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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產品托管業務法律合規及常見法律糾紛評析

2024年第05期    作者:張偉華 陶灝婷    閱讀 3,649 次

隨著我國銀行金融服務業務規模擴大和服務種類增多，商業銀行托管業務早已成為銀行金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銀行托管業務面臨的法律合規挑戰與潛在的法律糾紛也日益凸顯。本文旨在梳理銀行托管業務相關法律法規，并通過評析銀行托管業務中常見的法律糾紛案例，揭示這些糾紛背后的法律邏輯與司法實踐要點，為銀行托管業務的合規操作提供參考建議。

 

一、托管業務相關法律規定沿革

（一）現有法律法規內容

銀行托管業務法律規定多見于證券投資基金、信托、保險等相關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中。中國銀行業協會為規范和促進商業銀行資產托管業務，出臺了《中國銀行業協會商業銀行資產托管業務指引》，對托管業務種類、托管職責、業務規范等提供行業規范指引。

《證券投資基金法》（2015年4月2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3號）第三十六條規定：“基金托管人應當履行下列職責：（一）安全保管基金財產；（二）按照規定開設基金財產的資金賬戶和證券賬戶；（三）對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財產分別設置賬戶，確保基金財產的完整與獨立；（四）保存基金托管業務活動的記錄、賬冊、報表和其他相關資料；（五）按照基金合同的約定，根據基金管理人的投資指令，及時辦理清算、交割事宜；（六）辦理與基金托管業務活動有關的信息披露事項；（七）對基金財務會計報告、中期和年度基金報告出具意見；（八）復核、審查基金管理人計算的基金資產凈值和基金份額申購、贖回價格；（九）按照規定召集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十）按照規定監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資運作；（十一）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職責。”第三十七條規定：“基金托管人發現基金管理人的投資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有關規定，或者違反基金合同約定的，應當拒絕執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時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報告。基金托管人發現基金管理人依據交易程序已經生效的投資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有關規定，或者違反基金合同約定的，應當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時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報告。”

《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令2007年第3號）第十九條規定：“信托計劃的資金實行保管制。對非現金類的信托財產，信托當事人可約定實行第三方保管，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信托計劃存續期間，信托公司應當選擇經營穩健的商業銀行擔任保管人。信托財產的保管賬戶和信托財產專戶應當為同一賬戶。”

《保險資產管理產品管理暫行辦法》（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令2020年第5號）第十五條規定：“保險資產管理機構開展保險資管產品業務，應當聘請符合銀保監會規定且已具備保險資產托管業務條件的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擔任托管人。”第十六條規定：“托管人應當履行下列職責：（一）忠實履行托管職責，妥善保管產品財產；（二）根據不同產品，分別設置專門賬戶，保證產品財產獨立和安全完整；（三）根據保險資產管理機構指令，及時辦理資金劃轉和清算交割；（四）復核、審查保險資產管理機構計算的產品財產價值；（五）了解并獲取產品管理運營的有關信息，辦理出具托管報告等與托管業務活動有關的信息披露事項；（六）監督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的投資運作，對托管產品財產的投資范圍、投資品種等進行監督，發現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的投資或者清算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銀保監會規定或者產品合同約定的，應當拒絕執行，并及時向銀保監會報告；（七）保存產品托管業務活動的記錄、賬冊、報表和其他相關資料；（八）主動接受投資者和銀保監會的監督，對產品投資信息和相關資料承擔保密責任，除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規定或者審計要求、合同約定外，不得向任何機構或者個人提供相關信息和資料；（九）法律、行政法規、銀保監會規定以及產品合同約定的其他職責。”

（二）立法前沿

2022年12月29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保監會”)發布公告，就《商業銀行托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托管業務監管辦法》)公開征求意見。銀保監會在該辦法中明確了商業銀行托管業務的相關概念、基本原則、基本要求，以及明確了托管業務范圍、托管職責，并提出托管業務管理要求，進一步強化持續監管措施、監管處罰、數據報送和自律管理等相關安排，以實現有效控制風險。該辦法中明確，托管業務是商業銀行作為獨立第三方，為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及社保基金、養老金、保險資金等提供財產保管及相關服務的行為，商業銀行開展托管業務遵循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獨立審慎、風險隔離原則，保障托管財產的獨立性。然而，征求意見稿面世后，至今未見管理辦法的正式出臺。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就托管業務領域，各方對托管業務范圍、在資管產品中的職責分工、勤勉審慎監督的程度及責任承擔等仍然未達成較為統一的意見，因此也使該領域的司法審判實踐呈現復雜性。

《托管業務監管辦法》第九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托管業務，應當具有健全的托管業務系統，并符合以下要求：（一）能夠按照法律法規規定與托管合同約定，執行劃款指令，及時辦理清算、核算、交割事宜；（二）具有健全的網絡安全防護措施，能夠抵御網絡攻擊，防止托管業務系統被入侵、篡改，實現托管業務數據的安全保密；（三）具有完備的業務連續性計劃和應急預案，保障托管業務系統安全、穩定、持續運行；（四）能夠及時從委托人、對托管產品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機構（以下簡稱產品管理人）等相關方安全接收托管業務相關數據；（五）從事投資于公開市場證券的產品托管的，應與交易場所、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等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系統安全對接；（六）銀保監會規定的其他條件。”第十六條規定：“商業銀行應當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托管合同約定，執行資金劃撥指令，參與資金清算和證券交收。未獲明確指令和授權的，商業銀行不得擅自進行資金劃撥或資產處置操作。商業銀行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為其托管的證券資產確認證券持有人持有證券的事實。”第二十條規定：“商業銀行對托管產品投資運作進行監督的，商業銀行應當能夠充分獲取開展投資監督所必需的數據信息，并在托管合同中明確約定監督事項、監督內容和監督方式等。商業銀行在監督托管產品投資運作時，發現托管產品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規定或合同約定進行投資的，應當拒絕執行，并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等，及時報告有關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要求從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確定資管產品各方的權利義務，即在托管人參與的各類資管產品運作中，投資人、受托人/管理人所構成的法律關系的具體性質為何，應視各案情況而定，進而從法定和約定兩個角度綜合考量托管人的職責和義務。同時，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在確定托管人職責時亦可參照適用。通過該類規定，構建了司法審判與金融監管協同作用的機制。我們期待《托管業務監管辦法》能夠早日正式出臺實施，對商業銀行開展托管業務，以及司法審判機關認定各方權利義務及責任承擔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并據此合理規劃自身的商業行為。

二、銀行托管業務常見法律糾紛評析

（一）托管銀行對資管產品合同的審核義務

現行法并未規定托管銀行對資管產品的合同生效、產品設立、管理人資質具有審核義務，但在（2019）京02民終8082號委托理財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托管銀行應當審查基金合同是否生效、管理人是否取得投資權限，否則視為失職，并判令托管銀行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該案中，原告陳某稱被告G銀行作為資產托管人未按照合同約定履行資金監管義務，亦未審查被告Q公司的業務資質與備案情況，應當向其賠償巨額經濟損失。案涉資產管理合同中對資產托管人義務的約定包含：“資產托管人發現資產管理人的投資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有關規定，或者違反《交易監控合規表》約定的，有權拒絕執行，通知資產管理人及報告中國證監會。”一審法院認為，托管銀行在資產管理計劃未備案的前提下即允許管理人進行投資的行為違反了相關法律法規，資產托管人應當掌握備案情況，并在未備案時拒絕執行指令。此外，G銀行關于“安全保管資產管理計劃財產”的義務應當貫穿于整個合同始終，該義務不應僅局限于對于Q公司發生的指令進行審查，還須包括對于Q公司是否業已獲得“獨立管理和運用資產管理計劃財產”的權利、是否獲得向G銀行發生指令的權利進行審查。一審法院認定G銀行向陳某承擔補充賠償責任。二審法院認為，托管銀行作為合同主體和專業的資產托管人，應當審查本案合同的生效條件是否成就，并作出維持一審判決的判決。

本案中，法官的審理邏輯是：即使相關法律法規未對托管銀行審查資管合同是否生效作出明確規定，但基于托管銀行“安全保管資產”的職責，托管銀行有義務審查資管合同的條款約定。如未履行相關義務即執行管理人的投資指令，托管銀行或被法院認定與投資人的損失存在因果關系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結合上述案例，筆者認為，托管銀行為切實履行安全保管資產的義務，除了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對管理人的投資指令本身進行審核，還需要對資管產品所涉及的合同是否生效進行審核。資管產品所涉合同是否生效是資產管理人向托管銀行發送劃付指令的前提條件。為保證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托管銀行應當注意相關資管產品是否已經備案、批準，一旦發現相關問題，應當及時向投資人及監管部門進行報告，并拒絕執行資金的劃撥指令。

(二）托管銀行對資產管理人/受托人投資指令的審核義務

就托管銀行應如何履行對資產管理人/受托人發出的投資指令的審查義務，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裁判觀點：肯定說認為托管銀行對資產管理人的投資指令負有實質性審查義務，否定說認為托管銀行僅負有形式審查的義務。

在（2018）粵03民終16127號合同糾紛一案中，案涉《基金合同》約定，托管人應當監督基金管理人對基金財產的投資運作，對于基金管理人違反本合同或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行為，對基金財產及其他當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情形，有權報告監督部門并采取必要措施。一審法院認為，托管人M銀行明知劃款金額并未達到合同中約定的金額，卻沒有提出異議或者告知基金管理人，而是直接執行支付指令，亦未針對基金管理人的后續投資進行詢問或者督促。M銀行怠于履行《基金合同》中規定的監管義務，構成違約，應當對投資人的損失承擔補充清償責任。二審法院支持一審法院的觀點，并酌定M銀行對投資人的損失承擔15%的補充賠償責任。可見，雖然基金托管人承擔的責任界限與基金管理人相區別，但若托管人未能履行監督職責，及時提示管理人違規風險，依法履行通知基金管理人等程序，也未跟進管理人的后續處理而執行投資指令的，將承擔相應責任。

在（2022）魯民終2381號委托金融理財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則采用形式審查的標準。法院認為，被告托管銀行對私募基金管理人A公司出具的劃款指令進行表面一致性審核后，將托管賬戶內資金支付至C公司或案涉基金募集賬戶，符合《基金合同》約定的投資范圍、回款分配方案，并無不當。原告作為投資人未取得投資回報系因基金投資未如期取得回款所致，本案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托管銀行與A公司存在共同的違法違約行為并應向原告承擔還款責任，故法院對原告要求托管銀行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關于托管銀行對劃付指令的審核究竟以形式審查為準還是實質審查為準，尚無定論。但是，托管銀行應當注意資管產品相關合同中關于其監督事項的“表面一致性”審查義務的約定，當投資人與托管銀行發生爭議時，法院可能將該條約定納入裁量托管銀行是否履行審核義務的要素當中。同時，從銀行開展托管業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獨立審慎原則的角度考量，在對管理人劃付指令的表面一致性審查一致的基礎上，托管銀行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將相關資管產品備案情況、劃付指令與相關合同根據約定明顯不符等情況納入審查的范圍之中。

(三）托管銀行對資產管理人/受托人清算支付指令的審核義務

基于前面介紹的托管銀行的法定監督義務，以及資管合同及托管合同約定內容，托管銀行在審核具體清算支付指令時，出于審慎原則，應當對支付指令背后的清算條件、清算方式及資管合同與托管合同約定是否一致作形式審查，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實質審查。如果發現有明顯不符合資管合同或者托管合同約定情形的，應當告知資管產品管理人/受托人，并在未得到資管產品委托人明確同意的情況下，不予執行支付指令，以避免自身的履職風險。以下案例有助于我們了解托管銀行履行支付指令審核義務類糾紛案件的復雜性。

G銀行作為A類委托人、F公司作為B類委托人、某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簽訂信托合同，共同設立某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后信托公司作為甲方與S銀行作為乙方簽訂托管合同。根據雙方約定，信托公司作為案涉信托計劃受托人，委托S銀行擔任案涉信托計劃項下資金的信托財產保管銀行，為信托計劃提供賬戶開立、會計核算、資金清算、資產估值、資產保管、交易監督等服務。

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存續期間，信托公司向S銀行發出劃款指令，要求S銀行向信托計劃B類受益人F公司支付收益分配款。S銀行審核后發現該劃款指令的清算方式存在與信托合同約定不一致的情況，因此并未執行該劃款指令。F公司認為，S銀行未按照劃款指令完成資金劃撥，私自扣留信托計劃資金，屬于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托管職責，該行為嚴重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權益，遂向法院起訴要求S銀行承擔侵權責任，并按照指令向F公司劃付資金、賠償損失。

該類糾紛的案件訴訟路徑、案由的選擇值得我們關注。即F公司作為信托計劃委托人以侵權為由起訴托管人是否有法律與合同的依據？抑或F公司先以合同之訴起訴受托人，追究受托人的違約責任，再由受托人起訴托管行是否更加適當？

司法實踐中，因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形成的糾紛，投資者的訴訟請求權基礎往往有較大的差別，其中比較常見的有兩種，即合同之訴及侵權之訴。上述糾紛中，委托人F公司、G銀行與受托人信托公司之間形成信托合同法律關系，而信托公司代表信托計劃與S銀行之間形成托管合同法律關系。那么，信托計劃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達成的信托合同能否直接約束第三人托管行？信托計劃委托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對性向托管行主張權利？原告F公司選擇侵權之訴作為起訴路徑，然而，此路徑對其亦存在障礙。因為，基于信托計劃本身及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原告主張的相關信托受益并未經信托受托人向其分配，原告作為委托人尚不能以信托財產權利人的身份向托管人主張權益。同時，在實踐中，委托人所享有的信托受益權的性質存在債權說、物權說等不同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原告也很難以其信托受益權受到損害為由提起訴訟。

除了以上探討的兩種路徑外，對于信托產生的糾紛，司法實踐中也有不少信托計劃委托人突破合同相對性，依據《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條代為行使權利的相關案例。然而，前述委托人代為行使權利的相關案例情節大都為信托計劃受托人怠于履行受托人義務，致使投資人權益受損，鮮有關于投資人向托管行主張權利的情節。而這些案例中也存在法院對委托人訴請不予支持的情況，法院的觀點主要有兩點：其一，信托計劃尚未清算，信托受益人對管理人是否享有債權不確定，即便享有，債權金額也不確定；其二，委托人無法證明信托計劃對交易相對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債權。

結語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托管銀行而言，在托管服務的執行過程中，還是需要對資管產品的投資標的及資金流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若遇管理人/受托人發出的資金劃撥指令與事先披露的資金流動路徑存在偏差等情況，托管銀行應當考量是否繼續執行此類指令，并及時與管理人/受托人及投資人進行溝通，以維護資金安全，履行投資監督和信息披露職責。

本文所涉案例主要集中于托管銀行是否履行法定或合同約定的托管職責，是否履行合理關注、監督、謹慎及風險提示等義務所引發的糾紛。法院在審理時，通常會根據托管銀行過錯的具體程度來判定其承擔的責任性質。從各主體責任劃分與公平性的角度，法院亦更傾向于認定存在過錯的托管銀行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而非連帶賠償責任。托管銀行往往應當對其履行了監督職能承擔舉證責任，否則需承擔不利后果。

張偉華上海市君悅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金融工具與金融基礎設施專業委員會主任、長寧區女律師聯誼會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詢專家業務方向：金融合規、投資并購、房地產

陶灝婷

上海市君悅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金融工具與金融基礎設施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長寧區哈密路小學法治輔導員

業務方向：企業投融資、保險資金運用、爭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