更希望公司欣欣向榮。在這種情況下，有為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正當性，也由此決定了其控制公司的正當性。
基于上述理論可以推出，表決的內容是否符合公司股權價值取向，并非法律所關心或需要介入的方面。一般情況下，只要股東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行使了股東權利、遵守了表決規則，那么這樣的決議就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反過來講，小股東如果對公司章程或決議內容持不同意見，在公司制定章程時、作出決議時完全可以作出相反表示，甚至可以在公司設立拒絕加入公司。既然決定加入公司，就應視為認可并遵守這種內部規則。
另外，何為公司的獨立人格？這體現在其資本多數決的正當性，即在公司內部規則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外部公權力機關應當尊重這種內部規則。
那么，為什么很多公司法規、公司法著作中要談到小股東的保護呢？因為盡管資本民主是公司法的奠基，但在某些情況下，資本多數決可能對于某些股東的基本權利、公司制度、權力分配造成一些不當影響，此時則需要外部規則進行合理介入，即民法上的平等保護原則。一言蔽之，資本民主來自于經濟倫理，平等保護來自于民法基本原則。
上述平等保護的權利源泉來自于《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何為濫用？從文字本身來看，濫用是一個很主觀的詞。一種觀點認為法官可以從股東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出發，認為濫用了，就可適用該款規則。這種觀點可能造成自由裁量權的無限放大，不應采納；第二種觀點則采取了客觀標準，即如果使用損害到其他股東的正常、基本權利了，那么認為是利用控股地位濫用了股東權利。例如公司作出決議后仍不分紅、大股東利用公司資產報銷個人債務等濫用公益權。又如怠于訴訟，坐視公司利益受到大股東關聯方的損害。其本質是濫用資本多數決所賦予的好處，帶來內容違法、或者不違法但只對自己一方有利而非公司有利的后果。
出現上述情況時，就涉及資本民主和平等保護之間的協調，也是我國法律的切入點——其他股東的權利受到了不公平的損害。
2、股權內容與訴訟救濟的匹配
非控股股東的股權內容是什么？該如何保護？對此，應按照以下層次和順序進行理解和判斷：
首先，就其權利出現的形式來看，根據《民法總則》一百二十五條的相關規定，股權是一種復合型的權利，其具有人身性和財產性的雙重屬性。人身性體現在股東加入公司，對于公司有一定的身份上的依附；而財產性主要體現在股權的投資性收益。
其次，具體細化來看，身份性的權利又包括表決權、退出權等；財產性的權利則包括信息權（只有掌握了信息基礎，才能作進一步決定）、利潤分配請求權、剩余價值請求權等。這構成了《公司法司法解釋（四）》涉及的幾項主要股東權利。
最后，在明白股權內容、股權表征后，才可討論保護性措施。需要注意的是，侵犯哪一項權利，對應的救濟路徑是不同的，因為任何救濟都是有一定成本的，即對于非控股股東進行保護的同時可能對公司造成反作用。以上方式即在民法體現為手段和目的的匹配性、正當性的問題。
舉例說明，《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十六條規定，股東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或者抽逃出資，公司根據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對其利潤分配請求權、新股優先認購權、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股東權利作出相應的合理限制，該股東請求認定該限制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該解釋第十七條則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或者抽逃全部出資，經公司催告繳納或者返還，其在合理期間內仍未繳納或者返還出資，公司以股東會決議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資格，該股東請求確認該解除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從上述規定可見，如果只是部分未出資，則股東可以縮限違約股東的股東權利；而只有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抽逃全部出資，且經催告仍不糾正時，才可將該股東除名。由此可見，手段和目的的匹配性的民法理論是被應用在公司法上的。
3、股東權利的行使與限制
首先，股權是一個私權，這毋庸置疑。但是如果通過撰寫章程的方式，該個人股東成為了公司成員，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股東權又體現為成員權，而不是一個單單的個體權利。
從比較股東決議和契約之間的區別進一步了解。契約中，不同當事人的意思相向而行，并產生交叉，最終形成有效合意。而股東決議則采取一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在符合表決規則的前提下，有時即使作出相反意思表示也要遵守決議內容；而在符合表決規則的前提下，外部權利不得介入或干涉這種內部規則。這就是民法總則一百三十條所規定的“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權利，不受干涉”。
其次，行使此類權利時該受到怎么樣的限制？對此，《公司法司法解釋（四）》中也有許多體現。
例如，《公司法》規定股東擁有查閱或者復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權利，但存在不正當目的的除外。同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進一步明確了“不正當目的”的情形，且舉證責任的承擔方。
又如，利潤分配請求權。法律規定行使此類權利的前提是要產生有效的利潤分配決議，這種決議的本質是把投資公司所產生的豁然性債權轉變為具體的債權。而在沒有這種決議的情況下，法院應駁回訴請。
4、公司自治與管制
首先，為避免歧義，討論這一關系前要先就公司自治和股東自治做一下區分。這里講的是公司通過自己的意思形成機制而形成的自治，是股東通過意思自由表達形成團體意思。即一個股東的意思經過一定的程序變成公司意思。
其次，公司自治與管制涉及兩個方面的法律關系：一是公司內部的法律關系；二是外部法律關系。內部的法律關系，法律要保護他的穩定性。如果有人挑戰這種內部關系，則在一般情況下由內部人員按照內部規則來處理。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規定，依據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請求撤銷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的原告，應當在起訴時具有公司股東資格。外部方面，要遵循商事行為的外觀主義原則。例如《民法總則》第六十一條、八十五條、《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六條等都規定公司對外部的法律行為的效力不受其內部法律行為被撤銷的影響。
最后，正因為公司意思有外部性和強烈的涉他性，所以可能對公益造成影響，需要受到外部的管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人們常說民法的特征是意思自治，而商法的特征則更多體現為管制性。法律也正是以此為切入點，對公司的管制提出了具體規定。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一條規定，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等請求確認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無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這里的“等”字屬于“等外等”而非“等內等”，其針對的是股東決議直接損害了外部相關方的利益的情形，例如公司作出決議不清償到期債權等。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的規定，此時外部人員可以根據提起決議無效或不成立之訴。
5、一般規則與特別規則
通俗來說，對于一個涉及公司法問題的法律規則，既有民法規定、又有公司法規定，優先適用公司法的規定應無異議。但是，如何區分此等問題是民法問題還是公司法問題，公司法司法解釋乃至民法規定都有規定，但也都意猶未盡，可能引起諸多爭議，需區分3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種情況，純粹民法問題應適用民法規定。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規定，股東行使知情權后泄露公司商業秘密導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損害，公司請求該股東賠償相關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需要注意的是，為什么此處規定的不是股東自己承擔責任，而是由其他方承擔“相關”損失？因為中介機構違反保密義務所涉及的是純粹的民法問題，而非公司法問題。從法律上來看，中介機構人員有關保密義務的要求是規定在《律師法》第三十八條、《注冊會計師法》第十九條等條款中，所需承擔的責任是規定《侵權責任法》第七條中，損害賠償的范圍是規定在《侵權責任法》第十九條中。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釋（四）》很準確地以“相關”兩字，將中介機構違反保密義務的責任承擔問題留給民法的部門法解決。由此可見，純粹的民法問題，用民事部門法來解決，《公司法》不予涉足。
第二種情況，涉及公司制度的內容，如特別法和一般法均可適用，則特別法優先適用。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四條規定，股東請求撤銷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但會議召集程序或者表決方式僅有輕微瑕疵，且對決議未產生實質影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里體現的是，雖然各方意思表示可能不盡相同，但只要不對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所有股東還是必須遵守。因為如上所述，公司決議的約束力的權力來源不同于契約，并不要求所有主體一致同意。
第三種情況，相關事實既涉及特別法內容又涉及一般法內容，則應先作橫向或縱向的切割，再分別適用不同規則。例如，《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優先購買權的相關問題。可以看到，其第一款和第二款規定了優先購買權的期限、行使方式，這都是公司法特別規制的內容。而就公司外部收購方股東因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而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情況，則適用民法的一般規則，即該股東可以“依法請求轉讓股東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
二、《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相關律師實務問題討論
1、決議不成立、撤銷、裁量駁回的甄別問題
有觀點認為，《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四條規定的裁量駁回的內容（即會議召集程序或者表決方式僅有輕微瑕疵，且對決議未產生實質影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關撤銷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的請求），在適用時可能遇到諸多問題，導致法律的不可預見性。
對此，大可不必有此類擔憂，新的司法解釋應該是賦予股東更多保護的。首先，在判斷是否裁量駁回時，法院應更加考慮到整個會議流程是會對實體權利造成影響。所謂“輕微瑕疵，且對決議未產生實質影響”，指的是例如通知副董事長代董事長主持會議、章程約定提前15天通知股東會而實際僅提前了14天等輕微不符合章程約定的情況。其次，認為瑕疵輕微的舉證證明責任在公司。公司如無法證明，則應承擔不利后果。因此，該法條的適用不會產生很大疑問。
2、法院可否受理確認股東會決議效力之訴
一種觀點認為，法院不能受理此類訴訟，主要理由是當事人利用此作虛假訴訟，引發誠信問題。例如，公司作出一個具有被撤銷風險的決議，但是控股股東故意以公司為被告進行訴訟，且不作有效抗辯，則后果可能是該本來存在瑕疵的決議被司法機關確認有效。此時，其他股東如果再想撤銷該等決議，可能投訴無門。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院可以受理此類訴訟。因為從另一個方面說，非控股股東可能通過惡意訴訟的方式申請撤銷股東會決議，以損害公司和控股股東的利益，為了避免這種風險，控股股東先行訴訟具有訴的利益。至于對虛假訴訟的擔憂，如果確有發生，被侵害方也可以通過第三人撤銷之訴要求撤銷，完全有合理救濟途徑。
因此，法無禁止即可為，法院應受理此類訴訟。
（注：以上嘉賓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供稿：上海律協公司與商事業務研究委員會
執筆：張 軼 上海九州豐澤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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