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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為什么敢對法律人動刀？

2015年第09期    作者: 王思維    閱讀 6,142 次

　　1957年9月25日，一隊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來到了坐落于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中心高中。這些士兵隸屬于聲名顯赫的諾曼底登陸主力部隊———美國101空降師！士兵們整齊列隊，刺刀向外，大步行進向中心中學校園。行走于隊列中央的是9名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黑人學生，他們依照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關于廢除教育領域種族隔離的判決，進入原本只接收白人學生的中心中學就讀。而士兵們的任務，是護送黑人學生免受種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傷害并安全入學。令人驚詫的是，為了完成此項任務，艾森豪威爾總統十分夸張地派出了52架直升機及1000名士兵，而此舉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布朗案判決的執行。這段歷史后被稱為“小石城事件”，成為美國司法史的一座里程碑。

　　法律的權威性及民眾的法律信仰應當如何養成，或許從“小石城事件”中可以窺探一二。而近期接連發生的河南安陽律師被對方當事人砍傷及湖北十堰法官被敗訴當事人砍傷的案件，則強有力地說明法律權威及法治信仰在我國尚無從談起。縱觀兩起案件，在案件發生前，動刀砍人的行為人都很難被稱之為暴徒，特別是砍傷法官一案的當事人，某種程度上甚至更容易被視為“弱勢群體”。兩案的行為人之所以最終選擇動刀砍人，更多是出于認為案件處理對自己不公而向制造不公者尋求復仇，從而宣泄憤懣，實現自己所理解的公平。

　　既然如此，筆者的疑問是，民眾何以判斷法律對待自己不公？按照法定程序、依照法律規則所作出的司法判決，難道不應當是天然公正的嗎？

　　法治信仰表現為對法律的無條件服從

　　毫無疑問，兩個案件中的兩把砍刀，已經將幻想中的法治信仰肢解，我們看到的是，兩個案件的當事人并不相信法律或司法的結論，與將自己的利益交予法律裁判相比，兩人更樂于以一己之力進行“私力救濟”。或者說，在兩人看來，即便法律有了結論，但只要自己不認可，這就不是結論。而兩案中所反應出的當事人心理，在司法實踐中也并不鮮見。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而法律信仰的形成則非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如何判斷一國之法律是否被民眾信仰？在筆者看來，對司法裁判的認可度是其中最難忽視的重要指標之一。這一指標按照中國語境，或許可以稱為“服判率”，通俗地說，就是即便自己敗訴了，當事人依然認可判決的結果，并在此后的行為中依照判決所確立的標準行事。即使其內心或許并不那么舒適，但也只能選擇服從并執行該判決。筆者看來，所謂的法治信仰，體現在實踐中，其實就是這么簡單。一言以蔽之，就是民眾無論內心怎么想，都只能相信判決是對的。若人人有此覺悟，法治信仰便不再是鏡花水月。

　　然而，民眾憑什么要選擇這種信仰？民眾憑什么要去自覺尊重一項對自己不利的判決？

　　民眾服從法律的根基在于對秩序的需求和期待

　　筆者認為，民眾選擇法治信仰的心理基礎，在于良法所建立的秩序保障社會發展和民眾生活的長久穩定。即便在某個具體的案件上，司法不能使各方均成為受益者，但離開法律所確立的規則和司法對法律的執行，每個人都必將成為無序世界的受害者。司法的作用絕不止于定紛止爭，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以判決形式確立一些立法上無法具體、明確的規則，并向公眾宣示，這種規則此后便是唯一正確的標準。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規則，社會才得以運行，民眾才得以安逸生活。誠然，這種規則可能僅僅是相對合理，無法做到盡善盡美，但與無規則的混亂相比，相對合理的規則已經具有足夠的魅力，吸引民眾選擇認可并加入到這種規則中來，并愿意在某件具體的事件上，冒上犧牲自己利益的風險。這種道理聽上去玄而又玄，實則非常簡單，生活中任何規則的確立，都遵循著這種簡單的邏輯。例如，足球賽中的點球點距離球門12碼，這是一項規則。這項規則或許并不那么有道理，因為對于那些力拔山河的大力射手，或許20碼甚至更遠的距離才更有利。但是，與其繼續爭論下去，不如確立一個大家相對認可的距離，這至少可以使得比賽繼續順利進行。與比賽不能進行的惡果相比，個別的利益便退居次席。民眾認可法律及司法確立的規則，依然是基于這種邏輯。其信仰法治的根本驅動力是對社會長期有序的期待。只有當司法能夠成為社會長期有序的有力保障時，這樣的期待才有了基礎，法治信仰才具有生成的土壤。

　　法律人應從兩個案件中進行反思

　　至此，我們對兩案的思考，才真正觸及到事件的核心要點。在抱怨民眾不信仰法律，不相信司法公正性的同時，由法律人所執掌權柄的司法，是否滿足了民眾對保障秩序的內心期待？筆者看來，我們做的或許還遠遠不夠。

　　首先，司法價值的錯位對法律的權威性帶來傷害。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工作并不以正確適用法律為唯一價值，而是要同時追求眾所周知的其他效果。以此為指導，法律從業者（包括司法者、律師）的工作往往不以法律為重心。調解的妖魔化適用，使得法律規定在案件處理中的地位退居次席，甚至有某法庭因在全年審判工作中實現“零判決”而受到嘉獎。更為嚴重的是，極個別案件中，因考慮其他效果而暫時使法律效果屈居次席的現象也偶爾發生。法律的統一性是其權威性的重要體現。在上述司法價值觀的影響下，法律的統一性難以保障，民眾對法治的信仰自然無從談起。

　　其次，法律人隊伍的自身弊端嚴重影響著司法裁判的公信力。當下，司法者與律師隊伍各自的弊端都十分顯見。就律師隊伍而言，其弊端在于專業化不足，出于市場壓力大、職業培訓缺失等各種因素，律師隊伍的平均專業能力已經漸漸與司法者拉開差距。在此背景下，個別律師的工作重心不再是辦案業務，而是要么借虛假承諾關系和案件結果等招徠客戶，要么標榜大膽（無理）對抗（司法、對方當事人）以將自身形象高尚化。類似有損職業形象的種種行為，最終無疑將成為對民眾法治信仰的傷害。就法官隊伍而言，其弊端在于職業化不足。我國法官、檢察官的身份具有雙重性：首先是公務員，其次才是司法人員。這種角色定位使得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時很難將法律作為唯一評判標準。毫無疑問，當今的司法人員大多數接受過系統法律培訓，具有深厚的知識背景和良好的法律素養，但鑒于身份的雙重性，即便其內心想法并非如此，其所作出的司法行為也很難不受其他身份角色的限制。上述兩支隊伍的兩種弊端，其實在各自的行為中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使其職業行為往往偏離法律的軌道，進而破壞民眾對法治的信仰。

　　最后，法律共同體的疏離極大影響了法律人的共同形象。不可否定，近年的種種跡象顯示著法律職業共同體正漸行漸遠。就律師而言，“死磕”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層出不窮甚至蔚然成風。筆者無意對死磕行為的是非予以評判，其刨根問底、掘地三尺的精神甚至恰恰是刑事辯護律師所必須堅持的職業精神。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死磕現象是當時當地的產物。長遠視之，該種行為或現象為法治所帶來的后果弊大于利。其最直接的危害后果之一，即必將造成律師群體與司法人員群體之間情感上的對立，而這種對立的加劇，勢必會造成法律人的分裂以及立法、司法及政策的異化。顯而易見的例證是，在“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草案）”中，作為最高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賦予各級法院懲戒律師的權力。盡管正式出臺的司法解釋刪除了相關規定，但這一做法至少顯示出司法高層中存在著不同的聲音。近期《刑法修正案（九）》對擾亂法庭秩序罪的修改，同樣體現著司法者借立法之機對律師的種種不當行為進行“反擊”。職業共同體的“互撕”，無疑讓作為非職業人的民眾冷眼看笑話：自己都不拿自己當回事，我旁人又有何顧忌？

　　法律不被信仰，甚至到了對法律人動刀的程度，與上述問題不無關系，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并非只言片語所能言盡。最后，筆者想說，如果法律足夠權威，法律人則具有當然的職業自信和自豪感。就如美國最高法院杰克遜大法官所說：“不是因為我的判決正確才具有終局性，恰恰相反，是因為我的判決具有終局性所以才正確。”理論上，這可以叫做既判力，也可以通俗地翻譯成：法律賦予我權力，所以我永遠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