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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院：依據公司人格否認 申請追加被執行主體的法律障礙

2023年第03期    作者:文│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閱讀 2,410 次

編者按：在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時，當事人能否依據公司人格否認等公司法中的實體規則，將被執行人的母公司、股東、實際控制人等仲裁協議的非簽字方追加為被執行人，從而增加跨境資產追索的可能性？這對于從事跨境交易的商事主體而言，不僅是關乎國際仲裁制度“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更是“能不能跑贏”的問題。近日，德國聯邦高等地區法院（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BGH”）在一宗執行俄羅斯仲裁裁決的審查程序中，對前述公司法律實體規則與仲裁法律程序規則之間的適配性作出了認定。本文予以譯介，以饗讀者。

 

一、爭議焦點

2023年3月9日，BGH確認了科布倫茨高等地區法院作出的關于拒絕承認和執行一份俄羅斯仲裁裁決的裁定。在司法審查過程中，BGH認為，作出案涉裁決的仲裁庭將仲裁主體涵攝范圍擴展到集團公司層面，超出了仲裁庭的屬人管轄權。BGH歸納了以下爭議焦點：

（1）境外仲裁地法院拒絕撤銷案涉仲裁裁決時，執行地法院是否必然受到仲裁地法院關于裁決效力的認定結論的約束？

（2）案涉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是什么？

（3）在當事人主張刺破公司法人面紗時，案涉仲裁協議是否可以擴展到被執行人的母公司或所屬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

二、事實背景

提出執行申請的原告（即仲裁案件申請人）是一名在俄羅斯工作了幾十年的德國商人，同時也是數家俄羅斯公司的股東。

仲裁案件共有四名被申請人，均是德國一家果汁制造商的集團公司成員。其中一名被申請人系專門負責在俄日常運行的俄羅斯公司，該俄羅斯公司同時也是本案其他三名被申請人的控股公司。

申請人、申請人所屬集團公司和被申請人公司集團就在俄羅斯擴大果汁業務簽訂了一系列經營合同。其中，申請人、申請人所屬集團公司和控股公司以德語簽訂了一份《和解協議》，該《和解協議》內訂有仲裁條款。仲裁條款約定相關爭議由莫斯科工商會進行仲裁，仲裁地在莫斯科。同時，《和解協議》內還載有法律適用條款。根據該法律適用條款，合同應受德國法律管轄。

2007年底，控股公司終止了與申請人所屬集團公司之間的經營合同。控股公司亦完成了破產清算程序，終止了公司業務。

三、仲裁程序

2016年12月，申請人向莫斯科工商會提起仲裁申請，將被申請人所屬公司集團以及被申請人公司的三名前管理人員列為共同被申請人。申請人要求被申請人賠償自2008年起因控股公司撤出資產而造成的損失。

申請人提出，其仲裁申請的依據為上述《和解協議》中的仲裁條款。被申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只有控股公司簽署了《和解協議》中的仲裁條款，其他被申請人均非《和解協議》中仲裁條款的約束對象。仲裁庭作出了駁回管轄權異議的決定，認定其管轄權的范圍及于非簽字方被申請人。在最終裁決中，仲裁庭支持了申請人的全部仲裁請求，裁決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支付賠償金。最終裁決作出后，被申請人向仲裁地法院（即俄羅斯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但未獲得俄羅斯法院的支持。

四、執行程序

2020年，申請人向德國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申請宣告案涉仲裁裁決具有可執行性。

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認為，盡管仲裁地法院（即俄羅斯法院）對裁決效力作出了認定，但作為執行地國家的德國法院不必然受俄羅斯法院裁定的約束。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經審查后認為，案涉仲裁協議的準據法為德國法律，案涉仲裁裁決因違反《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和《紐約公約》第2條第（1）（2）款的規定而不具備可執行力，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案涉仲裁庭基于仲裁條款所獲得的對仲裁主體的涵攝超出了該仲裁條款應當具備的主體范圍。

不予執行的一審裁定作出后，申請人隨即向BGH提出了上訴申請。BGH維持了一審裁定結果，拒絕在德國承認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BGH經審理后認為：

1.德國法院不受仲裁地法院（即俄羅斯法院）確認仲裁裁決裁定的約束

BGH強調，對于一方當事人未能在仲裁地成功撤銷仲裁裁決的，其是否可以在執行程序中以同樣的理由對抗執行申請，現有的判例法和與仲裁裁決的承認及執行相關的文獻中均存有爭議。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061條承襲了《紐約公約》的規定，對在德國申請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給出了相關規范。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3）項的規定，當事人在仲裁地法院成功撤銷仲裁裁決的，構成執行地法院拒絕執行該仲裁裁決的理由。BGH認為，倘若仲裁地法院撤銷了裁決，那么即便執行地法院經審查后認為仲裁裁決不存在《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至（d）項不予執行裁決的情形，德國法院也有義務考慮仲裁地法院的撤裁裁定。然而，在本案中，被申請人在仲裁地法院的撤銷裁決申請并未獲得俄羅斯法院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此種情形下，對于執行地法院如何處理當事人的執行申請，《紐約公約》沒有給出明確的路徑。現有的判例法和法學文獻也沒有給出統一的、明確的答案。一種觀點認為，當事人在仲裁地法院提出的撤銷裁決申請被駁回后，其無權重復援引相同的理由對抗執行程序。另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在滿足《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8條（即關于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規定的情形時，德國法院才受到仲裁地法院裁定的約束。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德國法院不受仲裁地法院拒絕撤銷仲裁裁決裁定的約束，當事人有權在執行程序中重復援引先前已經提出的撤裁理由對抗執行。

BGH采納了第三種觀點，并作了如下說理：

首先，《紐約公約》第5條并未規定仲裁地法院對撤裁申請的在先審理將取代執行地法院對不予執行事由的獨立審理。《紐約公約》也沒有規定當事人的撤裁申請被駁回后，仲裁裁決將自動獲得執行地法院的執行；相反地，《紐約公約》第3條明確規定了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應當滿足的條件。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e）項的規定，只有在仲裁地法院撤銷了仲裁裁決時，執行地法院才需要考慮仲裁地法院的認定意見。換言之，當仲裁地法院駁回了當事人的撤裁申請時，《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e）項不適用。

其次，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程序與申請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程序的訴訟標的不同，這一點在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過程中更為明顯。因為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受仲裁地法律的管轄，而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受《紐約公約》的管轄。因此，撤裁程序的結果對執行地法院不具有約束力。

最后，《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8條關于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規定在本案中不適用，因為對外國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應當適用《紐約公約》的規定辦理。

2.關于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

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的規定，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應當首先是當事人約定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未約定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適用仲裁地法律。對此，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認為，當事各方在合同中約定適用法律為德國法律時，默示選擇德國法律為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準據法。此外，仲裁案件的申請人、被申請人控股公司和另一名被申請人均系德國主體，合同簽訂地在德國，且各方約定的法律程序語言為德語。

BGH在上訴中認為，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在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確定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時存在沖突法規則的適用錯誤。科布倫茨高級地區法院認為，當事人約定合同實體法律時，存在對合同中仲裁條款法律適用的“默示選擇”。這一論證說理采用的是《德國國際私法》確定的沖突法規則。但是，該法院沒有注意到，《德國民法典總論》也規定了仲裁協議準據法的確定方法。按照《德國民法典總論》的規定，仲裁協議法律適用的確定應當是明確的或者是按照案件情況可以合理推定的，但不存在“默示選擇”的情況。盡管《德國民法典總論》于2009年12月16日失效，但系爭合同于2007年3月5日簽訂，早于《德國民法典總論》的失效日期，故本案在確定仲裁條款準據法時仍應當適用《德國民法典總論》的規定。BGH認為，根據《德國民法典總論》第27條至第37條的規定，案涉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律同樣指向德國法律。

3.盡管申請人根據德國法律提出了刺破公司法人面紗的主張，但申請人與除控股公司外的其他被申請人之間沒有仲裁協議

BGH認為，《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規定的“仲裁協議于法無效”包括了“仲裁協議不成立”這一情形。雖然申請人提出的“欺詐”“不當”“顯失公平”等指控可能使得控股公司（即案涉仲裁條款的簽字方）的母公司或股東成為被追責的對象，但是這并不一定代表著相關仲裁條款的主體涵攝范圍也應當及于控股公司的母公司或股東；二者分別代表刺破公司法人面紗理論的實體法律效果和程序法律效果。根據德國憲法和法律，仲裁協議的主體范圍僅及于仲裁協議的簽字方主體、合同權利義務的承繼主體和合伙關系中應當承擔責任的合伙人。仲裁協議的主體范圍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向外擴張（Drittwirkung）；在集團公司情形下，子公司或者集團內其他成員公司締結仲裁協議后，只有在非簽字方的行為足以認定其具有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時，該仲裁協議的主體范圍才可以擴張至非簽字方。換言之，即便非簽字方因公司法人面紗被刺破而需承擔實體責任，但當其行為不足以認定其具有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時，債權人也無法在德國法院的執行仲裁程序中追加其為被執行人。

五、簡評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曾在2017年3月2日的國際仲裁資訊（美國法院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最新實踐）中介紹了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在CBF v. SBT上訴案中對執行程序中申請追加非仲裁裁決當事人所發表的司法裁判意見。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認為，外國仲裁裁決的勝訴一方根據《紐約公約》的規定向美國法院提出執行申請，并提出“欺詐”等事實主張，進而要求刺破敗訴方法人面紗、追加股東為被執行人時，美國法院應當對是否存在公司人格否認的情形進行審理，并將案件發還紐約州南區法院重申。2023年1月13日，紐約州南區法院經重審后作出判決，支持了仲裁裁決債權人關于“在執行程序中追加被執行人的債權債務承繼人為執行對象”的主張，駁回了仲裁裁決債權人關于“刺破被執行人法人面紗，追加其股東為被執行人”的主張。

在德國法院的案件中，BGH同樣回答了當事人申請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時，能否依據公司法中的公司人格否認這一實體規則，將被執行人的股東、母公司或實際控制人追加為被執行人這一問題。BGH對這一問題得出了與紐約州南區法院相同的結論：不能。

以上兩個案件表現出的核心問題在于仲裁裁決執行程序中的實體法律規則與程序法律規則如何銜接。在中國國內仲裁裁決的執行語境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修正）》等為當事人在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時刺破公司法人面紗，追加母公司、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被執行人提供了實體法律規則。但是，作為執行依據的仲裁裁決，其本身可以約束的范圍又受到“既判力”“仲裁協議主體范圍”等法律事實的約束。尤其是對于講究當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制度而言，倘若對仲裁協議的主體范圍進行不當擴張，將使得“被執行人”在未獲得仲裁程序權利的情況下成為被執行主體，有悖于自然正義原則。在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實踐中，亦有仲裁庭對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依據公司人格否認規則而提出的實體主張持謹慎態度；相關當事人亦是因其自主簽訂的在先合同而成為仲裁程序的主體，而非因公司人格否認這一實體裁判規則（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可適用性問題）。

在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語境下，上述相關案例中，德國法院和美國法院對于仲裁協議主體效力擴張問題上的公司人格否認亦持審慎態度。其原因在于《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仲裁協議無效（包括不成立）”在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語境下，各法域尚未對仲裁合意的默示規則形成統一的認識，“仲裁合意的默示成立”亦未發展成為明確的、成文化的國際仲裁法律規則。因此，對于跨境資產追索法律實務而言，應當注意到被執行人住所地、被執行財產所在地的公司法實體規則與仲裁地程序規則、仲裁協議準據法規則之間的相對落差，從仲裁制度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源要求出發，尋求在交易文件、擔保文件中鎖定未來對交易對手境外資產的執行權利，填補跨境資產追索中可能出現的規則缺漏。

（德國法院判決原文：https://openjur.de/u/24674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