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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這次突發的新冠病毒來勢迅猛，為了減少人員集中導致的疫情大規模爆發，中國政府已經將春節長假延長到2月2日，而且各地方也根據自身情況延長了長假，如上海市將長假延長到2月9日，而且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從2月10日開始網上辦公。這種措施對保護人民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出現了不少負面作用，疫情不僅大大影響了人們過年時的出行計劃，長期放假也逐漸影響實體經濟領域。而且隨著疫情向海外擴散，不少國家宣布入境限制，取消或暫停往返中國的航班，有些國家甚至暫停了對中國的物流系統。中韓之間作為重要的貿易伙伴，韓國已經出現了本次疫情影響韓國經濟活動的實際情況。韓國現代汽車集團旗下的起亞汽車公司因受到中國零部件廠無法開工、零部件無法供應的影響，已經暫停了部分生產線。
現階段的情況來看，疫情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國內的各制造行業和貿易、物流體系的運營都會受到影響，只是影響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如上述起亞汽車那樣，境外的不少經濟實體也會相應地受影響，使得國際貿易領域發生大量爭議的可能性增大，對從事國際貿易領域業務的律師們也提出了對相關法律問題的理解與分析的迫切要求。
本文簡要介紹國際條約、韓國法律下對不可抗力的規定，以及韓國司法實踐中的慣例，也算是拋磚引玉，供各位同仁一起探討。
一、對不可抗力的法律規定
1、
國際條約對不可抗力的規定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七十九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如果能證明不履行義務，是由于某種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礙，而且對于這種障礙，沒有理由預期他在訂立合同時能考慮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則對不履行義務不承擔責任。但是該條第（3）項也同時規定不可抗力導致的免責在這些障礙存在的期間內有效；而且第（4）項規定了遭受不可抗力一方的通知義務，要求不履行義務的一方必須將障礙及其對履行義務能力的影響通知另一方。如果該項通知在不履行義務的一方已知道或理應知道此一障礙后一段合理時間內仍未被另一方收到，則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對由于另一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的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第7.1.7條第（1）項也對不可抗力做了相關規定：若不履行的一方當事人證明，其不履行是由于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礙所致， 而且在合同訂立之時該方當事人無法合理地預見，或不能合理地避免或克服該障礙及其后果，則不履行方應予免責。而該條第（2）項也確認了不可抗力有時效性，規定：若障礙只是暫時的，則在考慮到這種障礙對合同履行影響的情況下，免責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間內具有效力。第（3）項也規定了遭受不可抗力一方的通知義務，內容與上述《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相關規定大同小異。
2、
韓國法律對不可抗力的規定
先說結論，韓國在關于不可抗力的立法方面，并沒有統一適用于所有合同關系的不可抗力通用條款。這有些讓人不可思議，但是事實。
韓國《民法》在三個條款中明確規定了不可抗力。
（1） 韓國《民法》第314條第①項規定，傳貰權標的物的全部或部分因不可抗力滅失的，其滅失部分的傳貰權予以消滅。這里的“傳貰權”是韓國特有的一項物權制度，是指傳貰權人向房東支付較高的保證金（一般是房價的50%-80%，各別房屋的保證金比達到房價的100%）后，可以使用該房屋，使用房屋期間不繳納租金的制度。
（2） 韓國《民法》第308條規定，傳貰權人將傳貰權標的物轉傳貰或轉租給第三人后發生不可抗力損失，如果在沒有轉傳貰或轉租的情況下本可以避免不可抗力損失的，傳貰權人應當對該損失承擔責任。
（3） 韓國《民法》第336條規定，質押權人在其權利范圍內可以轉質押。轉質押后發生不可抗力損失，如果在沒有轉質押的情況下本可以避免不可抗力損失的，質押權人應當對該損失承擔責任。
關于上述三個規定，韓國的很多學者和司法界人士，普遍認為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條款。首先，傳貰權在韓國民法上屬于特殊的物權制度，因此韓國《民法》第314條的上述規定其實是多余的，因為根據物權的基本原則，標的物滅失后基于標的物的物權也是隨之滅失的，因此上述第304條規定在法律上沒有太大意義。至于第308條和第336條，韓國學界和司法界普遍認為這個條款是為了確定對傳貰權人和質押權人的無過失責任而制定的，既然是無過失責任，那么可以將條款簡化為“如果在沒有轉傳貰或轉租的情況下本可以避免不可抗力損失的，傳貰權人應當對該損失承擔責任”，不一定要寫上“不可抗力損失”，因為不可抗力制度是為了減免義務方的責任而產生的，這種加重義務人責任的條款中寫上“不可抗力損失”，顯得文不對題，畫蛇添足的感覺。而且，上述三個條款是僅限于物權和質押權領域的，韓國《民法》并沒有明確規定適用于整個合同關系領域的不可抗力條款。
不過，韓國《民法》第390條有一條比較有爭議的規定，該條規定，債務人沒有按照債務內容履行債務的，債權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但是非因債務人故意或過失的情形導致債務人無法履行的情況除外。韓國的學術界和司法界普遍認為，雖然該條款規定的是非因履行義務方的原因導致無法履行下免除義務方責任的情形，但是這里的“非因義務方原因”可以包括不可抗力，因此可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將該條款作為不可抗力的依據條款。
再來看韓國《商法》，韓國的法律體系將民法和商法予以區分，制定了專門的《商法》，各類商業活動、公司法、保險、海商、航空運輸等領域全部歸入商法的范圍。但是，韓國《商法》也沒有規定適用于全部商業活動的不可抗力條款，只是在海運和航空運輸領域規定了承運人對不可抗力事件的免責情形和不可免責情形（具體條款在此就不贅述了），而且韓國商法中的這幾個條款所提到的不可抗力，其具體內涵也不盡相同，造成對法條理解的混亂。韓國學術界及司法界也基本認為對這些不可抗力的規定應按照每個條款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圖來分別對待。
二、韓國司法實踐中對不可抗力的認定及其效力
1、
韓國判例中對不可抗力的認定
韓國雖然是大陸法系國家，但是韓國也引進了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制度，韓國大法院（韓國大法院相當于中國的最高人民法院）會在網上公布全部裁判文書。由于韓國的審判制度是采用“三級三審制”的，因此除非當事人調解或放棄上訴，絕大部分的案件都是由韓國大法院出具裁判文書后才最終生效。因此這些韓國大法院公布的裁判文書都會形成各種判例，雖然不能像英美法系那樣將其視為法律的組成部分，但是這些判例可供下級法院判決時參考，韓國律師在寫法律意見書和代理詞時，可以直接引用這些判例作為論據。
韓國大法院于2002年公布了一個關于承包合同糾紛的判決【2002年9月4日宣判，案號：2001DA1386】，該案件是關于非因施工承包人的原因延誤工期的糾紛，韓國大法院在該判決中提到：因天災或類似于這些災難的經濟環境急劇變動等不可抗力，導致竣工延誤，承包人沒有義務支付滯納金，但是金融危機（是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程度不能視為“類似于這些災難的經濟環境急劇變動”。這一判決是根據上面提到過的《民法》第390條作出的，雖然這個判決并沒有嚴格定義不可抗力，但是該判決中對韓國《民法》390條的“非因債務人故意或過失的情形導致債務人無法履行的情況”做了嚴格限定，確認了僅僅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不能認定為不可抗力。該判例提高了對不可抗力的認定門檻。
后來，韓國大法院于2008年公布的一個判決【2008年7月10日宣判，案號：2008DA15940】比較好的解決了不可抗力的概念問題。該判決提到：如果房地產開發商以不可抗力為由主張不承擔交房延誤的滯納金，應該證明延誤的原因是開發商不可控制的領域發生、而且開發商窮盡通常手段也不可能預見和防止的事件。該判例解釋了不可抗力僅限于當事人無法預測和無法克服的事件，與大陸法系的普遍主張趨同。
2、
本次疫情是否屬于不可抗力？
首先、本次疫情的爆發誰也無法預見，即使是履約義務人盡了最大的注意義務。但是，按照韓國法院的判例，僅僅是發生疫情本身，不足以認定為不可抗力事件，這一點在最近韓國一個地方法院的判決中也有所體現。這個案件中，一家韓國的A旅行社常年包租濟州島B酒店的60個房間，專門供中國游客使用。但是最近因為疫情導致中國游客數量大幅度減少，這家A旅行社以不可抗力為由向B酒店要求減免租金，B酒店不同意，于是雙方訴至法院。韓國當地法院認為，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導致游客減少，可以視為不可預測的事實，但是游客的數量本身就有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包租協議不是以A旅行社能夠招募足夠的游客為前提的，因此原合同應繼續履行。該案件還沒有到韓國大法院審理階段，因此地方法院的判決還沒最終生效，但是韓國司法界人士也普遍認同該判決。他們認為，只是由于疫情擴散，還不足以認為是不可抗力或客觀狀況發生變化，但是也同時強調，如果是因為疫情擴散，政府采取強制措施，導致原合同無法正常履行，可以主張適用不可抗力。
從韓國法院的判決和司法界的主張我們可以看到，韓國司法實踐中對不可抗力的認定比較謹慎，對不可抗力的認定標準比中國的司法慣例高一些。2003年“非典”爆發時，最高人民法院曾經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規定，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合同法》關于不可抗力的規定妥善處理。從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通知可以看出，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疫情爆發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可以認定為不可抗力，但是韓國的司法實踐中要求不僅是疫情爆發，還需要有相關的政府強制措施，才可以認定為不可抗力。
綜上，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程度超過2003年的“非典”，但是如果與本次疫情有關的訴訟在韓國法院進行，則履約義務人僅憑疫情爆發本身主張不可抗力，可能不會被韓國法院接受；只有履約義務人不能完整履行合同的原因是由于中國政府采取強制措施或者韓國政府采取限制出入境措施等導致的，才可以被韓國法院認定為不可抗力。
3、
不可抗力的效力
前面提到，韓國《民法》第390條規定了非因債務人故意或過失的情形導致債務人無法履行的情況可以免除債務人的賠償損失。韓國法院的判例中對因不可抗力事件免除責任，也大都是依據該條款。因此，如果被法院認定為不可抗力，履約義務人是可以免除相關責任的。但是根據韓國《民法》第308條、第336條的立法意圖可以看出，這種不可抗力的免除是以認真履行了原合同為前提的，如果履約義務人擅自變更或遲延履行后發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責任。
三、對中方企業采取應對措施的建議
前面提到，韓國《民法》、《商法》都沒有通用的不可抗力條款，因此對不可抗力事件發生以后的相關措施，也沒有明確的通用條款予以規定。但是《民法》第 314條第②項，要求傳貰權人在遇到不可抗力后，及時通知房東。從韓國的立法宗旨來看，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還是要及時通知對方，并采取合理措施減損。如果中國企業和韓國企業之間的合同準據法是中國法律或者是《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那就更應該及時通知韓國企業，并且采取合理的減損措施。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向韓國企業通知不可抗力時，采取書面方式通知，并注意保留往來電子郵件、信件等書面證據材料。有條件的企業，建議向當地政府部門或貿促會申請出具不可抗力事實證明。如果遇到韓國企業不予認可不可抗力的情況，就要及時做好訴訟準備，做最壞的打算、盡最大的努力減少損失。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