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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5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先生（以下簡稱為“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第60屆、第47任美國總統以來，秉承“MAGA”、“美國優先”理念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向美國的貿易伙伴國、地區發起了一系列以加征關稅為主要（非全部）內容的關稅戰、貿易戰。作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之一的中國首當其沖。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口岸城市，上海對于國際貿易的依存度毋庸諱言。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的同仁們密切關注關稅戰、貿易戰的動向，已經于2025年4月召開了“上海國際貿易律師談中美關稅戰應對策略”內部研討會。
以下是我們對于截至2025年5月9日的“中美2025年關稅戰、貿易戰”的初步梳理和建議，供律界同行及社會各界參考：
大事件時間表
| 時間 |
事件主要內容 |
| 2025年2月1日 |
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商品加收25%的關稅，對中國進口商品實施10%的關稅稅率，并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稅政策（T86清關政策） |
| 2025年2月4日 |
中國宣布對美部分商品（煤炭、液化天然氣、原油等）加征10%-15%關稅。 |
| 2025年2月10日 |
美國宣布將對所有進口鋼鐵和鋁征收25%關稅，無豁免。 |
| 2025年2月13日 |
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考慮對采用增值稅制度的國家采取額外關稅手段 |
| 2025年3月3日 |
美國政府以芬太尼等藥物問題為由，宣布3月4日起對中國輸往美國的產品再次加征10%的關稅，將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從10%上調至20%，部分商品綜合稅率超40% |
| 2025年3月4日 |
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關稅政策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經濟格局面臨調整 |
| 2025年3月4日 |
中國宣布對美部分商品（如農產品）加征關稅 |
| 2025年3月6日 |
特朗普簽署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關稅的修正案，符合“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標準的產品可豁免關稅至4月2日，鋼鐵和鋁產品關稅措施不變 |
| 2025年3月12日 |
美國對所有進口鋼鐵和鋁征收25%關稅正式生效 |
| 2025年3月26日 |
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對所有進口汽車及關鍵零部件（包括發動機、變速箱等）征收25%的永久關稅，4月2日起生效，零部件關稅最遲于5月3日實施 |
| 2025年4月2日 |
所謂的“解放日”。特朗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簽署“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行政令，對所有貿易伙伴設立10%“最低基準關稅”，4月5日生效；對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征收個性化更高對等關稅，對中國商品關稅4月9日起提至34%；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終止特朗普對加拿大進口商品征收的25%關稅 |
| 2025年4月4日 |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的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征34%的關稅 |
| 2025年4月5日 |
中國6家主要商會聯合發表聲明，強烈反對美國加征的所謂“對等關稅”；新華社發布《中國政府關于反對美國濫施關稅的立場》 |
| 2025年4月7日 |
美國威脅若中國不撤銷反制關稅，將對中國商品加征50%，使總關稅達84% |
| 2025年4月8日 |
美國再次加碼，將中國商品關稅提高至104% |
| 2025年4月9日 |
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振興美國造船業，并削弱中國在全球航運業的主導地位（中國產船舶特別關稅措施） |
| 2025年4月9日 |
中國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由34%提高至84%；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
| 2025年4月9日 |
中國商務部發布2025年第22號公告，將美國光子公司等12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 |
| 2025年4月9日 |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 |
| 2025年4月9日 |
歐盟通過首輪對美反制關稅（25%），涉及210億歐元商品 |
| 2025年4月9日 |
特朗普宣布對未采取報復性關稅的75個國家和地區實施為期90天的關稅豁免期 |
| 2025年4月10日 |
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進一步提高至125% |
| 2025年4月11日 |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2025年第6號公告，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的加征關稅稅率由84%提高至125%。鑒于在目前關稅水平下，美國輸華商品已無市場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續對中國輸美商品繼續加征關稅，中方將不予理會。 |
| 2025年4月16日 |
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向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宣布特朗普政府征收的關稅無效，并禁止其實施 |
| 2025年4月23日 |
亞利桑那州等十二州政府聯合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主張其發布的關稅命令越權且非法，請求法院作出相應宣告，并禁止聯邦政府機構和官員執行相關命令。作為原告方參與起訴的州還包括：俄勒岡州、科羅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華州、伊利諾伊州、緬因州、明尼蘇達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紐約州和佛蒙特州。已起訴聯邦政府的合計13個州的州政府，其中加州的經濟體量是美國第一大州，其經濟體量超過日本，若拋開國別單獨計算其可世界排名第四，加上其余12個州，總GDP約占全美1/3。 |
| 2025年5月9日 |
中美雙方政府代表在瑞士日內瓦開啟會談。 |
一、中國的反制措施有理有利有節
從美國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1日對華加征10%的關稅起，中國即采取了有理有據、精準的反制。中國對美加征關稅的反制措施符合國際法中“比例原則”、“對等報復原則”。例如，中國對美煤炭、液化天然氣加征15%關稅，對原油、農業機械加征10%關稅，均精準針對美方對華出口優勢領域，符合“比例原則”和“對等性”要求。
從中國國內法的角度看，稅委會依據《海關法》、《關稅法》（條例）、《對外貿易法》等法律法規，經國務院批準后調整對美加征關稅稅率，程序上符合中國現行法律框架的要求。在實體內容上，將此舉定性為對美國違反國際規則、損害中國利益的歧視性貿易措施所采取的必要反制行動，也與《對外貿易法》等法律中關于維護國家利益和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授權相符。
二、國際貿易客戶的調研反饋及面臨的主要法律風險
（一）國際貿易客戶的調研反饋
目前中國國際貿易行業內多數企業在本輪關稅戰、貿易戰中的應對方式如下：
1、暫停履行已下達的中美貿易訂單，觀望并等待兩國政府達成關稅協議，之后再決定如何履行既有訂單及討論將來合作事宜。由于客戶與供應商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目前尚未因本輪關稅戰、貿易戰發生爭議。
2、若美國訂單所涉為通用商品，行業內企業已考慮將該等訂單轉為歐洲或其他區域的訂單進行履行。
3、對于定制化商品，目前暫不下單生產。對于季節性商品，復活節的商品訂單早在中美本輪關稅戰、貿易戰開始前已履行完畢，圣誕節的商品尚未開始生產，預計在六七月份將遇到是否開始下單生產的問題。
目前涉美國際貿易企業處于暫停履行訂單、觀望等待的狀態，買賣雙方均希望兩國政府能盡快達成協議、恢復正常關稅，以便于后續的交易與合作。
（二）國際貿易客戶面臨的主要法律風險
1、商業合同糾紛激增：超過100%的關稅水平對既有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構成了巨大沖擊，顯著增加了商業糾紛的風險。無論是簽訂了固定價格合同的中國進口商（面臨成本飆升），還是面臨美國買家可能因高額關稅而違約的中國出口商，都可能尋求法律途徑來減輕損失。
2、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條款的適用性：
核心問題：貿易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是否能被援引以豁免因關稅劇增導致的履約困難，成為焦點問題。
合同約定至上：是否構成不可抗力，首要取決于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的具體措辭。條款是否明確列舉了“政府行為”、“法律變更”、“關稅”等情形？是否包含可以涵蓋此類事件的概括性“兜底條款”？
司法實踐與不確定性：法院通常對不可抗力條款作嚴格解釋。僅僅是履約成本增加或經濟上的不利益，往往不足以構成不可抗力；通常要求履約變得不可能或商業上不切實際（commercially impracticable）。過往案例顯示，法院在裁定關稅是否構成不可抗力時，會考慮合同類型（如固定價格合同更難豁免）、關稅的可預見性、關稅的實際影響程度等多種因素。然而，125%/145%這樣極端水平的關稅，其影響遠超一般的市場波動或成本增加，可能使得“商業上不切實際”的論證更具說服力，但也帶來了更大的法律不確定性。
對中國進口商的風險：簽訂了購買美國商品合同的中國企業，可能面臨因關稅導致的巨額虧損，從而試圖依據不可抗力、情勢變更（hardship）或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等法律原則尋求解除合同或變更合同條款。
對中國出口商的風險：面臨美國145%關稅的中國出口商，其美國買家可能因無法承擔高昂的落地成本而拒絕付款或提貨，導致中國出口商面臨貨款無法收回、貨物積壓等風險，進而引發跨境訴訟或仲裁。
三、提請配合中國的出口管制措施
將部分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是在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由34%提高至84%后，中國采取的系列反制措施中的一部分，此舉通過依法限制敏感物項出口，有力地回應了美國政府的不當政策，是針對當前“國際經貿斗爭”形勢，依照《出口管制法》第四十四條所采取的必要反制，有利于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合法權益，相關出口企業應嚴格遵守國家出口管制制度，將國家安全要求融入商業決策，積極配合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從企業合規的角度分析，作為出口企業尤其是所出口的貨物、技術或服務較為敏感的企業，應建立完善的出口管制內部合規機制，努力做到事前預防、事中補救、事后減損。同時，根據《商務部關于兩用物項出口經營者建立出口管制內部合規機制的指導意見》（商務部公告〔2021〕10號），建立相關制度有利于取得相應許可便利。
一是在締約前，出口企業應當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清單》確認交易標的是否屬于受到管制的物項；在無法判斷時，應及時在中國出口管制信息網的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清單數據庫[ http://exportcontrol.mofcom.gov.cn/ckgzqdsjk.shtml?columnID=8&num=1]進行檢索或聯系國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門或外部專業機構咨詢。同時，相關企業還應定期關注商務部發布的相關出口管制公告，對境外交易對手方進行必要的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向其了解購買兩用物項的最終用途，并要求其簽署最終用途聲明。目前，《出口管制法》和《出口管制條例》并未明確規定被列入管控名單的境外實體的關聯公司是否同樣受管制管控措施影響，然而考慮到《出口管制條例》要求對交易的最終用戶或最終用途進行評估、核查和管理，相關企業如確需與被列入管控名單的境外實體的關聯公司進行交易時，應認真核查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的證明文件，并可考慮在交易進行前與國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門進行適當溝通。
二是在合同履行期間，出口企業也應當密切監控交易參與方情況，防止因禁止或限制交易名單變動引發的違規風險。同時，企業還應密切關注出口管制物項的最終用戶、最終用途、安裝地點等情況，如發現兩用物項實際流向管控名單中的境外實體企業，應立即停止出口、向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報告并配合核查工作。如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相關物項交付前即發現可能違反出口管制相關規定，出口企業也應及時采取措施追回在途貨物。
四、提請關注“美國90天關稅豁免期”對于“轉口貿易”的變數及機會
2025年4月9日，特朗普宣布對未采取報復性關稅的75個國家和地區實施為期90天的關稅豁免期?；砻馄诮Y束后有三種可能的結果：（1）談判順利，美國和該國或地區協議達成協議，關稅下調，實施10%的優惠稅率；（2） 談判破裂，關稅報復升級，甚至超過此前水平；（3）暫緩期延長，貿易博弈長期化。
從短期來看，考慮因關稅戰、貿易戰導致中國商品對美國市場的供應中斷，美國國內商品供應鏈的替代周期與上述豁免期時間上是吻合的，也成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中美關稅、貿易談判的變量。特朗普政府不合常理的關稅政策，本質是其“極限施壓+靈活交易”策略的延續，雖極端，但也存在變數。
從實務角度，豁免期內大概率有部分國家和地區能通過談判達成優惠稅率，意味著未來經關稅優惠國的貿易仍有可能性，相比于中美間直接進出口的正面戰場，經關稅優惠國的途徑可以成為備用安排。經關稅優惠國的途徑，不僅是轉口貿易，更可行的方式是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產品最終形成地是在該關稅優惠國。如果仍以轉口貿易為主，就需要重視供應鏈全流程文件的合規，從原材料采購合同、發票，到生產過程中的各項記錄，再到成品的運輸單據等，都要保證內容完整、真實無誤且具備可追溯性，為貨物順利通關提供堅實保障。
五、跨境電商企業的生存現狀及應對策略
（一）對中國跨境電商的直接影響
1、成本壓力加劇
直郵模式：若商品被列入加稅清單，終端售價可能上漲，削弱中小賣家的價格優勢；海外倉模式：提前備貨雖可規避部分關稅波動，但庫存成本和資金壓力增加，且若政策突變可能導致滯銷風險。
2、選品策略調整
跨境電商企業可能減少受高關稅影響的品類（如消費電子、家居用品），轉向低稅率或未被制裁的領域（如服裝配飾、小眾商品）；對美出口依賴度高的企業加速開拓新興市場（如東南亞、中東）。
3、合規風險上升
美國海關對原產地審查趨嚴，通過第三國“洗產地”的企業面臨更高法律風險。知識產權保護要求升級，平臺對侵權行為的監管力度加大（如亞馬遜封號潮）。
（二）中國跨境電商的應對策略
1、政策預警機制搭建
1.1政策動態跟蹤
建議訂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等官網的政策更新，重點關注《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發布的關稅調整、原產地規則修訂等；關注中國商務部、貿促會發布的貿易預警信息（如“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加入跨境電商行業協會（如美國全國零售聯合會NRF、中國跨境電商協會），獲取行業內部政策解讀及應對建議；與律所、咨詢公司合作，定制政策風險分析報告。
1.2 技術工具輔助監測
AI監測工具：利用爬蟲技術抓取目標國政策文本（如GlobalTradeAlert數據庫），結合自然語言處理（NLP）識別與企業相關的關鍵詞（如“關稅”“原產地”）。數據可視化平臺：通過彭博終端、路透Eikon等工具追蹤貿易政策變動趨勢，預判潛在風險。
1.3 建立內部預警響應流程
紅黃綠燈預警機制：第一，紅燈（高風險）：如美國宣布對中國某類商品加征60%關稅，立即啟動供應鏈調整預案；第二，黃燈（中風險）：如某國海關加強原產地審查，合規團隊介入核查文件；第三，綠燈（低風險）：常規政策變動，按既定流程處理；
此外，企業應加強跨部門聯動：市場部、法務部、供應鏈團隊定期召開政策研判會議，制定應急方案。
2、合規管理體系構建
2.1 法律與稅務合規
建議企業認真對待關稅分類與申報。使用美國海關HTS編碼查詢工具（如CROSS系統）準確歸類商品，避免因錯誤分類導致的罰款或扣貨；對“低報價格”“拆單避稅”等灰色手段零容忍，確保申報價值與交易憑證一致。
建議企業嚴格遵守原產地規則。建立原產地證明材料庫，如越南轉口商品需提供《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原產地證書。對供應商進行合規培訓，確保原材料采購、加工工序符合目標國原產地標準（如美國“實質性轉變”原則）。
2.2知識產權保護
建立產品篩查機制：使用商標數據庫（如USPTO、歐盟EUIPO）核查產品是否存在侵權風險；在亞馬遜品牌注冊（Brand Registry）等平臺完成品牌備案，防止跟賣。
積極應對侵權投訴：建立快速下架流程，避免平臺封號；保留設計草圖、專利證書等證據應對訴訟。
2.3數據隱私與消費者保護
遵守目標國數據法規：如歐盟GDPR（限制用戶數據跨境傳輸）、美國加州CCPA（消費者隱私權）；優化用戶協議與隱私政策：明確數據收集范圍，避免因“默認勾選”等設計引發集體訴訟。
2.4 供應鏈透明化
供應商分級管理。第一，對合作工廠進行ESG（環境、社會、治理）審計，避免因“強迫勞動”指控被列入實體清單（如美國UFLPA法案）；第二，使用區塊鏈技術（如IBM Food Trust）記錄原材料來源，實現全鏈條可追溯。
總之，跨境電商的政策預警需“技術+人力”雙輪驅動，合規管理則需貫穿從生產到售后的全鏈條，通過建立系統化機制抵御政策波動風險，在全球化競爭中占據主動。
六、特朗普政府船舶特別關稅措施的外溢效應及對策
（一）特朗普政府船舶特別關稅措施政策的基本概要
2025年4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振興美國造船業，并削弱中國在全球航運業的主導地位。
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船舶的收費政策分為兩階段實施，具體如下：
第一階段（2025年10月14日啟動）
?收費對象與標準?
中國建造并運營的船舶?：
初始費用為每凈噸50美元，2026年起每年遞增30美元，至2028年達到每凈噸140美元。
舉例：一艘30萬噸級貨輪單次?？抠M用可達1500萬美元；載有15000個集裝箱的船舶費用或達180萬美元。
非中國公司擁有的中國建造船舶?：
按凈噸或集裝箱數量收費（取價高者），初始標準為每凈噸18美元或每集裝箱120美元，2028年逐步增至33美元/噸或250美元/箱。
汽車運輸船?：單獨收費，起始為每個汽車當量單位（CEU）150美元。
執行細則?
每艘船每年最多收取5-6次費用。
2025年4月17日至10月14日為過渡期，費用暫設為零。
第二階段（2028年啟動）?
限制液化天然氣（LNG）運輸?：
禁止外國建造的船舶從事LNG運輸業務。
扶持美國航運業?：
要求逐步增加懸掛美國國旗或由美國運營的船舶比例，目標是2047年占比達15%。
（二）特朗普政府船舶特別關稅措施政策的外溢效應
該政策的目的，是通過階梯式收費和產業限制，企圖削弱中國在全球造船及航運市場的優勢（中國占全球造船訂單58%），同時推動美國造船業復興（美國造船訂單僅占0.23%）。
一政策本身的效果如何尚未可知。所謂的造船業補貼效果存疑?，美國計劃將征收的400億至520億美元用于補貼本土造船業，但美國當前僅占全球造船市場的0.01%，短期內難以形成競爭力。在短期內，這一政策對美國經濟和全球貿易體系會起到負面的鏈式反應，比如：港口與物流成本激增?；美國本土產品的出口受阻與產業鏈斷裂?；航運網絡重構?：貿易保護主義擴散；供應鏈布局會被迫改變；推高全球海運價格和貿易成本等。
但是從長期來看，可能會對中國的造船業以及相關的行業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比如造船業，就目前的全球造船行業來講，中國和韓國是兩個最大的造船國家，互有競爭。特朗普的這一政策出臺后，為了避免發生高額的美國港口停靠費，一些國際船運公司將造船訂單轉到了韓國的造船廠，這也變相帶動了韓國的造船業和上下游產業。
與造船行業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鋼鐵產業，隨著造船訂單的轉移，鋼鐵產業的競爭也隨之浮出水面。2025年3月4日，韓國政府正式對中國產的熱軋鋼板啟動反傾銷調查，涉及到的中國鋼鐵企業包括鞍鋼、本鋼、首鋼、寶鋼、武鋼等大型鋼鐵國企。相關行業人士分析，隨著韓國的造船行業訂單增加，鋼板的需求也相應增多，但是韓國國內有大批的中國產鋼板流通，這些鋼板進入韓國的造船行業，韓國國內的鋼鐵公司在造船業發展過程中希望分到更多的蛋糕。因此，韓國政府這次突然提起對中國產鋼板的反傾銷調查，就是為了縮小中國產鋼板在韓國的市場份額，給韓國國內的鋼鐵公司提供更多機會。
如上面的案例，特朗普對造船行業的政策，已經引起蝴蝶效應，外溢到鋼鐵行業。隨著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爭持續下去，諸如此類的外溢、傳導效應可能會陸續出現，中國的相關行業企業應早做打算。
（三）特朗普船舶特別關稅措施的中國企業應對策略建議
1、市場多元化與供應鏈優化
（1） 拓展新興市場?，加強“一帶一路”沿線港口合作，擴大對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區域的船舶出口與服務。
（2） 中轉港策略?，通過第三方國家（如東南亞國家或南美國家）港口中轉，規避直接進入美國港口的費用。
（3） 重組供應鏈?，與跨國物流企業合作，建立區域分撥中心，減少對美國航線的依賴。
2、法律與規則博弈
（1） 聯合國際船東向WTO起訴美國違反非歧視性原則，同時利用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鞏固亞洲市場準入。
（2） 通過國際航運協會、美國進口商聯盟等渠道，強調政策對美國經濟的自傷效應（如農產品出口危機），爭取政策松動。
3、技術升級與產業協同
（1） 加速研發液化天然氣（LNG）動力船、智能船舶，通過技術壁壘鞏固市場優勢。
（2）加強與鋼鐵、能源等上游行業的協同，降低制造成本，增加造船行業的價格競爭力。
七、國際貿易合同條款優化及應對策略
國際貿易屬于私法領域，合同條款的清晰明確與靈活適應，對保障中國出口企業的合法權益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明確關稅承擔條款
在國際貿易合同中，首要任務是清晰界定關稅的承擔主體。以FOB（離岸價）或EXW（工廠交貨價）進行報價時，按照慣例，關稅通常由美國買方承擔。為避免潛在糾紛，建議在合同中對此予以明確闡述。同時，考慮到美國關稅政策頻繁變動的現實情況，可增設補充條款，規定因美國關稅政策調整而產生的新增關稅，全部由買方負責承擔。
對于那些具有高技術壁壘、在海外市場無可替代的產品，企業可采用DDP（完稅后交貨價）價格條款。在采用這一條款時，應當在合同中對價格調整機制進行詳細且具體的約定，確保雙方對價格變動的條件、幅度及計算方式等關鍵內容有清晰的認知。若交易雙方經協商一致，決定共同分擔關稅成本，那么在合同里必須明確規定雙方的分擔比例，以及相應的支付時間、支付方式等細節，從而在關稅政策出現變化時，保障雙方的利益不受損害，確保交易的公平性與合理性。
（二）設置價格調整機制條款
為有效應對美國關稅政策調整給交易帶來的成本波動風險，可在合同中構建一套合理的價格調整機制。具體而言，當美國關稅政策調整致使成本增加幅度超過10%時，交易雙方需在30天內啟動價格協商程序。在協商期間，合同應繼續正常執行，以維持交易的穩定性。價格調整的起始時間需追溯至關稅政策生效之日，從而確保成本變動能夠得到及時、合理的反映。
若雙方在協商過程中未能就價格調整達成一致意見，為保障出口方的利益，合同可約定出口價格自動按照預先設定的比例進行上調。通過這樣的價格調整機制條款，能夠顯著降低因關稅政策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為合同的穩定履行提供有力保障。
（三）規定交貨時間與訂單履行風險管理
鑒于美國關稅政策中存在的豁免期限，企業在簽訂合同時，應合理規劃交貨時間，例如明確約定賣方必須確保貨物在關稅豁免期截止前從啟運地順利啟運，以此避免因關稅豁免期的限制而增加額外的關稅成本。
同時，為降低因關稅政策變動導致的訂單風險，企業可在合同中設置預付款要求，或適當縮短付款期限，以加快資金回籠速度，減少潛在損失。此外，還應在合同中加入明確條款：“鑒于當前美國關稅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若因關稅政策調整導致買方取消訂單，賣方有權不予退還已收取的定金。”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能夠有效加強對訂單履行風險的管理，確保國際貿易交易的順利推進。
（四）增設關稅政策變更應對條款
為應對合同履行期間可能出現的美國關稅政策顯著變動情況，合同中可增設專門的應對條款。具體可規定，一旦美國關稅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雙方需在約定的工作日內（如15個工作日），共同開展商討會議，積極尋求解決方案。該條款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應對突發政策變動的有效框架，有助于維護合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避免因政策變動而導致合同履行陷入僵局。
八、“和平崛起”的中國正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從2025年4月5日新華社發布的《中國政府關于反對美國濫施關稅的立場》中可以看出，中國在應對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時，始終秉持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理念，試圖通過制度性合作和規則導向的多邊框架，避免與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具體如下：
（一）明確反對單邊主義，捍衛多邊貿易體制
美國將關稅作為“極限施壓、謀取私利的武器”，本質是“美國優先”“美國特殊”的霸權思維，試圖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維護自身主導地位。這種做法違背了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規則，破壞了國際社會對公平競爭的期待。
中國公開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并明確中國并非通過武力或意識形態對抗來爭奪主導權，而是以維護多邊規則為核心，試圖將中美競爭納入制度化的軌道，避免因權力轉移引發直接沖突。
中國多次重申，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全球經濟穩定的基石。美國濫施關稅不僅違反WTO規則，更動搖了國際社會對多邊合作的信心。
（二）堅持互利共贏，拒絕零和博弈
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應是互利共贏，中國主張通過平等對話解決分歧，消解美國對“中國威脅”的敘事，強調兩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而非通過關稅戰削弱對方。
中國亦承諾“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包括擴大制度型開放、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外資等舉措。中國主動創造與美國及全球的共同利益，降低因利益沖突引發對抗的可能性。
（三）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是“禮儀之邦”，“不惹事，也不怕事”，并以“以誠待人、以信為本”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為基調。中國是負責任大國象，區別于歷史上霸權國家的擴張邏輯，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
中國雖采取反制措施（如對稀土資源的管控），但始終強調“損人害己”的關稅戰沒有贏家。例如，中國對美加征關稅的同時，仍呼吁通過對話解決問題，而非徹底切斷經濟聯系。中國在維護自身利益時，刻意避免采取極端化、情緒化的對抗手段，而是以“理性反制+開放合作”平衡立場，防止沖突升級。
（四）推動全球南方團結，構建“去霸權化”新秩序
中國呼吁“國際上的事情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并強調發展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權利”。這種立場與金磚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高度契合，通過聯合發展中國家，構建一個多元化的國際秩序，減少對單一霸權國家的依賴，從而降低因權力集中導致的沖突風險。
中國強調經濟全球化應“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均衡”，反對美國以“脫鉤斷鏈”為核心的排他性經濟政策。這種主張與“修昔底德陷阱”中傳統霸權國家的封閉邏輯形成鮮明對比。
（五）制度性解決方案：從“對抗”到“共商共建”
中國提出，推動經濟全球化應通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實現。例如，中國在WTO改革中主張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規則制定，而非由美國單方面主導，試圖通過規則重構而非暴力手段解決權力轉移問題，將中美博弈納入制度化軌道，避免因規則真空引發沖突。
中國近年來通過該倡議與全球150多個國家建立合作，提供了與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等機制并行的選擇。這種多元化的合作網絡有助于分散中美競爭的負面外溢效應。中國通過多邊合作平臺，將自身崛起與全球發展需求相結合，減少因“修昔底德陷阱”中零和思維引發的對抗。
中國試圖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在于將大國競爭轉化為制度性合作，而非傳統的權力轉移沖突。這些路徑能否成功，取決于美國能否接受“非霸權主導”的多極化秩序，以及中美能否在制度性合作中找到新的平衡點。
當前中國的立場表明：中國正以“和平崛起”和“制度性合作”作為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工具。
九、有可能出現的“談判后”法律問題初探
（一）中美互相加征超過100%關稅的狀態代價巨大，后續雙方有可能通過談判達成關稅協議
1、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25年4月9日發布《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口目的地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自美國進口分別占當年中國出口和進口總額的14.7%和6.3%；中國是美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2024年美國對華出口、自華進口分別占美國出口和進口總額的7.0%和13.8%。”中美貿易的體量如此巨大，互相加征超過100%關稅后將導致雙方之間的進出口商品無市場可接受性，進而造成中美之間貿易額急劇下降，這不僅將給兩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也會把對方的市場拱手讓給第三國企業，這是兩國政府均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2、中美兩國是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的關系。美國民眾需要中國制造的商品進行生產生活，美國企業渴望繼續占有中國市場獲取利潤，美國政府需要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控制通脹。同時，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制造業國家，需要將產品銷往美國市場，也需要進口美國的礦物燃料、機械器具、電機電氣設備及光學儀器等商品。中美互相加征超過100%關稅，不符合兩國民眾及企業的期待和利益。
3、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了“對等關稅”稅率的計算方法，簡單來說，即美國對某一別國的貿易逆差金額，與美國從該國進口總金額之比，即為“對等關稅”之稅率。該等計算公式缺乏科學性和經濟邏輯，明顯是特朗普政府虛張聲勢的手法。中美兩國均無法長期承受如此高關稅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100%的關稅代價巨大。從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假設出發：后續中美雙方有望通過談判達成關稅協議。但我們也清楚的知道：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只是一個“假設”。
（二）若中美達成關稅協議后，部分商品的稅率仍顯著高于原來的稅率，由此造成的損失應由哪一方承擔或雙方怎么分擔，或將成為較難解決的法律爭議
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條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義務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就中美加征關稅而言，首先，無論關稅稅率提高到何種程度，一般不構成不可抗力的定義中“不能克服”的客觀情形，因為此時義務人可以通過交納關稅克服該等履行障礙，故不符合“不能克服”這一要件。其次，關稅壁壘也不會導致買方不能支付價款或賣方不能交付貨物，換言之，關稅不會造成買賣合同在事實上或法律上履行不能。因此，當未履行合同的一方主張高關稅構成不可抗力導致合同履行不能，并以此為由主張免責的，該等主張一般難以成立，其仍應承擔不履行合同的違約責任。
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條規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根據公平原則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就加征關稅能否適用情勢變更原則，需考慮如下因素：首先，關稅的增加幅度是否足以構成“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還是僅屬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的商業風險。其次，關稅增加的后果是否已導致“繼續履行合同對于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明顯不公平的判斷標準是什么。第三，關稅戰系美國政府發起，中國政府僅采取對等報復措施。若關稅大幅增加的最終結果是導致繼續履行合同給美國企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的裁判機關是否應裁決中國企業分擔該等損失。以上問題均需要裁判機關根據個案具體事實作出公平公正的裁量和判斷，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十、總結
（一）國際貿易產生、服務于分工、合作。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是人類數千年以來一直秉持的分工、合作的固有意義和永恒價值，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概念。在人類的宇航科技、物流交通、實時通訊、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已經發展到“地球村”階段的2025年，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了國內選票（“美國優先”、“MAGA”）而無視人類的共同傳統價值，人為制造障礙與壁壘，引發全球經貿秩序的混亂與不安。
（二）貿易的本質是交換，不存在誰更依賴誰的問題。美國特朗普政府以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額為約5000億美元（同期美國對華出口額為約1000億美元）的規模差（美國由此認為中國更依賴向美出口貿易）來要求中國應先在關稅戰、貿易戰中做出讓步。而被美國特朗普政府有意無意無視的關鍵事實是——國際貨物貿易交易中獲得相應金額的對價是交付相應的貨物。從5000億、1000億美元金額所對應的貨物角度來看，美國對于中國向其出口的貨物的依賴性更大。
（三）民事行為秉承意思自治原則，公權力對于私權利應秉持應有的尊重。中美之間的海量國際貨物貿易是由N單買賣自愿、合法、合理的具體國際貨物貿易的交易累積而來，總體不存在違反意思自治的情況，理應獲得尊重與保護。美國特朗普政府無視國際貨物貿易具體交易的自愿、合法、合理而妄談兩國國際貨物貿易總量的所謂“對等”，是公權力對于具體的國際貨物貿易的交易行為（私權）的粗暴踐踏，也是對其國家信譽的無情鞭笞，給世界經貿注入了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全國人大于2025年4月30日表決通過了《民營經濟促進法》，彰顯了保護私權利的更大努力，更是在向世人公示確定性。兩者相較，高下立現。
（四）美國特朗普政府冒然基于美國存在國際貨物貿易逆差的理由實施“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缺乏美國憲政依據。美國在國際貨物貿易上存在大量逆差的事實已經持續了數十年，突然給這個事實冠以“國家緊急狀態”之名，顯為牽強附會。“制造業回歸美國”不是幾天、幾個月時間就能實現的“小”目標。2025年4月，美國加州等十三州政府先后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主張其發布的關稅命令越權且非法。美國國會中亦已有從總統處收回關稅決定權的呼聲和行動。美國特朗普政府濫施關稅的行為挑戰市場經濟規則與國際經貿秩序，理應受到美國國內法、美國司法制度及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的共同制約。
（五）特朗普以“談判專家”自居，慣于虛造籌碼；相信中國已有戰略戰術方面的充分準備和實實在在的眾多籌碼。中國秉承“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敞開”的立場，不會為美方“說一套、做一套”、“威脅施壓”等談判“技巧”所蒙蔽和壓服。立足于應對最差結果，才能迎接中美貿易的撥云見日。
（六）充分發揮上海的“友好城市”資源優勢，助力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截至2025年1月，上海市以及相關區已經與59個國家95個市（省、州、大區、道、府、縣或區）建立了友好城市關系。其中美國加州舊金山市、美國加州帕羅奧多市分別與上海市、上海市楊浦區建立了“友好城市”關系。美國加州政府已經就關稅事宜起訴特朗普政府。建議上海充分發揮“友好城市”等地方外事資源，探索民間友好合作的新路徑。
（七）身處全球化時代，歷史大勢浩浩湯湯，順勢者昌。人造機器（包括美國、中國產品）已經多次登陸火星，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可以更密切、更實時、更便捷、更經濟地跨域物理障礙、實現交流合作。而人為制造的障礙與壁壘實際上是在對科技發展努力做減法——如同冷兵器時代的“圍墻”在當下早已失去了其防御功能與意義一樣，“圍墻”在當下更適合的身份角色是旅游景點（如“長城”）。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將持續關注中美關稅戰、貿易戰的發展演變。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讓商業的回歸商業；讓我們一起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全文完）
作者（按文中出現順序）：
范利寧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干事 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
叢 璐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
解則坤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上海中因律師事務所
蔡 旸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上海同衡律師事務所
黃偉杰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萬商天勤（上海）律師事務所
任天干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北京煒衡（上海）律師事務所
孫明怡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北京中凱（上海）律師事務所
張 曉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
崔光鎬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副主任 北京市兩高（上海）律師事務所
任 康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委員 上海數科律師事務所
徐 堅 上海律協國際貿易與自貿區專業委主任 上海市百匯律師事務所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