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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折不撓的歸隊律師

朱君瑾律師訪談摘要

2020年第04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4,693 次

采訪時間：2017年11月24日

受訪人：朱君瑾

采訪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我們非常高興今天在上海律協又見到老前輩朱君瑾老師。朱老師是上海恢復律師制度以后，“老二所”乃至全市最早的一批律師之一。那時的市第一、第二法律顧問處就是我們現在習慣稱呼的“老一所”“老二所”，當時的二所即現在的震旦所。律師行業發展至今，跟這些令人尊敬的老前輩的辛勤開拓是分不開的。朱老師退休后，作為上海律協老律師工作小組的成員，與倪彬彬、楊志鰲、張中、張志洪、姚增榮等老師一起，身體力行地關心老律師們的合法權益，參與組織了很多活動，對上海的老律師工作作出了貢獻。

朱君瑾：我的一生是很坎坷的。1932年1月出生，一開始時家境較好，家族很重視讀書學習，我的父親是私塾老師，他在家中對我進行啟蒙教育。我的父母從我記事起就教導我要規規矩矩做人，做一個對社會有益處的人。后來父親被安上“通新四軍”的罪名，被日本人抓去關了4年，家里的土地房子全都賣光了。父親堅稱自己是個教書的，沒有做違法的事情，吃盡了苦頭才放出來 。1947年2月，我投奔親戚，來到了上海，兩年不到上海就解放了，那時我17歲，在商店及親戚的皮革廠里做統計、財務等工作。1956年，我有機會作為調干生到北京政法學院學習，讀了兩年書后卻遇到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受到沖擊，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前，我歷經曲折，終于調回了上海，分配到機電一局下設的位于四川北路的電器成套廠，一直干到1979年。

1979年，我先后去福州路209號上海市司法局、四川南路上的第二法律顧問處報到，明確工作崗位是律師工作。當時，四川南路還沒有掛牌子，也沒有分一所、二所，搬到四川北路之后才叫第二法律顧問處，第二法律顧問處掛牌時間甚至比上海律協掛牌時間還早。李國機律師比我早到幾天，李國機、畢道德還有我等六七個人是最早到的，我們都是歸隊的。當時因事務所辦公用房很緊張，我們還在甜愛路借了房子。

當時律師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門口都有很多當事人排隊等待法律咨詢，辦理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不論民事還是刑事案件，律師都要辦理，且不計較工作時間，沒日沒夜地干，能夠做的事情就盡量盡快做好。“你等會兒，我先去吃個飯”之類的話是絕對不會講出口的，工作沒完成，我們就不會考慮自己的事情。

最早的時候，我在閘北區辦理過一個受賄案，遇到一位與我有相似曲折經歷的法官，他也是剛剛回到司法崗位。我常到他辦公室坐坐，和他一起探討業務。后來，這位法官擔任了虹口區法院的領導。我辦該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實整理得很清楚，當事人也很滿意。后來，《民主與法制》雜志為此案專門派記者來采訪我，我要求他只寫律師的作用，不要寫我的名字。報道發表在1982年的《民主與法制》雜志上，《文匯報》也對我進行過采訪。

那時辦案要集體討論，特別是像無罪辯護這種大的案子，如果確定對某案做無罪辯護，會請領導部門派員參加，事務所里參加討論的律師都要簽字。我們就經常請上海律協負責業務的老師前來一起討論案件，請上海律協秘書長李樹棠同志來把關，他慎重地簽字后，律師才能出庭做無罪辯護。

從1983年開始，我們的工作重心開始轉移，開展了企事業單位法律顧問業務。當時，張士勤、梁功堂是事務所負責人，我跟畢道德等一起在經濟組工作。剛開始時，招聘單位喜歡把聘請律師的啟事登報，不少招聘啟事還刊登在報眼位置。《解放日報》有人開玩笑說，那個位置原來只有主席像、主席語錄，你們的膽子好大啊。我們聽了，汗毛都豎起來，還真有點心有余悸。有一段時間，我擔任了30家企事業單位的法律顧問。顧問單位中，有的是我們先擔任他們的訴訟代理人，結案以后就聘用我們做法律顧問；也有的是直接上門來聘請，如石洞口電廠的一個副廠長到事務所與我們交談后，決定聘請我們為顧問。當時，該廠是上海最大的企業，剛開始建造時，工程項目很多，有不少項目要招標，我們就定期上門為其服務。一般每個單位都要聘請兩位律師，有不少單位都是我與李國機律師兩個人搭檔的，法院有的案件也需要兩人一起代理。我對長寧區法院受理的長寧公安分局為土地使用權狀告機電二局案的印象特別深。我們代理機電二局（現為航天局），辦理這個案子時，我與李國機兩個晚上都是在閱讀案卷中度過，還與當時長寧區法院的杜法官一起商量如何辦好該案。為什么連法官姓名都記得這么清楚呢？因為他與我倆一樣，在文革期間有同樣的遭遇。

1981至1982年，我到中央政法管理學院學習了8個月，擔任華東塊的大組長，因此在司法部及華東地區有不少熟人。八十年代末，我在市司法局評定職稱時被評為副主任律師。在我帶教的幾位年輕學生中，有一人是華東政法學院的研究生，后來在浙江高院當庭長。1992年，我辦理了退休手續。

雖然我現在不做律師了，但是我對老律師的活動還是很關注的，積極組織參與上海律協老律師小組的活動。我們這個小組包括老二所加上原楊浦、虹口的老律師。上海律協撥付一定的經費，每年組織兩次活動。我總是挨個打電話，商量活動的時間、地點、內容等。老律師之前曾經收了兩三年的特殊補貼，后根據相關規定停發了。每年一次在瑞金醫院進行的老律師體檢還在繼續，我們對此都很感激。還有每逢重陽節，上海律協會組織我們聚會，很高興原來的老同事們有機會能見面。

我老伴兩年前走了，她生病時得到了兒女們的悉心照料。我平時不抽煙不喝酒，自己做家務，生活比較簡單，盡量不麻煩別人。我覺得家庭教育很重要，而且身教勝于言傳，自己首先要很正直。我們老一輩有一種“一切為了兒孫”的觀念，現在第二代、第三代都很好，兒女對我都很感恩和孝順。我的孫子和孫媳婦也經常來看我，孫子基本每天都要給我打電話問候，哪怕再忙也會堅持。有一段時間，我還隨女兒去廣東中山住了數月。我的兒子學法律專業，接了我的班，現在在浦東的一家律所當律師。兒子得知我今天到上海律協來，特意讓我代他向你們問好。我的身體很好，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

采訪人：朱老師的經歷很坎坷，在“撥亂反正”以后，作為最早歸隊的法律人之一，在律師崗位上辛勤工作，為上海律師的恢復重建作出了貢獻。雖然資歷深、資格老，但他在同輩律師面前很低調，對幫助過自己的人則非常感恩，對工作特別認真。

許久未見，今天朱老師如約而至，看到他身體健康、風范依舊，我們感到很欣慰。非常感謝朱老師與我們一起回顧那段難忘的歷史，祝朱老師幸福安康！   

  （錄音記錄：施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