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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起倉儲貨物損害賠償訴訟 看當事人法律關系及訴訟地位

2014年第03期    作者: 程先林     閱讀 13,314 次

一、案情簡介

　2012年12月7日，位于浦東新區新場鎮一處保稅倉庫發生火災。這次火災燒毀價值3000多萬元的澳洲進口棉花。涉案棉花貨主共四家，因該棉花都是進口棉花，儲存在該處保稅倉庫。這四家貨主中的廣東G公司是經過貨代公司（杭州Y物流公司）辦理進口，又經杭州Y物流公司與上海H公司簽署倉儲合同，將棉花儲存進該保稅倉庫。

　　需要明確的是，上海H公司所經營的保稅倉庫是向上海J公司租賃的。該保稅倉庫房屋的所有人是上海J公司。該房設計用途是工業廠房，按其消防等級本不能儲存棉花。上海H公司與上海J公司簽訂的租賃合同也是明確房屋用途為工業用途，用作廠房。但在上海H公司在承租到此處廠房后，向海關申請了保稅倉庫資格，將此處房屋用作倉庫，且經海關同意在此儲存棉花。

　　2012年8月份，上海H公司因經營不善，瀕臨破產，其工作人員撤出了此保稅倉庫。2012年11月份，保稅倉庫一樓電梯出現故障，H公司遲遲不進行修理。后上海J公司于12月初請來上海S公司對電梯進行修理。S公司是生產、維護電梯的專業公司。但S公司在修理此倉庫電梯時，采用明火電焊，繼而火花濺落到棉花上，引起火災。

　　2013年7月，廣東G公司向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提起財產損害賠償訴訟，將維修電梯的S公司列為第一被告，將倉庫的房屋所有人J公司列為第二被告，要求這兩家連帶賠償其棉花損失400多萬元。

　　

二、本案審理經過

　　本案涉及到兩個爭議的焦點問題：一是本案涉嫌應承擔責任的當事方，是不是只有S公司和J公司。也即本案的訴訟當事人是否齊全了？二是本案責任主體之間是連帶責任還是按份責任。

　　案件審理中，兩被告上海S公司和上海J公司均答辯要求追加上海H企業管理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作為共同被告，并認為本案應為按份責任。兩被告所持的理由是杭州Y物流公司接收貨主委托，選擇H公司的倉庫儲存棉花，現在原告貨主提供的證據包括貨代合同、倉儲合同、棉花入庫單。H公司作為倉儲人有管理不善的過錯，杭州Y物流公司選擇倉庫時亦有過錯，應該共同承擔本案的賠償責任。同時，原告提供的這些證據只有H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出庭才能確認其真實性。也就是說本案中目前的兩個被告，既非倉儲合同的當事人，又非貨代合同的當事人，單純以這兩家公司作為被告，無法分清責任，也無法查清案件的事實。

　　然而，原告廣東G公司明確表示不同意追加上海H企業管理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作為被告。

　　之后，法庭當庭決定追加上海H企業管理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三、法律問題的分析

　　面對本案爭議的焦點之一，倉儲合同的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在倉儲貨物損害賠償訴訟中的地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下述幾方面分析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在倉儲貨物損害賠償訴訟中應有的法律地位。

　　（一）本案法律關系分析

　　我們首先明確本案中涉及到這么幾個法律關系：

　　1、租賃法律關系，即上海J公司將房屋出租給上海H公司之間。在這個法律關系中，J公司將房屋出租出去后，就將房屋的占有權、使用權轉移給承租方H公司了，H公司對房屋進行使用、經營管理。

　　2、倉儲法律關系，即上海H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之間。杭州Y物流公司將貨物儲存在H公司的保稅倉庫，上海H公司是保管人，杭州Y物流公司是存貨人。H公司作為保管人，收取保管費后，有義務保證貨物的安全。

　　3、代理法律關系，即杭州Y物流公司（代理人）與貨主廣東G公司（被代理人）之間。杭州Y物流公司代理貨主廣東G公司辦理貨物的運輸、入關、倉儲等事宜，杭州Y物流公司有謹慎注意的義務。

　　4、承攬法律關系，即上海J公司與上海S公司之間。J公司請S公司過來修理電梯，與S公司之間形成承攬法律關系。其中J公司是定作人，S公司是承攬人。

　　5、侵權法律關系，即上海S公司和廣東G公司之間。因S公司維修電梯時違規操作導致火災，燒毀G公司的棉花，S公司是侵權人，G公司是受害人。

       我們應當認清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認清這種法律關系應由哪一類法律規范來調整，當事人在這個法律關系中各有怎樣的權利和義務。任何權利義務都是放在法律關系中來討論的。

　　（二）原告的訴訟途徑

　　基于上述法律關系的分析，我認為原告廣東G公司在其貨物受損失后，可以有兩種維權的訴訟途徑。

　　1、基于合同關系，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賠償責任。

　　2012年6月，貨主廣東G公司與杭州Y物流公司簽訂《貨運代理協議》，約定由杭州Y物流公司代理廣東G公司辦理進口貨物2000噸棉花的通關及運輸事宜（包括訂艙、報關、報檢、裝箱、拆箱、轉運、代付運費、代辦倉儲等）。該協議還約定杭州Y物流公司在辦理該批貨物進口手續過程中，應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以確保貨物的安全和性能完整。

　　之后，杭州Y物流公司代理廣東G公司進口了約定的貨物。杭州Y物流公司于2012年7月與上海H公司簽訂了一份《倉儲保管協議》，將其所持有的廣東G公司的2000噸棉花存放于上海H公司的保稅倉庫，該協議約定上海H公司作為保管人，要對貨物按照其特性進行堆放，并且切實做好防火、防霉、防潮、防盜等方面的安全保衛工作。2012年8月，上海H公司簽發《進庫清單》，接收杭州Y物流公司所交存的2000噸棉花。

　　根據上述協議，作為貨主的廣東G公司，有理由認為杭州Y公司沒有盡到貨運代理人的職責，沒有保證貨物的安全，屬違約行為。廣東G公司完全可以因杭州Y物流公司違約，而以Y公司為被告提起訴訟，追究其違約責任，要求其承擔貨物損害的賠償責任。同時，因上海H公司沒有盡到其與杭州Y物流公司簽訂的《倉儲保管協議》中的安全保管義務，廣東G公司也可把上海H公司作為共同被告，要求H公司與杭州Y物流公司一起承擔違約賠償責任。此種情況下，可以考慮要求上海H公司和杭州Y物流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2、基于侵權關系，要求侵權人承擔財產損害的賠償責任。

　　本案火災發生于2012年12月7日，即上海S公司進場維修電梯的第四天。2012年11月，上海S公司與上海J公司簽訂一份《配件銷售合同》，合同約定上海S公司對涉案保稅倉庫一樓的電梯進行維修，并更換“層門地坎”、“層門鎖勾”、“馬達”等部件。之后，上海S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開始進場維修電梯。該公司派出的工作人員在維修電梯的過程中，采用了明火電焊作業方式。經浦東新區公安消防支隊對本起火災責任進行調查，最終認定涉案火災事故的原因是電梯維修過程中違規電焊操作，電焊火花濺落引燃倉庫第一層堆放的棉花。依照上述事實和消防部門的認定，維修電梯的上海S公司是本起事故的直接責任方。對貨主廣東G公司而言，上海S公司是直接的侵權人。廣東G公司可依據侵權事實和責任認定，以上海S公司為被告向法院財產損害賠償之訴。

　　而同時，廣東G公司也可以其他法律主體在火災發生和造成損害方面有過錯，以該法律主體為被告向法院起訴。具體而言，如果廣東G公司認為上海J公司作為倉庫的所有人，擅自改變房屋（倉庫）用途或其它過失，系火災原因之一，而將上海J公司列為被告，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若G公司認為上海H公司作為涉案倉庫的管理人，沒有盡到適當的管理義務，導致火災，則可以以上海H公司為被告，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若G公司認為杭州Y物流公司在選擇倉庫時沒有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也是導致貨物損害的原因之一，則其也可將杭州Y物流公司列為被告，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目前而言，法院方面在侵權賠償案件中，對侵權主體（即原告訴狀上所列被告）的把握還是比較寬泛的。

　　由此可見，原告廣東G公司在起訴上海S公司履行侵權賠償責任的案件中，可以將J公司、H公司、Y公司列為共同被告。而如果廣東G公司不愿追究后三者中任何方的賠償責任，不愿將其列為被告的時候，法院是可以將它們列為第三人的。當然，此種情況下，J公司、H公司、Y公司和上海S公司應為按份責任，而非連帶責任。

　　（三）本案中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的訴訟地位

　　本案中，原告廣東G公司提起的是財產損害賠償之訴。作為侵權案件，如有多方責任主體，原告有權只追究某一方或其中某幾方法律責任，而只將某一方或某幾方作為財產損害賠償案件的被告。但是在本案中，多個責任主體之間有前后承接、相互印證等方面的事實關系，原告廣東G公司只將直接侵權方上海S公司和倉庫所有權人上海J公司作為被告，我認為這并不妥當。倉儲合同中的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應當成為貨主起訴倉儲貨物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當事人（被告或者第三人）。

 

 

 

 

 

 

 

 

 

 

 

      一方面，如果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在倉儲貨物損害案件中有過錯，其理應成為賠償訴訟的被告。本案中的情況比較明了，上海H公司將達不到消防等級的房屋用作倉庫，明顯違反法律規定，這對本次火災的發生及棉花燒毀等損失的產生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杭州Y物流公司沒有挑選好倉庫，也沒有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存在過錯。貨主廣東G公司也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涉嫌承擔責任的幾方主體，都應該作為被告參與到本案中來。當然，原告可以放棄對其中一方或幾方的賠償責任主張，不將其列為被告。這不影響其向其他責任主體追究賠償責任。

　　另一方面，縱使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沒有過錯，作為原告的貨主也不愿將其列為被告，在這種有前后承接關系的數方主體中，法院也應追加保管人和貨運代理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原告所列舉的證據中，有如下三份證據：一是《貨運代理協議》（原告廣東G公司和杭州Y公司簽訂），二是《倉儲保管協議》（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簽訂），三是上海H公司簽發的《進庫清單》。原告擬以此來證明其貨主地位和貨物的數量、金額，并基于此主張賠償。雖然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可以不作為本案的被告，但上述三份證據的真實性———若沒有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出庭予以確認———豈能被法院認定！還有更多的本案其他事實，沒有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參與到訴訟中來，也無法得到確認。同時，本案中涉嫌承擔賠償責任的幾方主體之間，應為按份之責，也只有各方主體都參與到訴訟中，法庭才能更好地分清各方之間的責任份額。

　　可見，原告廣東G公司執意不肯將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追加為被告的情況下，法庭決定將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追加為第三人，是符合案件審理實際和訴訟法要求的。

 

四、本案的啟示

　　本案中，原告本因為杭州Y公司在外地，而上海H公司又瀕臨破產不愿將它們牽扯到訴訟中，企圖節省時間使案件盡快判決，盡快得到執行。然而法庭在開庭之后再行追加杭州Y公司和上海H公司，反而拖長了訴訟周期，耽誤了原告的時間。

　　倉儲是貨物流轉中的一個環節，貨物在倉儲環節出現損毀、滅失的風險往往和其他環節的法律主體有絲絲縷縷的牽連。貨主在追究法律責任的時候，應當本著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原則，合理選擇賠償訴訟的被告和當事人，以使案件能夠得到合法、高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