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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為了交易的快速便捷，許多商家在與消費者簽訂協議時都會提供格式條款。而隨著仲裁這一爭議解決方式的不斷發展，以及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許多格式合同也相應約定了仲裁條款。但由于條款的設置各有不同，并非所有的仲裁約定都能被認定為有效條款。本文將通過分析一系列消費者與商家間的格式合同糾紛，歸納法院對仲裁條款效力的認定，總結其中的問題與要點，并評估如何更合理地設置有效的仲裁條款。
一、 與仲裁條款效力有關的爭議點
1、 是否需以合理方式提醒消費者
由于法律法規對于“商家在格式合同中使用仲裁條款是否需要特別提醒消費者”這一問題并無明確規定，仲裁條款是否屬于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以及是否可以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十一條，目前的司法判決中對這些問題尚未取得一致結論。
（1) 司法解釋的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的，應當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予以說明。但該規定并未說明仲裁條款是否為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同時，民訴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一條針對格式條款中管轄協議的效力問題進行了特別說明，規定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與消費者訂立管轄協議，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消費者主張管轄協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許多消費者在主張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無效時，會援引第三十一條司法解釋。但由于該解釋主要適用于約定地域管轄的情形，是否可以使用于評估仲裁條款的效力并不確定，不同的法院對此的認可情況比較不同。
如在（2016）浙02民轄終113號案件中，法官認為“約定仲裁條款系上訴人提供的《移送APP產品服務合同》的背面《客戶須知》中的格式條款，《客戶須知》上雙方并未簽名蓋章，且消費者在《詢問筆錄》中明確表示不認可該管轄條款，商家也無證據證明其已經采取合理方式提請被上訴人注意該管轄條款。”法官最終援引了上述司法解釋從而認定仲裁條款無效。
但在（2018）粵03民終511號案件中，消費者與商家就《“優信認證”售后質量保證服務協議》中的仲裁協議有效性產生糾紛，法官明確指出該條司法解釋規范的系訴訟中的地域管轄協議，并不包括仲裁協議，商家無需以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在（2020）浙民申94號消費者起訴“小鵬汽車”案件中，法院也認為從該司法解釋的表述用語看，并未涉及解決人民法院管轄和仲裁沖突的內容。
由上述案件可知，不同的法院對第民訴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一條是否可用于解決仲裁條款糾紛的態度不一，因此對于商家是否有義務進行提示這一問題也得出了不同的判決結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最大程度上保障仲裁條款的效力能夠得到認可，我們認為商家在制定格式條款時，仍應盡力以合理方式提示消費者。
（2) 合理方式的認定
即便法院認為“商家具有合理提示消費者仲裁條款”這一義務，法院目前對于 “合理方式”的認定相對寬松，并未以過高標準要求商家對仲裁條款進行提示。
如（2018）滬02民終6218號合同糾紛案件中，法院認為消費者與上海花樣家緣婚介服務有限公司簽訂的《百合VIP婚戀交友服務合同》中存在“乙方已將本條款的全部內容向甲方說明，甲方完全理解并接受全部條款”的提示告知條款，商家在訂立合同時已經盡到了告知義務，據此認定消費者就系爭仲裁條款已予以充分注意并認可。此外，在（2020）京04民特376號消費者與“小黃車”關于仲裁條款效力的糾紛案件中，法院也特別指出了《ofo小黃車用戶服務協議》中仲裁條款采用了加粗加黑字體，并在數字15.2下標有下劃線。
此外，在（2017）京03民特286號及其再審程序（2017）京03民特監8號消費者與“火幣公司”系列案件中，法院認為“用戶在注冊過程中在“我已閱讀并同意《火幣網用戶協議》”前方的方框內點勾，即可證明其已經同意該協議對其具有約束力，故雙方對于爭議解決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確。且根據一般性常識，公眾在互聯網上注冊用戶時均會看到經營者公布的注意事項和風險提示，新用戶在看到風險提示內容時，對經營行為的風險應有認知和防范意識，其中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及仲裁機構的選擇對當事人至關重要。”因此法院雖然認為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是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但仍通過用戶的勾選行為，認定了仲裁條款的效力。
通過以上的案件，筆者認為，法院目前在評估商家的合理提醒時，并未有過高標準，商家較容易滿足該要求。
2、 仲裁條款的公平性
根據剛剛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對方注意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等與對方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該條款與原《合同法》第三十九條，均強調了格式條款的公平性，因此許多法院在審查格式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效力時，也會對仲裁條款的公平性予以評估。
如（2019）粵17民終193號商品房預約合同糾紛案件，法院認為“合同中約定爭議解決方式是由中國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該約定仲裁解決爭議方式雖不是免除經營者的責任或限制其責任，但排除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的仲裁委員會仲裁或法院管轄，排除了相對方選擇有連接點的其他仲裁委員會仲裁或法院管轄的權利，造成合同相對方解決爭議的不方便。由于合同相對方為消費者，本案合同仲裁條款明顯限制合同相對方選擇解決爭議方式或訴訟權利，明顯對合同相對方即消費者不公平。”因此法院最終認定仲裁條款無效。
在（2020）京04民特376號案件中，對于消費者與“小黃車”間仲裁條款的效力認定，法院認為“訴訟與仲裁是兩種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各有優劣。與訴訟方式相比，仲裁解決糾紛具有高效快捷，一裁終局的特點，且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權根據當事人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最終仲裁費用的分擔，也有權要求敗訴方補償勝訴方因辦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費用。因此，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對合同各方主體均是平等的，不能認為是對一方當事人主要權利的排除。”
由此可見，法院對于仲裁條款是否公平的評價，也會由于仲裁條款的設置方式以及消費者訴求等原因產生不同的結果。在上述商品房案件中，法院認為仲裁條款無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域上商家選擇了異地仲裁庭，給消費者提高了維權成本；而在小黃車案件中，因為消費者的擔憂主要為仲裁受理費用過高，而法院通過對仲裁費用按責任比例承擔進行了說明，認為選擇仲裁對各主體而言是平等的，因此支持了仲裁條款的效力。
二、 合理設置有效仲裁條款的方式建議
通過對相關案例的歸納與分析，筆者發現，關于仲裁條款效力的認定，當事人與法院集中關注的要點為條款本身的公平性，以及商家的合理提醒義務。為了更高效、合理地設置公平有效的仲裁條款，筆者認為主要需要注意并滿足以下兩個方面：
1、 仲裁條款本身需保證公平性
為了保障消費者的權利，在設置仲裁條款時，商家要注意條款本身是否會增添消費者的維權成本，如不應選擇與合同履行地或當事人所在地無關地區的仲裁庭，給爭議解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成本。
2、 商家對仲裁條款需進行合理提示
無論法律法規對于這一問題是否進行明確規定，筆者建議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即商家，在為消費者提供格式合同時，都對仲裁條款增加簡單的提醒，如對這一部分文字進行加粗加黑、標紅高亮，或進行有效說明，以提請消費者關注。同時若是線上用戶協議，平臺亦應提醒消費者對整個協議進行勾選同意、并提示消費者該勾選行為將使協議對雙方產生約束力。
希望通過公平合理地設置并提示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商家與消費者在仲裁協議上的糾紛與訴累可以逐漸減少，仲裁這一爭議解決方式能夠更高效便捷地得到適用，更好地為商家和消費者解決爭議。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