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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時評
法制日報：“法治”的重點是管住“一把手”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1-05-11 閱讀：4,199次
所謂“法治”,永遠都應該成為制約權力濫用的利器。而是不是能夠真正管住“一把手”,正是衡量一項制度、一條規則“有效性”的試金石,也是一個國家是不是真能邁向“法治”的重要標志
據新華社報道,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5月9日對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長許宗衡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許宗衡在2001年至2009年期間,利用擔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市委副書記、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市長的職務便利,為深圳市順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龍崗區區委原書記余偉良等九個單位或個人謀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318萬余元,構成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這是在新華社記者今年3月下旬采寫《廣東反腐,對“一把手”監管動真格》(參見3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報道后,判處的又一名廣東高官。該篇報道曾通過剖析典型案例,分析官員違法犯罪的成因,指出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是反腐敗工作的“重中之重”。據報道,廣東省2007年以來查處“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達兩千余件,大多是因為權力缺乏有效制約而導致的權錢交易案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值得認真反思。
事實上,對權力的濫用和官員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的綜合治理與控制,始終是反腐敗實踐中的一大難題。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常常與公務、商事領域中的權錢交易、職務犯罪聯系在一起,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備受民眾關注和輿論聚焦。如何進一步加強法治、制約權力,尤其是怎樣有效地管住“一把手”,始終是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
人們普遍認為,權力腐敗和職務犯罪對一個國家執政基礎和社會肌體具有不可估量的破壞力。腐敗的表現形態雖然各不相同,但其本質始終如一,常常與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經濟及公共權力的運行體系,甚至與整個社會的治理結構、法治化程度密切相關。從近年來我國各地查處的國家公職人員貪腐案件的情況分析,其基本特點與廣東省的狀況頗為類似,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絕大多數發生在加大反腐敗力度的時期,而且各個單位和部門“一把手”的犯罪比例較高,“頂風作案”現象十分明顯,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前腐后繼”、“窩案”、“串案”的狀態。這充分暴露了我們在權力分散配置,尤其是在對“一把手”的權力制約上,依然存在較為嚴重的漏洞和缺陷。
反腐敗的本質其實就是要制約權力的濫用。經驗告訴我們,凡有權力存在的地方都可能出現權力的濫用和權錢(利益)交易的腐敗。但我們的人事組織部門或者機關職員,通常還是相信“一把手”的能力和魄力,并寄予他們更多的希望,相信他們對于事業的忠誠,對于屬下的體恤,相信他們不會辜負組織的重托。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往往對“一把手”的規制明顯減少和薄弱,甚至允許他們自行去“建章設制”,默許他們有更多的“特權”去突破規則(有時借用“集體決定”的名義),去進行所謂的“開拓”和“創新”。久而久之,培養了“一把手”好大喜功、輕視民主、藐視規則的習性,有的甚至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無數官員腐敗的事例提醒人們:對法律制度構成最嚴重破壞并且也最難受到制約的,始終是官員的貪欲和他們的權力。所謂“法治”,永遠都應該成為制約權力濫用的利器。而是不是能夠真正管住“一把手”,正是衡量一項制度、一條規則“有效性”的試金石,也是一個國家是不是真能邁向“法治”的重要標志。
面對一個個類似許宗衡那樣的落馬官員,面對我國當前依然嚴峻的反腐形勢,人們除了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和“高舉反腐敗旗幟”之外,最需要去做的仍然還是完善制度、機制和“早發現”措施,需要不斷推進“紙面法律”向“法治行動”的轉化,使公共權力的運行真正的姓“公”、姓“廉”,而不是姓“私”、姓“腐”,使權力的行使受到更多科學、有效的限制,從制度和操作層面上減少官員腐敗的機會,讓“一把手”的權力真正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
□法治觀察
游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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