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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遺產管理人制度在法律實踐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根本性的問題可能在于即使設置了遺產管理人的角色，其也可能無法真正發揮作用，使得被繼承人的意志無法在繼承的過程中被實際落實。民事信托業務自2020年以來雖然在境內有了爆發式的發展，但在業務模式以及制度本身同樣存在一些空白和缺陷。在面對真實客戶需求的過程中，兩種制度目前在實務中獨立來看可能都不能成為有效的解決方案，而若將兩種制度進行結合反而能讓人看到一定可能性。
[關鍵詞]遺產管理人、民事信托、實務缺陷、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解決的問題
一、遺產管理人對于被繼承人意志落實的困境
遺產管理人制度在實踐中存在諸多需要完善之處，但如果僅考慮遺產管理人是否能夠實際落實被繼承人在遺囑中的相應安排這一項，那么在所有問題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有兩個：
（一）遺產管理人對遺產缺乏控制力
遺產管理人與繼承人之間的利害關系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存在沖突。繼承人對于遺產整體的繼承，在繼承份額和繼承效率上都有著顯而易見的訴求，也就是盡可能多且快得獲得遺產。在這兩方面，如果被繼承人對繼承份額作出特殊安排，或是對繼承人的繼承設置條件，遺產管理人的職責就會與繼承人的利益訴求產生沖突。而在此時遺產管理人對于遺產控制力的缺乏，就會導致被繼承人意志安排的實際落空。
遺產管理人對遺產控制力的缺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遺產也就是物的客體一般不在遺產管理人的管控之下。對于遺產我國尚未有制度為遺產管理人設置特定的權利外觀，遺產管理人對于遺產的控制只能基于被繼承人的現實“交付”。先不論被繼承人將遺產“交付”遺產管理人這一行為是一種保管還是所有權轉移，這種“交付”行為由于存在極大的道德風險，被繼承人本也不太可能選擇，而不動產以及部分特殊動產在現實中遺產管理人也難以真正的去進行控制。另一方面遺產管理人本身也缺乏介入繼承程序的手段。被繼承人死亡時，對于遺產管理人的通知規則并不完善，而在相應的繼承公證或繼承訴訟之中，遺產管理人是否必要參與、以什么身份參與以及具有什么權利等等問題均未明確。
上述兩點這就導致了在我國繼承實踐之中，繼承人有很大可能越過遺產管理人完成繼承。且可能存在繼承人利益一致時，隱瞞遺囑或是偽造遺囑完成繼承的極端情況，而遺產管理人對于繼承的發生卻可能長期處于不知情的狀態。
（二）遺產管理人是否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尚未明確
學界對于遺產管理人訴訟地位的問題有諸多討論，而對于遺產管理人能否落實被繼承人的意志來說，其能否成為訴訟中的原告顯得尤為重要。在遺產管理人缺乏對遺產有效控制的情況下，訴訟就成為了其履行職責最后也是唯一具有強制力的手段。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雖然存在類似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在（2018）桂民再54號案例中認定遺囑執行人作為原告的訴訟主體適格的判例，但卻并未在司法層面形成慣例或是獲得廣泛的認可，更不要說在立法層面進行明確。這就為非繼承人的遺產管理人是否能夠真的履行其職責帶來了太多疑問和不確定性。
而另一方面，先不論遺產管理人是否可以作為原告，有資格通過訴訟對遺產繼承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進行救濟，在訴訟的過程，相關的取證和執行實際上也都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困難。即使最后遺產管理人通過訴訟將遺產繼承的結果引導回被繼承人設定的軌道上，最終的結果可能也不再符合被繼承人當初繼承方案設計的初衷了。而我們還要考慮到，遺產管理人進行相關的訴訟，其自身未必能從中獲利，在要求其投入巨大的時間和經濟成本的同時，如果僅從道德角度對其進行約束，可能并不能保證其履行職責，畢竟被繼承人已經過世了，也不存在另一個第三方的監督。
所以對于遺產管理人能否實際履行職能，被繼承人的意志能否充分被落實，遺產管理人對遺產的控制力實際決定了能夠落實的程度，而遺產管理人的訴訟地位決定了是否存在有效的救濟措施。這兩點在我國目前遺產管理人制度中其實都存在較大空白等待我們去填補，這樣就造成了，遺產管理人制度被束之高閣，因為設置遺產管理人的初衷，也就是被繼承人對于遺產繼承本身的意思表示看起來并不能通過遺產管理人的設置被有效落實。而即使真的設置了遺產管理人，對于遺產管理人而言也同樣沒有清晰的路徑去履行其職責，反而會背負較大的風險和成本。
二、信托實務“靈活性”的缺失
信托憑借其“財產的獨立性”以及“設計的靈活性”，可以使得類似于遺囑信托之類的信托模式在最終實現的效果上與遺產管理人相差無幾，甚至略有優勢。一方面信托財產不再是委托人的遺產，另一方面信托可以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在委托人死后根據信托合同的約定對信托財產進行管理、使用以及分配等操作。可以說信托財產的“獨立性”是信托制度的基石，也是 “信托財產”概念存在的意義。而“靈活性”是信托最為獨特的特性，日本的四宮和夫教授認為，“除了不能用于非法的和無法實現的目的之外，設定信托可以實現各種各樣的目的。……如果說設定信托受有限制的話，那只能說明法律家和實務家缺乏想象力”。
但為什么境內信托制度在遺產管理人制度幾乎空白的情況下，并沒有真正的代替遺產管理人制度，并在財產的傳承應用上獲得普及呢？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境內民事信托實務中“靈活性”的缺失，這種缺失可能跟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其一是目前境內信托難以擺脫信托機構為主導的客觀情況，這就造成了信托設立本身帶有信托機構的偏好。其次是目前境內信托的配套法律與制度，類似于財產登記制度、稅收制度等等均不完善。
（一）信托機構主導
境內信托信托機構主導的模式當然有其歷史沿革的問題，我國信托制度建立以來，商事信托一直占據著信托業務絕對的數量比例。即使我國《信托法》對信托受托人的主體資格并沒有什么特殊要求，我國信托業務依然在金融業務的強監管環境下形成了持牌經營的模式。而自2020年以來以家族信托為代表的民事信托業務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相關監管機構也并未對民事信托專門設置相應的監管范圍、權限以及要求。這就導致了，境內機構包括信托機構以外的金融機構均不愿意擔任民事信托的受托人從而面對不可知的監管風險。而另一方面，自然人作為信托的委托人，在經歷幾十年的市場培養后也天然將信托與信托機構聯系在一起，從而趨向于選擇信托機構作為受托人，當然這里面也肯定存在信托機構一般都具有更為雄厚的股東及資金背景等因素，較之其它機構或是自然人更具備可信度。所以目前境內民事信托業務也就形成了以信托機構為主導的展業模式，而信托機構作為典型的金融機構，自身的特征本身就會導致相應的問題。
1. 信托機構的訴訟風險厭惡
信托機構對于涉訴風險存在天然的厭惡，不論最終訴訟結果的勝負，訴訟本身對于信托機構都屬于負面輿情，都是信托機構希望回避的問題。首先就為遺囑信托創設了一個客觀障礙。遺囑信托成功設立的一個條件，就是信托受托人能夠獲得信托財產的所有權。而在委托人死亡時，具體財產需要從已死亡的委托人名下變更至受托人名下，這基本只有通過訴訟的方式才具有可行性。而與遺產管理人相似的是，在設立信托與繼承人直接繼承之間，實質上繼承人與受托人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也就是具體財產是遺產還是信托財產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爭議焦點。而參與到這樣實際的訴訟過程之中，正是信托機構不愿意面對的。另一方面，即使不通過遺囑信托的方式，被繼承人在生存時就作為信托的委托人用自己的部分財產設立契約信托，信托機構的要求雖然會相應寬松，但委托人本身復雜的家庭結構或是其它提高涉訴風險的客觀情況都將成為信托機構考量的重點，從而在自身收益與風險的層面作出衡量。而在信托設計的“靈活性”方面，靈活的信托條款設計，意味較商事信托業務，民事信托業務加重了信托機構的義務，在自身能力不足以完成這些設計的情況下，就將更有可能面臨訴訟的風險。這就是信托機構限制其業務“靈活性”的原因之一。
2. 信托機構對于個性設計的排斥
信托機構的盈利就是依靠業務模式的可復制化，所以自2020年以來，即使是家族信托這類以個性化設計為賣點的民事信托業務，也依然不可避免的在向著標準化產品的方向發展。對應的，客戶的個體需求也就會被硬性安置到具體的幾個模板中由客戶進行選擇。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一方面有利于信托產品的推廣，另一方面也大大地節省了人工及系統成本。但委托人實則也難以在這樣的業務模式下真正設計和實現自己的需求，甚至存在被誤導的可能性，導致真實信托設計與自身需求并不符合。而信托機構另一個排斥個性化的原因在于其有限的運營能力。信托機構的組織及人員設置長期是為了商事信托，本質上就是為了投融資業務而存在的。而民事信托業務大量的個性化需求，在不投入人力與財力的基礎上自然難以匹配原有的人員設置和專業能力。而更多樣的需求意味著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加以滿足，而權衡收益，顯然這樣的操作是不可持續的，對個性化設計的排斥也就成為了唯一選擇。這就造成了，如果被繼承人對遺產的處置存在諸多個性化的安排和要求，反而難以通過市場上以信托機構為主導的信托模式加以實現。
3. 信托機構內部的監管合規要求
前面也提到，由于監管對于境內民事信托業務并未單獨劃定監管的范圍及要求等內容，這就導致了，民事信托業務是否需要符合商事信托相關的監管要求一直處在不確定的狀態。所以在信托機構對于民事信托業務內部的審核過程中，為了避免監管風險，經常需要民事信托業務同時符合監管出臺的各類商事信托的監管文件。這就會使得委托人的需求可能與監管要求產生矛盾，典型代表就有慈善機構可否直接作為家族信托受益人存在以及遺囑信托不存在雙方的信托合同是否可以僅根據遺囑設立等等問題。同時監管出臺的部分民事信托的監管文件也反過來限制了民事信托業務的自由度。例如2018年銀保監信托37號文中對家族信托設置了初始信托財產一千萬元以及受益人為家庭成員等要求，自此之后信托機構一般不接受不符合相應條件的民事信托業務，這一情況直到2021年監管層面對信托業務分類從新劃定才略有松動，但同樣也帶來了新的限制。這就使得信托本身的“靈活性”打了折扣。
（二）配套法律與制度的缺失
雖然我國《信托法》早已存在，但由于境內信托業務的模式一直都以商事信托為主，業務模式相對簡單和單一，加之在監管文件層面進行了極大的豐富和彌補，導致了民事信托配套法律及制度的缺失長期沒有被我們感知到。
1、配套立法的缺失
事實上其它民事法律領域在立法過程中對于信托的問題往往少有考慮，這就造成了一些信托與之重合的領域缺少具體的法律規定來進行銜接和協調。比較典型的例如，遺囑信托的信托財產全部或部分滅失，遺囑信托本身的有效性問題。又比如，遺囑信托的受益人在遺囑生效時均已死亡，遺囑信托如何處理的問題。再比如，遺囑信托設立時是否需要考慮我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條“遺囑應當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的規定等等。這些問題在民事信托實際的設立和運用過程其實都是隱性的障礙，極端情況甚至會影響到信托本身的有效性。相應的問題也體現在稅法領域，目前境內對于信托財產在轉入以及在分配的過程中是否納稅，怎么納稅一直都處在不確定的狀態，這也造成了信托本身變成了一種不合理的“免稅主體”。長期來看還是存在一定的稅務風險的，會為后續信托的存續和運行埋下隱患。
2、配套制度的缺失
最典型的是信托登記制度，由于缺乏專門的登記制度，對于不動產及股權等特殊財產，無法通過非交易過戶的形式登記到受托人名下。而通過委托人與受托人交易的模式無疑會產生額外的稅收成本，令委托人望而卻步。當然不能排除一小部分個人存在特殊的需求，需要將這類資產裝入信托進行管理和規劃。但對于大部分普通人來說，房產這類資產比重最大的資產反而無法通過信托進行傳承安排，實際上是在信托財產層面大大限制了信托“靈活性”的發揮。
綜上所述，由于諸多原因使得民事信托本身并未能發揮出應當具備的靈活性，這也就使得其在現階段不具備完全取代遺產管理人制度以實現被繼承人意志安排的可能性，對于民事信托功能的美好展望始終與現實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較于遺產管理人制度，我們至少擁有《信托法》，雖然可以說我國的《信托法》起源于我國商事信托的實踐，但卻是建立在民事信托的假設之上的。《信托法》為我們的信托制度提供了基本穩定的結構，以及在符合信托法要求的前提下的信托財產的“獨立性”的法律保障。
三、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的探討
那么如果單一的遺產管理人制度或是信托制度，均不能真正達到我們希望的結果。在目前的客觀情況下，可否將兩個制度進行一定結合，通過信托加遺產管理人的模式，充分利用信托財產的“獨立性”來對現有的遺產管理人制度進行補充，以彌補前面探討的不足之處，使得其可以有效落實被繼承人的自由意志呢。
（一）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的業務結構
簡單來說，首先是被繼承人作為信托的委托人，將需要通過遺產管理人管理規劃的財產交付受托人也就是信托機構設立自益信托，受益人僅為委托人本人。然后委托人訂立遺囑，設置遺產管理人，并為相應信托受益權的繼承設置具體方案，該遺囑副本交信托受托人留存。其后，通過信托合同約定明確信托財產在委托人死亡后，受益權的歸屬，也就是新的受益人的指定由遺產管理人根據遺囑安排確定并告知受托人，后續信托分配根據遺產管理人指示進行。遺產管理人根據遺囑要求，判斷向指定受益人分配的條件是否成就，并向受托人出具包含分配對象、金額等清晰要素的分配指令必要時可以附以證明材料。受托人對照遺囑內容，對遺產管理人發出的指令進行形式審查，確認無誤的，則根據分配指令向指定受益人進行分配。
（二）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解決的問題
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實質上是將被繼承人財產變成了信托財產，將遺產從特定的資產變成了信托的受益權，而受益權在委托人死后的歸屬非是通過繼承，而是通過信托文件進行安排，也就是將受益權的處分權交到遺產管理人之手。使得整體財產所有權變動的法律關系從繼承關系變成了信托關系，利用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割斷了繼承人和“遺產”之間的直接聯系，同時通過信托文件的約定保證了遺產管理人對于信托受益權的控制力。
1. 確保了遺產管理人對“遺產”的控制力
在委托人設立信托之后，由于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的個人資產，所以信托財產也就不會再作為委托人的遺產被處分。這就意味著，在委托人過世后，委托人的繼承人實質上無法通過繼承程序獲得信托財產的所有權。而委托人同時也是信托的受益人，其受益權確實是其遺產，但根據《信托法》第四十八條“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權可以依法轉讓和繼承，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規定的除外。”信托受益權的歸屬可以通過文件進行設置從而排除繼承規則的適用，將受益權的處分權交到遺產管理人手中。
而對于信托受益權的繼承，繼承人也難以繞過信托受托人，一方面在于信托受益權的繼承會涉及到信托合同的實質約定，所以信托受托人一般需要以第三人的身份參加到繼承程序之中。另外在于即使繼承人繞開信托受托人繼承了信托的受益權，也需要信托受托人配合變更信托文件，不可能對受托人保密。而在受托人知情后，可以選擇由受托人或遺產管理人在法律層面進行主動的應對。而在這個過程中，繼承人是無法獲得分配的，而且即使獲得了受益人的身份，信托分配依然要根據信托文件的約定進行，受益人是不具備強制獲取信托財產分配的手段的。
2. 回避了遺產管理人的訴訟地位問題
由于信托設立的要求是委托人將財產變更至受托人名下，這就使得委托人的繼承人無法直接針對信托財產發起繼承訴訟。當然相對的，繼承人可能針對受托人發起信托無效之訴，但相較于普通的民事信托模式，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實質上是在委托人死亡時將一個自益信托變更成為了一個他益信托，且在委托人死亡之后，信托的分配權利分配權利實質交于遺產管理人之手，這種結構相較于普通的民事信托因為具備更為清晰的設立過程和信托目的反而更加的穩定。除了債權人撤銷之訴的風險外，繼承人勝訴的可能性并不大。而繼承人更可能選擇的方式還是對于信托受益權發起繼承之訴。而這時繼承人可否繼承信托受益權實質上還是取決于信托文件的約定，不會有太大的變數。還有一類訴訟是在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的過程中，受益人認為其存在錯誤，向受托人發起的訴求。這類訴訟由于是完全在信托規則的框架下進行的，所以可以相對簡單且完善的作出應對。
由于信托財產控制于受托人之手，而信托分配控制于遺產管理人之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再會存在受托人或是遺產管理人主動發起訴訟的需求。將可能涉及訴訟的情況，基本限制于上述三種情況之中，而這三種情況其實都是信托層面的問題，不涉及遺產管理人，也就不需要去解決遺產管理人的訴訟地位問題。
3. 信托機構更高的接受度
一方面初期設立自益信托的性質使得信托項目更易于符合監管以及信托機構內部風險把控的要求。其次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信托層面的運營與投資類信托產品的運營模式并無太大差異，在后續具體分配等事項的事務管理過程中也是以遺產管理人的指令為準，不需要受托人將資源投入到其不熟悉的領域之中，其原有的人員和職能設置就完全可以完成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業務模式的設立和運營，無需額外成本。另一方面，雖然受托人依然存在具體的涉訴風險，但具體可能發生的涉訴情況實質是固定的，也可以通過對于信托文件和具體設立流程的設計，在設立信托時就作出完善的應對方案，最大程度上杜絕敗訴的可能性，將涉訴風險變成一種可以評估的狀態交由信托機構進行權衡。而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實質上就是將信托的“靈活性”交由遺產管理人在信托之外完成，信托層面僅僅需要發揮信托“獨立性”的功能，這就使得信托層面的業務實質上就是一種標準化的、可復制的、可推廣的業務，更符合信托機構的需求。
4. 易于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遺產管理人可以通過成為信托監察人來對信托的日常運營進行監督，遺產管理人也可以作為信托監察人在履行職責期間持續性地獲得報酬。而另一方面，信托的受益人雖然不能決定信托的分配，但作為受益人的權利，也可以發揮對受托人的監督作用。在遺產管理人層面，其作出的分配指令，可以由受托人進行形式審查。同時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在信托層面設計受益人的申訴機制，在受益人對遺產管理人作出的分配決定存有異議時交由受托人進行評判，也可以在遺產管理人之外，委任其他的監察人專門負責對此類異議的評審。
當然上述內容在信托層面并非必要，相應的設計實質上依然是信托“靈活性”的體現，但相對于繁雜的分配事務，其實設置起來并不麻煩，完全可以進行標準化的設計和推廣，但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確保委托人意志的落實。
（三）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的缺陷
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實質上已經彌補了很多信托原有的問題和缺陷，例如前述提到的信托制度與其它民事法律的銜接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回避掉了。比如繼承人的死亡，其實已經不再是信托層面的問題，而是遺囑層面要解決的問題。再比如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也可以在遺囑的層面進行設計，不會牽扯到信托。
然而雖然本質上已經不會影響到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的實際落地和功能發揮，部分問題的存在依然會給這一模式帶來限制。比如信托登記制度的缺失會導致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能夠處理的財產類型存在一定的限制。我們雖然可以選擇通過變現不動產獲取現金的方式來設立信托，但遇到必須將不動產直接裝入信托的情況依然會產生較大的交易成本。不過這些問題存在本身，有時候也會給我們在財富傳承領域提供新的靈感和思考，例如不動產雖然裝入信托存在成本，但裝入后可以確保不會再被繼承人任意處置，可以獲得一個長期的穩定的租金收益供信托受益人生活，這其實也可以符合部分群體的特殊需求。
四、結語
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創新不如說是無奈的產物，不論是完善信托還是遺產管理人制度，其各自的優勢、價值和意義其實都遠大于今天探討的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但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長期且曲折的過程，普通大眾的需求卻可能等不了那么久，之前遇到有人生患絕癥之后擔心未成年子女的撫養問題，也有人顧慮自己過世之后殘障子女的照料，他們可能都等不到法律制度發展到完善的那一天。而在信托制度與遺產管理人制度均存在較多問題的客觀情況下，通過將兩種制度的優勢進行結合的方式，確保其能夠發揮出部分的功能和價值，可能對于這些人來說雖是“假藥”但也是“良藥”了。不過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信托加遺產管理人模式也只是一個過渡罷了，希望有一天那些真切的需求可以通過我們成熟的法律制度得以完美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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