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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高額賠償時代或來臨

2015年第08期    作者:王湘陽    閱讀 6,939 次

根據2014年年底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知識產權局等單位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的通知”（國辦發〔2014〕64號），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在未來幾年中將獲得國家的長足支持。

此次通知并非有名無實。就在2015年4月24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美國New Balance公司在中國的關聯公司———新百倫貿易(中國)有限公司因使用他人已注冊商標“新百倫”，構成對他人商標專用權的侵犯，需賠償對方9800萬元。這是繼唯冠和蘋果“IPAD”商標和解案以來，知識產權訴訟案出現的又一高額判決。當然，這并不是最終判決，美國New Balance有可能提起上訴（現在還未得知）。

不過這次9800萬元的賠償額不涉及懲罰性賠償，而是計算企業所得利潤后得出的賠償數額，就在2008年，也曾經有企業向其他商標侵權者提出9000多萬元的賠償請求，不過當時廣州中院根據被告的企業賬簿，只支持了50多萬元的賠償，尚不夠支付起訴費。這次的大幅增長，也是由于被訴者本身就是知名企業（New Balance，1906年由William J. Riley先生在美國馬拉松之城波士頓成立，現已成為眾多成功企業家和政治領袖愛用的品牌，在美國及許多國家被譽為“總統慢跑鞋”、“慢跑鞋之王”），其每年從中國獲得的企業收益較高。

廣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作為“一帶一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向充當改革開放的急先鋒，現在廣州中院的這一判決，再聯系到自2014年以來，中國《專利法》的修改擬引入“懲罰性賠償”，這也預示著知識產權高額賠償時代即將來臨。

一、已有的高額賠償領域和金額

就目前來看，知識產權執行得最好的，同時也最為中國商家所了解的，是商標領域。根據工商總局的統計，截至2014年6月底，我國商標累計申請量達1425.7萬件，累計注冊量達907.5萬件，已連續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國年度商標申請量188.15萬件，約占世界年度申請量的41%。而且，經歷“特斯拉”商標之爭，“IPAD”商標之爭，“3Q大戰”，“嘀嘀打車”更名等戰役后，民眾對商標和品牌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新的《商標法》和《商標法實施細則》已經在2014年正式實行，其中涉及到所謂的“懲罰性賠償”和“舉證責任倒置”，詳細可見下文。

著作權案件近期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特點。據統計，2014年新收著作權民事一審案件59493件，同比上升15.86%。據了解，網絡環境下未經許可傳播作品而引發的糾紛仍然占主體地位。譬如最近在A股市場大熱的樂視和暴風影音版權糾紛，金額預估有千萬元之巨。

大多數專利侵權案，其賠償數額大多為10萬元上下。國內很少有為大眾所知的專利訴訟，國人比較津津樂道的，仍然是蘋果和三星在美國等地的專利大戰。但是實踐中確實有涉及巨額商業利益的專利訴訟，可見2014年內蒙古福瑞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訴深圳一體醫療公司案件，雖在法院的主持下調解結案，但調解協議中，被告仍然需要支付2600萬元的巨額款項。

二、各方呼吁和利弊分析

在2015年4月的“世界知識產權日”前后，由中國專利保護協會、中華商標協會、中國版權協會聯合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開展的“2014年度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調查”日前發布。調查結果顯示，社會各界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訴求是“知識產權侵權現象嚴重、侵權賠償不足”。

在20世紀，我國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的時候，知識產權的改革其實是國外強加的壓力，但是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熱潮的興起，以及經濟轉型的需要，有很多的知識創新型企業對這方面的保護就更加迫切了。這類知識創新型的企業在前期花費了較高的成本與精力去創新，但是在產品上市以后，很容易被其他偽劣產品仿冒，而且該偽劣產品效能基本一致，做工粗糙，價格較低，很容易就占領大批市場份額，對創新企業造成較大打擊，而后期的維權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長，得到的賠償額低。這種環境并不利于實施十八大所提出的建立“創新型國家”。

但是，在中國“山寨”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有了一個新穎的產品以后，其他類似的產品頓時風起云涌，在一定程度上也激活了市場經濟。如果一個地區的商品經濟并不是很發達，很多小企業正處在艱難求生存的狀態，這種時候，嚴苛地實施知識產權懲罰性并不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譬如，如果在中西部地區實施和北、上、廣一樣的知識產權政策，其結果可想而知。這大概也是首先在北、上、廣地區成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原因。

但是，如果整體的社會背景是競爭激烈，需要進行創新型的社會轉型，則需要考慮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手段了。我遇到的很多上海企業人員都曾經抱怨，實用新型專利因其濫用，在專利訴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一般要配合專利權評價報告來使用，而質量比較高的發明專利，則審查周期比較長，需要3至5年才能頒發證書（如果獲得授權）。即使獲得授權，每年也需要支出年費開支。即使不考慮到時間和費用，后期的維權效益和成本也很成問題。如果聘請專業律師對其進行訴訟，律師費加上調查取證、差旅費等開支，企業所耗損的成本可能高于其所可能獲得的賠償，更何況有一部分案件由于取證難度的問題，是很難得到法庭支持的。企業尚且如此，一些個人權利人的維權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鑒于“懲罰性賠償”已經進入國家的《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的送審稿和《專利法》第四次修訂稿，懲罰性賠償乃大勢所趨，在正式法律出臺以前，可能在北、上、廣等知識產權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先行推廣試點。

三、“懲罰性賠償”和“舉證責任倒置”逐漸引入

由于商標在我國的知識產權中屬于走在前列的范疇，2013年對《商標法》及其實施條例作了修訂（自2014年正式實行），其中涉及到的商標賠償條款為第六十三條，不僅將法定賠償的最高額度提高到300萬元，而且正式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即“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以及對由侵權人掌握的賬簿和資料實行了舉證責任倒置。正是在這樣的法律支持下，商標訴訟的高額賠償頻頻出現。

根據《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的送審稿，與現行的法律相比，法定賠償最高限額增加到100萬元，而且對“兩次以上”的侵犯行為做了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也同樣對侵權行為的賬簿、資料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

在2015年4月的《專利法》第四次修訂稿中，在第六十一條和第六十五條中也增加了類似的表述，而且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由人民法院依照自由裁量權確定，“對于故意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規模、損害后果等因素，將根據前兩款所確定的賠償數額提高至二到三倍。”

在這些規定中，懲罰性賠償固然吸引眼球，但是舉證責任倒置也是有力的武器，因為它極大地便利了提起侵權訴訟的原告，因為在修訂以前的訴訟中，被告一般掌握著侵權證據和資料，而且拒絕在訴訟中提供，因此法庭在搜集不到具體證據的情形下，只能按照法定賠償限額酌定金額了。通過舉證責任倒置，被告為避免賠付原告所述的巨額款項，傾向于樂意提供相關的賬簿和資料了，法庭也能夠根據侵權產品的利潤作出相應的判決。

上述的已修訂法律或者修訂中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英美法系的規定，例如，《美國法典》第35卷（35 U.S.C）第二百八十四條即規定：“當告訴人勝訴，法院應判予告訴人足以補償該侵權之損害賠償，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少于因侵權人使用該發明之合理授權費、以及法院作定之利息及固定成本。當陪審團未認定損害賠償時，法院應估定之。在任一情形下，法院得將增加損害賠償至所認定或估定額的三倍。依本段之增加損害賠償應不適用于依第154(d)條之臨時權利。法院得接受專家證詞作為輔助以判定損害賠償或怎樣之授權費在目前情況下會是合理的。”在這種情形下，專利賠償數額動輒上千萬美元，甚至幾億、幾十億美元，進而也有力地震懾了專利侵權行為，維護了創造者的權益。另外，英國的《專利法》規定：專利的所有者可向法院進行民事訴訟（在不損害法院的任何其他裁判權的條件下），在這些訴訟中可提出下列要求：（a）要求給被告禁令限制其令人擔心會造成侵害的行為；（b）命令其交出或毀掉使專利權受到侵害的專利產品，或作為該產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物品；（c）要求賠償這種損害造成的損失；（d）要求交出其從侵害中獲得的利益的賬目；（e）要求宣布該專利有效并受到了其侵害。此外，對同一侵害案，法院不應對專利權人既準予賠償損失，又命令侵權者給其提供獲利的賬目。

四、當知識產權高額賠償制度建立完善以后

我們前面結合英美法系做了橫向比較，再看看他們的實行結果。沒錯，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已經深入人心，各大企業巨頭將大量資金注入其中，整個社會的創新氛圍熱烈。可以說，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促進了美國傳奇之地———硅谷的興起，進而提升了國家的整體科技競爭力，直至現在，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國家，在互聯網浪潮中比其他國家進步何其多。

但是，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也導致了一些“專利流氓”的興起，即所謂的專利運營公司，這些專利運營公司在其他公司被兼并或破產之機，以低價收購大量專利，其平時也并不從事相關產品的業務活動，只是大量搜索是否有其他公司使用其名下的專利，并向這些公司收取高額許可費，以此獲得大量收益。不過換一個層面想，當知識產權發展到比較先進的階段，人們能夠切實地將其作為有效產權來投資和運營了。

雖然有這樣的不利層面，但從總體上來看，實現專利乃至知識產權的高額賠償是利大于弊的。此時的我們，如同站在八月十八日的錢塘江邊，看著預想中的勢頭愈變愈大，卻不知何時其到達眼前，但無論如何，這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擁有較多專利的公司在中國的地位會得到加強，假設面臨新三板或IPO上市的壓力，其資產中的知識產權估值也會得到加強。就像2012年谷歌在facebook 上市前夕，對facebook提出了10項專利侵權的訴訟，為了避免影響上市，兩者最后達成了和解。

國內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中興和華為在新《專利法》頒布以后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毫無疑問；而沒有知識產權護駕的小微型企業，其面臨的壓力就更大了。同時，專注于知識產權服務的各類平臺也接連興起，有專注于垂直電商類的平臺，也有專注于服務資訊類的平臺，屆時可否分一杯羹，則看明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