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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與追求

2020年第12期    作者:姚增榮    閱讀 3,987 次

“不忘初心 踐行法治中國夢”征文活動三等獎征文

今年（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又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我參加革命工作70周年的紀念日。憶往昔，崢嶸歲月；看今朝，國強民安，令人振奮……值得美好地回憶。

姚增榮

二級律師，1949年7月參加革命，中共黨員。先后榮獲上海縣優秀黨員、上海市優秀律師、司法部授予的“從業清廉”先進分子稱號與司法部二級金星獎章。

立志——參加革命工作初期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我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7月奉命去上海縣三林區政府報到，同區領導一起串宅走戶、訪貧問苦，籌備糧食支援前線。清晨向部隊同志學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您是燈塔》《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使人精神振奮；晚上，認真閱讀毛澤東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論共產黨的修養》等黨的基礎理論知識，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覺悟。經組織考核，我被批準參加革命隊伍。我決心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祖國的解放事業！

新中國的誕生，為我革命生涯翻開了新的一頁。在黨的陽光雨露哺育下，我被分配到糧食戰線，擔任三林區糧庫保管員。在當時倉儲條件很差的情況下，我決心把國家的糧食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好、保管好。努力做到勤翻、勤查、勤滅害蟲，在烈日下撤倉勤曬，使倉倉賬目清。1951年春，我光榮地被評為上海縣一等保糧模范，上海縣人民政府頒發金光閃閃的獎狀，是我一生中受獎最早的一份榮譽。不久，我被提拔到上海縣糧食局工作，經常下基層糧庫檢查糧食保管情況，時年19歲。

參加革命初期的艱難歲月，鑄就了我在以后工作中不論分配到司法部門，還是政府部門；不論下放農村改造勞動，還是到工業戰線；不論得到哪一級單位的表彰或經受錯誤處理，我都把它當作一次又一次新的考驗和鍛煉的機會，養成了吃苦耐勞、虛心學習、埋頭苦干、艱苦創業、愛崗敬業、堅韌不拔、無怨無悔的品格。

1953年春，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縣人民法院先后擔任文書、秘書、審判委員會委員、黨支部書記，并兼任上海縣縣級機關團委副書記等職務。

記得我的入黨宣誓是在1953年10月15日，一份紅色的入黨志愿書保存了66年，也跟隨我風風雨雨66年，鼓舞著我的戰斗意志。

奮進——新中國第一代人民律師

在法院工作的那段日子，我切身體會到，每次政治運動后，幾乎都要組織案件復查，每次復查當中會發現一些冤假錯案。我認為應該有人為被告人辯護，由第三方進行監督，以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是何等重要！

1956年春，司法部下文，通知各級法院要推薦優秀司法人才進入律師隊伍，但據反映，審判人員不太愿意調到律師隊伍。我就是在黨和國家決定政策大變革的過程中確定了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就向江蘇省司法廳打了書面報告要求當律師。省廳領導同意了我的要求，到省廳報到后安排我到南京市法律顧問處實習了4個月。與那里的律師一起接待、辦案，從實踐中增長知識。后經省司法廳考核批準，跨進了律師這扇大門，時年25歲。

同年，原上海縣成立了法律顧問處，任命我為主任。為了自我保護，上海縣公安局專門為我配發了自備手槍，當年的“持槍證”我還存著，據說當時律師合法持槍全國只有我一個人。法律顧問處初創成功，得到政法部門的贊揚，這一年我被授予江蘇省松江專區律師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稱號。

1957年下半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右派斗爭，律師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我也被橫加批斗，批判我為“壞人辯護”“喪失階級立場”等，蒙受錯誤處理，機構被撤銷。1958年9月，我離開律師隊伍，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三年。我的理想、我的初心一夜夭折。但我堅信，我的理想、初心、追求沒有錯。我沒有絲毫后悔，我仍愿意繼續在這條曲折的道路上走下去，走出一條光明之路。

在勞動改造三年中，我同生產隊員一起種田、養豬、推糞車、放鴨、牽牛耕田等等，什么活都干，生活雖艱苦，但很樂觀。這也是一種鍛煉，豐富了我的人生，受益匪淺。

三年后，我從紀王解放島飼養場直調上海縣政府生產辦公室工作，經常下鄉了解農業生產情況和問題。我在塘灣共和大隊調研“三交”工作，該大隊試行插秧搞承包，進度快、質量好，材料整理后被解放日報刊登頭版頭條新聞，對郊區“三交”工作有了新的啟示，有的“生產簡報”還被市農委轉發。

歷經了一段人生的坎坷生涯，沖破烏云，迎來晴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揭開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帷幕。回首往事，這個損失實在太可惜啊！中國人民在飽嘗了沒有法治的苦難之后，黨中央開始了“健全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的浩大工程。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及律師參加辯護的原則。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律師隊伍要擴大，不搞這個法制不行”“中國要有幾十萬律師”。這對我鼓舞很大，重見了希望。

1980年2月，我從工業戰線調到上海縣人民政府辦公室擔任秘書，又被選為縣府辦公室黨支部委員，經常隨領導下基層調查研究，抓情況、出簡報。

1980年8月，上海縣人民政府決定選派50年代曾擔任過律師工作的我去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參加律師文化學習，為期半年。1981年5月16日經批準，上海縣法律顧問處（后改為律師事務所）正式成立，并任命我為主任，年已48歲，我又有了為公民、為單位提供法律服務的機會。

1982年的一個夏天，擁有一千多個座位的莘莊大禮堂云集縣、鄉、村各級干部、公檢法辦案人員，旁聽撥亂反正后上海縣第一個大型公開庭審。這是一宗受賄案，是上海郊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兼管委會主任發展社隊工業時去外地購買大批磚瓦時收受賄賂近兩萬元，還在任職期間接受朋友、親戚、同事贈送的煙酒價值四五百元。庭審中，公訴人認為，被告人身為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之便，在采購大批建材時大肆收受賄賂，已造成嚴重浪費，情節嚴重，應依法懲處。我作為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在辯論中從被告人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情節、退賠及悔罪表現等方面，以及采購建材是經黨委會集體討論，并已全部用于建造鄉辦企業和幼兒園；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并從法理上對受賄和受禮的區別進行有說服力的辯護。審判庭認為律師的意見中肯，從內定三年當庭宣布從輕判處有期徒刑兩年，被告人當庭表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這個案件的成功辯護，是一堂生動的法制課，并創造了閔行法制史上諸多“第一次”：第一次大型公開庭審，第一次對外展示閔行律師追求公平正義的風采，人們第一次對于律師職業有了直觀的體會。

1983年初，我代理一起生產隊承包合同糾紛。案情內容是：1982年初虹橋公社有六位社員同生產隊簽訂了承包機電修配站的電機修配業務，合同規定了利潤如何分配、虧損如何賠償以及超額獎勵等條款，還規定協議中途改變，必須經雙方同意。這一承包合同經社員大會討論通過，并由生產隊和前任隊長蓋章生效。

合同簽訂后，承包社員廣找門路，增加收入，節約開支，利潤翻倍，但新任隊長擅自變更合同內容，承包社員多次向公社反映，要求兌現承包合同，因得不到解決，聯名聘請律師要求起訴。經法院開庭審理，確認所訂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承包社員的經濟權益應受法律保護。經調解，生產隊干部認識錯誤，愿意補償承包人的經濟損失，訴訟費也全部由生產隊承擔。這又是一堂生動的法制課。

新華社上海分社于1983年3月27日將此新聞進行報道，法制日報、農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紛紛轉載和評論。有人問我，一個農機修配站，不很引人注目的承包糾紛，經過你的代理，怎么會引起權威新聞媒體的關注？我的回答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上海郊區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特別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更是鼓舞了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是農村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新事，應積極扶持和大力支持，對受侵害的農民就要敢于撐腰護法，我當然要接受，認真代理。

1984年7月1日，是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三周年，上海人民廣播電視臺在紀念“黨的生日”特別節目中，介紹本市五位共產黨員模范事跡的通訊中，專門報道了“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法律的正義，記上海縣優秀共產黨員一一律師姚增榮同志的事跡”，播音時間為十五分鐘。不久，我應邀擔任上海人民廣播電視臺農村廣播“法制信箱”的法律顧問。

擔任政府法律顧問，是律師的任務之一。我連續擔任政府法律顧問16年，增長了不少知識和才干。1986年7月下旬，上海縣領導要我去研究經濟聯合體中有關法律問題，縣領導對我說，縣政府要強化依法辦事的職能，希望政府工作更多地得到律師的支持，律師要參與依法治縣，幫助企事業單位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要為鄉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出謀劃策。縣領導還提出聘請我為縣政府的法律顧問，我欣然同意，表示一定盡職盡力。

1991年5月，地鐵一號線首期工程進入我區梅龍鎮，有關部門對“工農聯營”的法人地位不夠重視，212萬元的廠房拆遷補償款沒有及時支付給工方而劃給了農方，引起了工方的不滿，不同意搬工廠設備。待崗在家的90多位市區居民要上訪市政府，嚴重影響地鐵工程進展。我及時向分管領導提出建議，召開協調會，縣府領導十分重視，親赴現場。我在會上闡明了聯營廠的法律地位、投資情況以及動遷法的有關規定，發表了處理的意見。分管副縣長當場拍板說：今天應以姚律師發表的意見為準，限于兩日內履行完畢。當天，農方將212萬元的補償款劃給了工方，廠房很快拆除，地鐵工程如期推行。

向領導機關發出司法建議，糾正執法部門作出的錯誤行政行為，是法律顧問向政府提供法律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面。上世紀80年代后期，惡狗傷人事件屢有發生，據統計上海在1990年這一年內將近8900人被惡狗咬傷，1991年上半年被惡狗咬傷的達4392人。受害人向防疫部門報案并要求注射狂犬疫苗時，防疫部門提出先要接受50元的罰款才能注射，理由是你沒有當場將惡犬捕捉。受害人對此非常反感，要求起訴。我認為惡犬傷人處罰被害人與法不符，于理不通，通過訴訟可以勝訴，但既花時間、精力，影響也不好。為此，我從有利于社會安定著眼，依據有關法規向政府領導提出法律建議書。不久，防疫部門對受處罰的受害人上門退款并表示歉意，公安部門組織力量捕捉野犬，加強了管理。

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隨著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特別是房地產業的蓬勃興起，這項工作做得好壞，將直接影響到建設的速度和社會的穩定。我在工作中發現不少單位不按照市政府有關動遷法規辦，而另立條例；有的作風粗糙簡單，有的行政行為不符程序，有的企業、生產隊與外商簽訂土地開發簡單協議書，群眾對此極為不滿，造成不良影響。

針對上述問題，我對莘莊政府動遷安置工作進行了專題調查。縣里將我的調查報告以簡報的形式轉發到各鄉、鎮、局、行，以資借鑒，并請我在全縣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理會議上作關于“依法依規規范房地產開發程序”的專題講座，引起了與會者的重視。

撤縣并區后，我繼續被聘為閔行區政府法律顧問。

我的工作成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關注，先后被評為上海縣優秀黨員、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優秀律師，被司法部評為“全國從業清廉先進個人”，上海僅一人獲此殊榮；司法部授予我司法證行政二級金星榮譽章，還代表上海律師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律師代表大會，并受中央領導接見；五年后，我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律師代表大會。經上海市律師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評定為二級律師，市司法局、市律師協會授予我從事律師工作二十年榮譽證書；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授予我“你自五十年代以來從事律師工作，為發展我國律師事業作出了貢獻”的榮譽證書。在我69歲時，即2001年7月，上海市司法局、中共上海市委信訪辦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訪辦公室聯合聘請我為上海市律師志愿團成員，這是親愛的黨對我在政治上的愛護和信任。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向黨立誓過，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我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法律工作，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從事律師工作。從加入律師隊伍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決心要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將畢生精力奉獻于我國律師事業，做一個稱職的好律師，實現我的理想和追求。

回顧七十年走過的風雨歷程，今天能過上美好的幸福晚年，來之不易。在共和國成立70周年和上海解放70周年的喜慶時刻，想起了那些當年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上海的解放英勇奮戰壯烈犧牲的烈士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參加革命的七十年歷程里，我曾經在多個崗位上工作過，在此，我由衷地感謝各級有關領導、同事、朋友們對我工作的支持、理解、寬容與鼓勵感謝我的家人、我的愛人一如既往支持我參加革命工作，從不計較、從不埋怨；最要感謝的是黨和祖國，成就了我的事業、我的精彩人生……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現在的我四代同堂，享受幸福晚年生活，家和萬事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