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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上海律協律師學院、能源資源與環境業務研究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環境法律業務實訓課在市律協報告廳順利舉行。本期課程邀請了環境法律實務領域的相關專家作為主講人，旨在幫助本市律師了解最前沿的環境法律業務的發展情況、提高辦理環境法律實務的能力。其中，南京市律師協會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祝紅主講“律師從事環境民事業務實務”專題。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概況和特點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概況
2018年的數據顯示，由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有1700多件，其中審結1200多件；由環保公益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有65件，審結案件數量為10多件。目前，檢察機關是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力軍，環保公益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發揮的作用依然有限。《環境保護法》出臺時，明確了環保公益組織具有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很多學者專家為此召開了專題研討會，認為這一規定會引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濫訴，但很多環保公益組織并不認同此觀點。就目前看來，由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數量還是非常少。
（二）環境公益訴訟的特點
環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潛伏性、持續性、流動性，這導致了環境公益訴訟具有其特點。很多環境污染案件是由企業內部人員或者員工舉報后產生的，假設某個企業多年來不知道怎么處置廢堿，其在整個倉庫里面堆著廢堿或者將廢堿填埋在廠區的水塘里，外部人員很難發現此種行為。環境污染的流動性是指當污染物排放到水、大氣中后，會很快地移動或飄散，由于自然本身具有一定的凈化能力，在環境污染案件中固定證據具有相當難度。
另一方面，處理環境案件對專業性的要求非常高，法院審理時要統一司法裁判尺度具有難度。刑事附帶民事環境公益訴訟由檢察機關提起，此時企業和檢察機關在訴訟程序中是否處于平等地位存在疑問。理論上，民事公益訴訟應該采用一種雙方地位平等的司法程序，但法院是否有動力改判公訴人提出的訴訟請求同樣令人懷疑。因此，律師作為企業代理人參與環境公益訴訟，在現實中可能會遭遇不少困難。
不少企業表示，很多時候企業出現各種環境問題是復雜的歷史原因導致的，企業愿意承擔相關責任，但同時也希望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感受到公平和被尊重。真正讓企業感受到司法公平和公正，在實際案例中學法知法，并真正承擔法定責任和義務，是環境律師目前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現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有關解釋已經出臺，該解釋的第一條規定了磋商賠償制度。根據這一條文的內容，在進行訴訟之前必須有磋商前置，也即要求雙方主體間必須進行協商，因為協商本身體現了一種尊重。
二、環境公益訴訟的要點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
目前，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法定主體一是社會公益組織，二是檢察機關。有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社會公益組織需要符合相應的條件，必須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同時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這樣的要求其實很難滿足，有時候甚至在一個市都找不到一家符合上述條件的環保公益組織。引發廣泛關注的泰州1.6億元“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法院之所以在《環境保護法》出臺的前一天作出判決，是因為第二天判決就不符合法律規定了。人民檢察院不僅可以提起民事環境公益訴訟，也可以提起行政環境公益訴訟，南京市在2018年已經出現了幾起對區生態環境保護局提起的行政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在提起行政環境公益訴訟之前，一般會有一個提建議的前置程序，如果行政機關在接到建議后依然不履職才提起訴訟。
（二）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管轄
第一審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一般由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行為發生地、損害結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然而，實踐中不少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是由基層法院在管轄，這是刑民交叉導致的。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在基層法院提起環境刑事訴訟，同一審判組織可以繼續審理刑事附帶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三）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程序
檢察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必須要先公告，只有在沒有社會公益組織提起該訴訟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才能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就環境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來說，檢察機關不需要履行相關公告程序，可以直接提起訴訟。
（四）環境公益訴訟中的訴求
作為社會公益組織及其代理律師，或者作為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需要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提出訴求；作為被告企業的代理人，則需要針對對方的訴求進行抗辯。因此，無論哪方都需要明白訴訟請求是什么，請求權的基礎為何。
在《環境保護法》出臺之前，主張環境損害賠償的依據是《侵權責任法》第65條，法院對泰州1.6億元“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進行判決時，依據的就是《侵權責任法》第65條。在《環境保護法》出臺后，要求環境損害行為人承擔法律責任的依據是該法第6條的第三款。
以一份真實的刑事附帶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書為例，來說明檢察機關通常會提出的訴訟請求。第一項訴訟請求是判令被告在省級媒體公開賠禮道歉，對此上市公司一般是不太情愿的，因為此舉會影響其股票價值。第二項是判令被告支付應急處置費；對于被發現的污染廢物企業要進行合規應急處置，如果企業自己不能進行應急處置的話，就需要支付相應的費用。第三，請求判令被告以虛擬治理成本為基數，依法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賠償的責任。第四，請求判令被告將受污染的土壤恢復原狀，如果不能恢復原狀，則應當以每立方米五百到一千五百元的單位受污染土壤修復成本，承擔對5772立方米受污染土壤的生態環境修復賠償責任。將受污染土壤恢復原狀究竟是指恢復到何種狀態，法律和各種標準在這方面的規定非常細致，被告方通常能夠以次作為抗辯切入點并提交相應的證據。第五，請求判令被告支付評估、檢測費用。評估費用一般來說較為高昂，這也是公益組織在提起民事環境公益訴訟時需要面對的困難之處。
（五）環境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
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也是律師從事環境公益訴訟業務時需要注意的地方。環境侵權案件的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包括：首先要證明存在侵權行為，其次是侵權行為發生了損害后果，且行為和損害后果有因果關系。構成環境侵權不要求行為人存在主觀過錯，即使是合法排污，只要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損害后果，行為人一樣要承擔相應責任。環境侵權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跟一般侵權案件中要求行為人存在故意或過失是不一樣的。因此，作為環境侵權案件中的被侵權人，首先應舉證對方存在排放污染物的行為，比如某企業將含有重金屬的污水排放到土壤中；第二，舉證污染行為造成了損害后果，比如土壤重金屬超標對人的身體健康產生了危害，此時可以以專家鑒定報告為證據；第三，二者之間有因果關系。
相應地，侵權人需要證明自己排放的污染物沒有造成案涉損害后果，自己排放的污染物跟損害結果沒有任何因果關系，比如說排放的污染物實際上未到達損害發生地，或者損害后果在排放污染物之前就已經發生了。另外，侵權人也可以證明自己的排污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很小，基本上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公訴人將刑事案件的相關證據全盤照搬到刑事附帶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情況并不少見，但在很多情況下，公訴人進行刑事案件時并沒有考慮到如何在民事程序中使用這些證據。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與公訴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角色，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存在差異，能否利用刑事案件中的那套證據去主張民事公益訴訟的損害賠償存在疑問。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必須存在損害結果，在確有環境損害行為，但沒有環境損害結果發生的情形下，檢察機關是否可以就此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存在爭議。
（六）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和解、調解
近兩年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數量增長較快，但事實上全國范圍內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才一千多件，其中還包括環境行政案件，由公益組織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僅65件。對于法院來說，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依然屬于新型案件，能否對這類案件適用和解、調解也需要進行探索。最高院的相關解釋規定，環境公益訴訟可以和解，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公告期不少于30天，公告期滿之后可以制作調解書。一般的民事案件達成和解協議后，原告可以申請撤訴，且調解書是不要公開的。但是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不能申請撤訴，且調解書的內容必須公開。
以一份真實的公益訴訟和解協議為例。首先，被告企業需要在協議公告期滿后15天內在省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企業事后找了一家省級媒體，在一份報紙版面上做了賠禮道歉的公告。第二，企業應當進行應急處置，之后企業委托了有相應資質的機構進行了應急處置。有人認為，如果是由行政機關代為處置，行政機關主張應急處置費用是否應當支持存在疑問，因為進行應急處置可能是行政機關本身的職責。實際上法律法規、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對此是有規定的，這種應急處置費應該是要支持的。第三項是由企業支付相應的鑒定、檢測費。第四項是企業承擔相應的生態環境修復賠償責任，在和解協議公告期滿后180天內對受污染的土壤進行修復，環保局要監督修復的全過程，并且要參與驗收和備案。如果兩年之內對土壤的修復不能驗收達標，被告應該承擔未能修復達標的賠償責任。
（七）環境公益訴訟的判決與執行
環境公益訴訟的判決和執行一般包括這些方面：（1）賠禮道歉；（2）恢復原狀或者支付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費用；（3）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4）承擔專家咨詢費和鑒定費用，還有應急處置費。
三、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常見問題
律師在代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時可能會遇到很多現實問題，比如起訴方提供的鑒定報告和被告委托有司法鑒定資質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結論可能存在沖突和不一致。對鑒定報告的質證具有很高的專業性要求，因此律師在參與此類案件時不能閉門造車，可以請教廢酸廢堿、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環境專家來判斷對方提供的鑒定報告中的公式計算是不是正確、其中的推理是不是合理。
第二是賠償數額如何確定，虛擬計算成本怎么考量。被告方的代理律師需要審查起訴方提供的賠償數額報價是不是符合相關法律規范。
第三就是恢復原狀或者支付生態損害修復金。土壤污染后需要恢復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作恢復了“原狀”？由于我國之前的土壤狀況是沒有建立檔案背景的，那么如何去界定何為“原狀”存在困難。如果企業不能恢復原狀的話，就要需要支付相應罰金，那么能不能有替代性的補償？比如某個受到污染的地塊客觀上已經不能修復，法院可以責令企業出錢建立一個生態濕地，而不是對此一罰了之，因為罰款并非環境訴訟真正的目的。另外，目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和解與調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缺乏可操作性。
企業在現階段遇到環境案件時，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一方面企業可能需要承擔環境刑事責任，支付相應的罰金，同時也需要對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承擔生態修復費用。環境公益訴訟的最終目的并不是懲罰污染者，不是為了追究污染者的刑事和民事責任，而是為了避免在未來再次發生類似的污染事件，因此環境律師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應當是前置防控程序。環境律師可以立足于幫助企業解決環境合規問題，轉化成幫助企業防范法律風險的角色。
最后是修復方案的確定和實施。假如現在要進行土壤的修復，首先需要制定實施修復方案，然后進行相應的施工，另外還要進行監測，最后需要進行驗收、監管。在這一過程中，制定方案，進行監測、監管需要花費大量的費用，施工本身的成本可能并不高，但是前后的費用成本過高。在實踐中，有的地方司法機關開始嘗試將監管和修復交由一個第三方機構執行。
（注：以上嘉賓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供稿：上海律協能源資源與環境業務研究委員會
執筆：燕 笑 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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