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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現狀與挑戰

2024年第04期    作者:文字整理： 許倩    閱讀 3,060 次

主持人：王媛媛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干事、刑訴法與刑事辯護專業委員會委員，浙江京衡（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嘉賓： 錢曉峰 上海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嚴瑾潔 上海律協女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新惟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徐巧月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婚姻家事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普世萬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文字整理： 許倩

 

王媛媛： 大家好，歡迎來到《上海律師》2024年第四期法律咖吧，我是本期咖吧的主持人王媛媛。上海是中國特色現代少年司法制度的發源地，今年是上海法院首創少年審判機制40周年。多年來，上海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在公檢法司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和協作下，不斷探索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上海經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步入四十不惑之際，如何進一步發揮律師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中的積極作用、體現律師的維權價值？今天，我們邀請到了錢曉峰律師、嚴瑾潔律師和徐巧月律師共同討論、分析。首先，請錢律師介紹一下當前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現狀。

 

錢曉峰：上海是中國大陸少年司法的發源地。1984年，上海長寧法院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少年法庭；1986年，長寧檢察院成立了第一個未成年人檢察辦案組。這兩個專門執法組織都是全國首家。

從法院系統來看，2024年7月25日，上海高院宣布成立了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目前，上海高院、上海一中院、上海二中院、長寧法院、浦東法院、靜安法院、普陀法院均建立了專門的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全市其他各區未設專門審判庭的法院也均建立了未成年人案件合議庭或者由專人辦理相關案件。未成年人和家事審判實現了民事、刑事、行政的三審合一。

從檢察系統來看，在機構改革之前，上海市檢察院包括市檢兩個分院以及十六個區都有專門的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實現了全覆蓋。機構改革之后，上海市檢察院和長寧檢察院、浦東檢察院、閔行檢察院保留了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其他各區檢察院均建立了未成年人檢察辦案組。上海的未成年人檢察也是走司法辦案專業化和幫教矯正社會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構建了捕、訴、監、防、教一體化的特殊工作模式，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四大檢察的工作格局。

在特色工作上，上海的檢察院和法院也創建了一系列特殊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比如合適成年人到場、一站式取證、社會調查、附條件不起訴、圓桌審判、法庭教育、心理干預、觀護幫教、前科封存、從業禁止等，為法律的修改、制定提供了少年司法的上海樣本。上海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成效顯著。據了解，近10年來，上海法院強化源頭治理，判處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數下降了85%。這個數據在檢察院也得到了印證，上海檢察院近10年審查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全部犯罪嫌疑人數量中的占比從最高峰的9.7%下降到目前的不到1%。同時，上海在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探索創新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社會觀護、兒童權益代表人、探望監督人、家庭教育指導等，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良好。

 

王媛媛：感謝錢律師系統地對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歷史演變及發展現狀作了詳盡介紹，讓我們看到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上海經驗。近年來，校園欺凌現象頻發，如何科學、規范地認定校園欺凌，如何區分欺凌行為與一般的學生矛盾？

 

嚴瑾潔：我們將校園欺凌分為暴力和非暴力兩項。暴力形式的欺凌行為正在逐漸減少，因為很多孩子都知道將別人打傷的行為要受到處罰；因此，一些孩子會選擇隱性的方式進行欺凌。例如，以小團隊形式孤立某些同學，以學習成績來說某個同學沒有自己優秀或者詆毀對方；甚至在課后使用微信或者抖音的時候在某個同學的賬號下面進行詆毀性留言，還會糾集其他同學在某個同學的留言下面不斷攻擊對方，給其造成心理上的壓力，讓其產生心理陰影。以上行為均屬欺凌。

另外，欺凌到底僅僅是指施暴者的欺凌行為，還是旁觀者也算欺凌的參與者？有些同學不愿意干預任何事件，他可能知道這個同學被孤立或被欺負了，但不插手也不關心。我們認為，這種行為也會對被欺凌者的心理產生影響，導致其可能受到很重的心理創傷。現在，我們有制度來規范這種情況，教育局、派出所以及檢察院未檢部門會關心此類事情，但實際落地時還是有一定難度。

關于如何區分欺凌行為和普通的學生矛盾，舉個例子：有一對同學是好閨蜜，因為一些事情發生矛盾，兩個人變得互相看不順眼，甚至覺得對方有攻擊性，這是普通矛盾；但這可能會使其中一個同學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仇恨，覺得自己受欺負了，然后在學校里面散播輿論，不知情的同學則會覺得另一個同學是欺凌者。那么學校在干預過程中，對此如何定性？是上升至欺凌行為，還是作為一般矛盾處理？這時候需要有一個專門的機構或者專家組進行剖析，不能隨意界定。所以，我們在聊到為校園欺凌定性或者如何啟動這個程序時，都有非常嚴格的規范和流程。

 

錢曉峰：近年來，國家非常重視學生欺凌問題。教育部于2016年制定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2020年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時，對學生欺凌也作出了明確規定；但這些法律和政府規章制度出臺后，學生欺凌案件仍在全國各地頻發。為此，2021年6月1日，教育部頒布了《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對如何防控學生欺凌作了明確規定，提出學校應當成立由校內相關人員、法制副校長、法律顧問、有關專家、學生代表、學生家長代表等參與的學生欺凌治理組織，負責學生欺凌行為的預防宣傳教育、組織認定、實施矯治、提供援助等。上海市一直十分重視學生欺凌的防治，上海市教委于2023年1月公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本市未成年人學校保護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各區教育局應當成立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的機構、配備專兼職的工作人員，各中小學也要設立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的專兼職教師崗位；其中，規模較大或者多校區的學校，或者其他有條件的學校，應當成立學生保護委員會。上海市教委進一步制定了《未成年人學校保護指南》，為學生欺凌的認定處理提供相關規范的流程和文本。

 

王媛媛：我們注意到了隱性的校園欺凌。盡管錢律師和嚴律師介紹了現有的、比較系統的一些制止校園欺凌現象的規范，但是老師通常會忽視隱性的社交欺凌行為對學生身心的危害。如何引導社會、學校和家庭識別隱性欺凌行為，并保護好孩子，使受欺凌的孩子能夠及時獲得救助？

 

嚴瑾潔：現在有法治副校長這個職務，會定期到學校里宣講課程，有時候也會引入一些模擬法庭、法治類的宣傳。法治宣傳要關注學生欺凌，讓孩子一是在源頭上知道哪些行為是學生欺凌，二是知道如果發生學生欺凌會受到相應的關注和處理。我們注意到，小朋友用微信聊天時會屏蔽老師、家長，但是同學之間不會屏蔽；所以我們也希望未成年人樹立學生欺凌報告意識，讓老師和家長及時了解并干預，避免欺凌發展到更嚴重的程度。另外，未成年人網絡安全需要制度保障，建議包括網警在內的各方面加強監管，更關注未成年人。同時，老師和孩子接觸較多，應在學校和工作中多關注孩子情緒的變化，在源頭上發現問題。

 

徐巧月：兩位律師剛剛都談到了如何發現欺凌的問題，對此，我想補充的是，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不僅限于學校，欺凌不一定僅發生在校園內，它也可能涉及社會、學校、家庭等多個層面。談及律師的作用，特別是在普法教育方面，校內普法可以分為家長、學生、老師三個層次，并且針對每一類對象的普法內容應有所不同。我認為，未來在設計普法內容時，可以依托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委員會，制作一些標準化的模版。尤其是在面向學生的普法教育中，要進行正確引導，避免通過普法學習加強其“反偵查意識”，反而增強欺凌行為的隱蔽性。

 

錢曉峰：我覺得隱蔽的校園欺凌更集中在網絡上，網絡欺凌是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出現的一種新的欺凌方式。現在的未成年人網絡普及率比成年人更高，農村和城市基本相同。很多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通過網絡來認識世界。互聯網雖然不是法外之地，但是現實的制約相對少一些。網絡欺凌存在施暴者匿名性強、逃脫幾率大，潛在受害者廣泛、受害程度難以界定等特點，相比傳統欺凌更難被發現、查處。對此，我認為，一是家長要提高監護意識和能力，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狀態。家長不要只關注學習，更要關注孩子的健康，尤其是關心孩子的身心變化。二是未成年人和家長的網絡素養都需要提高。對未成年人需要開展青少年網絡素養課程，提高其自我保護意識；對家長要提升其網絡素質，讓他們和孩子共同成長。三是加強家校社聯合協作。學校發現問題后是否及時通報家長，家長發現孩子出現情況后是否及時向學校反映，社區是否起到連接學校和家長的橋梁作用？社區的未成年人保護站等力量能否加入，更及時地發現孩子受到侵害并提供社會支持和幫助？家校社需要密切協作，形成合力。

王媛媛：只有家庭、學校、社會合力聯動，才能盡量減少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接下來，想和大家聊一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問題。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更加復雜及多樣，比如出現了隔空猥褻的現象。什么是隔空猥褻？我們應該怎樣保護好孩子，杜絕這類事件的發生？

 

嚴瑾潔：最近接觸到非常多涉及隔空猥褻的案例。從中國傳統教育來說，家長不會在孩子面前聊隱私類話題。但網絡世界是公開的，未成年人可以接觸到關于性方面的話題，也有可能涉及一些視頻、聊天。這其中就有很多不法分子，會嘗試和未成年人探討隱私話題，很多隔空猥褻就是讓未成年人在視頻中展示隱私部位或做不雅動作，甚至泄露到網絡上。所以，為了保護未成年人，一是要提升監管力度，家長要讓孩子安全使用網絡；二是建議網絡賬號實名制，這也涉及網絡安全管理問題，在孩子登錄網站或聊天軟件時進行實名登記，這樣有安全保障，也能夠防范和減少未成年人上網風險；三是這類事件發生后應及時報案，我們要加強宣傳，讓孩子意識到被隔空猥褻后應及時告訴父母或老師，甚至可以報案，這樣才能有效處理。

 

錢曉峰：這兩年，隔空猥褻確實是一種比較高發的犯罪類型，是指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以互聯網為媒體，打著個性交友、招募童星的幌子，誘騙、脅迫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發送裸照和裸體視頻的違法犯罪行為；常見手段包括發紅包、冒充星探、個性交友等，司法機關對這種行為一直堅持嚴厲打擊的態度。2018年，最高檢發布了指導案例，確定了無身體接觸的猥褻行為等同于線下犯罪的追訴原則。2022年10月，最高檢發布了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到2022年，未成年人被性侵犯罪案件數量持續上升，其中隔空猥褻未成年人案件高發頻發，未成年人容易成為不法分子的網絡獵捕對象。今年3月，北京海淀法院審理了一起隔空猥褻未成年人的案件。公安機關經調查發現，犯罪分子在2019年到2022年間通過網絡結識了40余名7～14歲的未成年人，最后通過全國范圍走訪，查證了20余名未成年人。這些未成年人正處于青春期，對性也存在一定好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成為犯罪分子的獵物。除了個案打擊，2023年5月，最高法、最高檢出臺《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隔空猥褻行為作了明確規定：“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者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符合刑法相關規定的，以強制猥褻罪或者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這為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不過，此類案件的處理雖有法可依，但關鍵問題還是我前面說到的發現難、查證難、法律打擊難，所以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包括：一些網絡平臺能夠配合調查取證；家長要提高網絡素養，加強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關愛；與未成年人接觸密切的組織和個人（如學校、醫院、賓館）要有強制報告的意識，及時發現和舉報相關的違法犯罪行為等。

 

王媛媛：剛才就校園欺凌和隔空猥褻現象，幾位律師都提到，只有全社會合力才能夠全方位保護好孩子。接下來一個問題，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撫養權、探望權常常是案件的焦點，甚至在個案中出現了搶孩子、隱匿孩子、拒絕另一方探望孩子的現象。從律師辦案的角度來講，我們應該如何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另外，是否可以介紹一下兒童權益代表人制度？

 

徐巧月：我最早于2016年在上海某法院家事法庭的一起離婚案件中接觸到兒童權益代表人制度。當時，由于《民事訴訟法》中并未明確規定兒童權益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實踐中，法院邀請了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參與該案件，并賦予他們兒童權益代表人的訴訟地位。我作為律師，為該委員會的工作提供法律支持。第三方本不直接介入或干預離婚案件本身，但是這起案件中涉案的幼兒非常特殊，需要第三方替她發聲，維護她的權益。因此，我們所有工作的立足點都是為孩子發聲，在這一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調研工作，包括與離婚雙方本人、父母、工作單位、社區居委會等走訪、溝通，然后再將意見反饋給法院。最終，在審理階段，由兒童權益代表人向法院表達了孩子的權益主張。這個案件在2019年被評為全國婦聯十大維權典型案例之一，也是全國首例此類案件。

我覺得，在未來的涉未成年人家事糾紛處理中，不僅需要律師參與，也需要引入第三方機構，這些機構應當與案件沒有利益沖突，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社會調查報告，支持法院的判決。

在家事案件中，關于藏匿兒童或家暴的情況，從我參與的案件來看有一個規律：在未離異的家庭中，家暴通常不僅僅針對兒童，同時包含配偶。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有三項重要的救濟途徑：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人格權禁令和家庭教育指導令。如今，人身安全保護令已為大眾所熟知，法院也普遍愿意接受此類申請并發出相關裁定。當然，各區在執行層面的標準有所不同。

關于人格權禁令，近期，一位律師成功申請了禁止藏匿兒童的禁令，這是家事法律制度上的重大進步。然而，在涉及撫養權、探視權糾紛的案件中，我對人格權禁令能否廣泛適用還是持謹慎態度。我覺得，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仍需平衡各方利益和社會效益。該案推動了制度的進步，未來是否能從行業角度做一些有示范性的典型案例，值得努力。

 

王媛媛：感謝徐律師介紹了若干新的司法政策在個案中的運用。另外，我們注意到，多子女家庭正日益增多，在這類家庭的離婚糾紛中，法院對孩子撫養權的確立原則是什么？

 

錢曉峰：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家庭出現了二孩、三孩甚至更多孩子的現象。這些家庭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要進行離婚訴訟，必然面臨孩子由誰撫養的問題。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可能會更多從成年人的角度考慮，以判給父母一人一個孩子的方式來平衡社會矛盾。但是，現在的少年司法堅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要更多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自身意愿。在法院裁決中，二孩甚至多孩不應當被強制分開，嚴格執行一人一個的撫養方式。而應當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為首要考慮，綜合父母雙方的撫養意愿、能力條件、多子女之間共同生活的情況及相互關系，有條件的家庭可以考慮輪流撫養。比如每個人撫養半年或者一年，不希望撫養子女的一方可在撫養費上予以調整，確保被撫養人的生活條件并彌補直接撫養子女一方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從現在的司法實踐來看，法院的判決也正是遵循這樣的理念和審判思路。

 

王媛媛：在討論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家事案件時，我們注意到，未成年人可能會遭受家庭暴力。由于這類家暴具有隱蔽性，孩子如果不發聲，傷害會持續發生。如何完善這類事件中的強制報告制度？

 

徐巧月：我覺得上海在強制報告制度層面已經做得比較好了。強制報告制度有法律后果，相關機構必須履行發現并上報的義務，學校、醫療機構等都有義務在第一時間上報異常情況。我認為，目前在強制報告制度的完善方面，需要加強對家庭的宣傳教育。首先，對于家長的宣傳尤為重要，因為孩子除了在學校，更多的時間是在社會和家庭中生活，這就要求進一步強化監護人的職責范圍。其次，又要回歸到家庭教育指導和家庭教育責任范圍的話題上。關于家暴案件，家長應當及時發現并采取措施。在某些情況下，另一方家長可能知情但未采取行動，這是一個問題；另一種情況則發生在離異或分居家庭中，當一方單獨撫養孩子時，家暴行為往往更加隱蔽。我覺得這種情況目前存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我處理過的案件中，甚至出現了家長以家暴相威脅，試圖通過主動實施家暴來要求變更撫養權，進而挑戰司法權威的情況。這是新出現的一種現象，需要特別關注。

 

錢曉峰：家庭暴力發生在家庭內部，具有隱秘性，所以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很難被發現和處理。除了受侵害的孩子或者家長報告之外，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加強社會層面的強制報告，尤其是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相關社會組織，比如學校、社區、醫院等。我現在處理的兩起家暴案件，都是由學校強制報告。因為我們的孩子很多都處于義務教育階段，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度過，所以學校的老師跟孩子接觸最多，也最容易發現孩子受到家庭暴力。其次是社區的強制報告義務，因為孩子出了學校，就是回到家里、回到社區。應對基層組織的兒童主任等進行強制報告相關培訓，強化其報告意識，明確向誰報告、如何報告、報告帶來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幫助他們破除心中的顧慮，積極拿起強制報告的武器。最后是醫院的強制報告，很多未成年人受到傷害后，父母可能帶其到醫院看病，醫生很容易通過孩子的受傷害情況發現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存在。我注意到，徐州檢察院建立了一個“藍風鈴”微信小程序，如醫生發現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傷害未成年人的行為，可以通過這個專門的系統向檢察機關進行通報。檢察機關發現線索后，及時啟動案件協調監督機制，督促公安機關或者相關部門跟進處理。這種做法值得上海借鑒。

 

嚴瑾潔：涉未成年人家暴有隱秘性，即便有再多的人可以強制報告，我們還是要不斷對未成年人進行灌輸和提醒，因為未成年人可能基于各種家庭矛盾、礙于羞愧心，不敢把遭受到的事情告訴別人。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如何讓他們在第一次受到暴力行為后及時告知很重要。現在大多數學校都有心理咨詢室，就看孩子愿不愿意吐露心聲。因為一個心理健康的孩子在遭受傷害后會主動說出，但更多孩子不愿意說，因為他們的心理不健康，長期逆來順受，無法跟別人交流，導致了這種家暴的隱匿性。所以，我覺得學校里的心理咨詢師非常重要，心理老師要主動關心每個孩子。現在學校還有帶教制度，老師除了關心學習之外，也會關心孩子的生活，從中可能會了解到孩子受到了傷害，這對于發現家暴行為也起到了一定的幫助。只有孩子第一時間開口，才能及時讓隱秘的事件凸顯出來。

 

王媛媛：感謝三位律師的分享。最后一個問題：律師在辦理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中，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的作用？各位律師可以談談自己的見解。

 

徐巧月：剛剛提到了第三方力量，目前在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時，涉及的部門眾多，并且強調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認為，律師在與第三方合作時仍應聚焦于自身本職工作的領域。現在，很多案件中已經引入了社工的力量，律師的角色與職責不應錯位。首先，我們可以在法律賦能方面，協助他們共同處理好此類案件。其次，在家事案件中，律師也可以擔任獨立調解員。憑借豐富的經驗，律師不僅限于代理案件，還可以作為第三方力量參與到未成年人案件中，擔任調解員和溝通協調員的角色。

 

錢曉峰：我覺得，律師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應當學會借力。比如檢察院有一個支持起訴的職能，在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未成年人的起訴能力受到限制，甚至無力起訴；這時候，律師收集證據存在困難，便可以尋求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幫助，共同搜集證據，為更好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形成合力。另外，律師在辦案過程中，也要充分推動和使用法院、檢察院的一些創新制度，比如社會調查。我們在辦理確定撫養權和探望權糾紛的案件中，如果認為己方當事人在撫養孩子或者探望孩子方面有優勢，可以積極主動向法院要求啟動社會調查，對撫養能力、撫養環境、撫養條件進行第三方評估。同時，如果律師在辦案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可以向法院申請啟動心理咨詢和干預機制，對未成年人提供相應的心理方面的援助。

社工參與少年司法工作在上海已實行20余年，形成了系列特色制度，如社會觀護制度、社工參與調解制度、探望監督人制度、兒童權益代表人制度等。在案件審判和執行中，律師都可以積極主動向人民法院建議，并與相關社工組織良好配合，共同做好未成年人權益維護工作。

 嚴瑾潔：未成年人保護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工作，而不是律師或法官、檢察官的獨立工作，我們要結合社會上的各種資源、各種組織，共同給未成年人有溫度的保護。所以，律師可以與各個社會組織團體、各個職能機構合作，共同把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融入社會的各個方面，這才是對他們最好的保護。 王媛媛：今天，我們圍繞未成年人保護的話題談了很多，希望經過各方努力，能夠進一步織牢未成年人保護這張網。非常感謝三位律師參與本期法律咖吧的討論。 （本文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系嘉賓個人觀點，整理時間：2024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