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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權收購協議的特殊性
股權轉讓/收購協議也為合同的一種，首先應當將其放置于民法視角之下，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同樣影響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如民法典規定，違反法律強制禁止性規定無效，在（2023）浙06民終3918號 焦秦樂、LIUKE等股權轉讓糾紛案中股權轉讓協議因違反國家關于禁止代持商業銀行股權的強制性規定，合同被認定為無效；民法典同樣規定，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時合同無效，如（2024）豫96民終87號 郝某濤、趙某奇與濟源昆某置業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案則適用該條款認定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股權轉讓/協議同時應當放置于商法視角之下，其作為調整公司股權結構的重要合同，同時影響了公司的人合性和資合性的統一。故存在《公司法》中的特殊規定，對評價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產生重要影響。最常見的情形為：因轉讓股東與受讓股東之間惡意串通，以虛高價格轉讓股權，損害剩余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收購協議無效。
如（2021）京03民終9469號案件中，法院認為，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股權的，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受償權。2017年趙云鋒、謝殿金擬以30萬元的對價購買海玉公司對應50萬元出資額的全部股權，后實際獲得對應35萬元出資額的股權。2020年謝殿金則以100萬元價格賣出海玉公司1%的股權，三年時間內，海玉公司股權價格出現巨大漲幅，謝殿金、天利康澤公司應對此作出合理解釋并舉證證明，應當認定謝殿金與天利康澤公司之間存在以虛高價格轉讓股權、損害仇海優先購買權的情形。一審法院因此認定謝殿金與天利康澤公司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無效，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在上述案件中，認定影響合同效力的主要原因為以“惡意串通，虛高報價”的手段損害剩余股東優先購買權。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為《民法典》第154條明確導致合同無效的情形。
《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21條明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未就其股權轉讓事項征求其他股東意見，或者以欺詐、惡意串通等手段，損害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其他股東主張按照同等條件購買該轉讓股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但此時，轉讓股東與外部人員簽訂的轉讓合同的效力，審判實踐中認識不一。有觀點認為合同無效，有觀點認為合同可撤銷，有觀點認為合同效力待定，也有觀點認為合同有效。
而《九民紀要》第9條明確侵犯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審判實踐中......為保護股東以外的股權受讓人的合法權益，股權轉讓合同如無其他影響合同效力的事由，應當認定有效。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的，雖然股東以外的股權受讓人關于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合同的請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響其依約請求轉讓股東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所謂“其他影響合同效力的事由”，主流觀點認為，應當解釋為合同無效的法定事由（原《合同法》第52條），現《民法典》合同編中并沒有列舉合同無效的具體情形，根據無效民事法律行為的相關規定，合同無效的情形主要有五種：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以虛假意思表示訂立的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訂立的合同無效、違背公序良俗訂立的合同無效、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訂立的合同無效。
根據《九民紀要》第9條規定，損害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合同效力問題，需要結合案件情況進行個案判斷，其中最重要的判斷因素即為是否存在“欺詐、惡意串通”等手段。除非股權轉讓合同交易過程中出現上述影響合同效力的事由，其中最為常見即為“惡意串通，虛高報價”的手段，損害剩余股東優先購買權，否則，轉讓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應當有效。
以上，因股權轉讓法律關系涉及民事法律關系與商事法律關系的統一，需要民法規則和商法規則的雙重指引，區分合同行為和公司行為。在研究股權收購協議“欺詐”認定時，不應當脫離民法與商法的雙重視角，應當根據案件情況，進行個案分析。
二、如何認定股權轉讓構成“欺詐”
（一）民法上“欺詐”的定義及其構成要件
原《合同法》與《民法通則》中并未對“欺詐”進行明確界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8條規定，“?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對“欺詐”的構成要件作出了詳細規定。
但國內的學者如王利明教授認為，“所謂欺詐是指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基于錯誤判斷作出意思表示”，其構成要件主要有：1．主觀上須有欺詐的故意，并以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為目的；2．客觀上有欺詐行為，包括虛假陳述和掩蓋行為，至于掩蓋行為既可以是積極行為，也可以是消極的保持沉默；3．被欺詐人因受欺詐而陷于錯誤判斷；4．被欺詐人基于錯誤判斷而為意思表示。
民法典基本采納王利明教授的觀點，在《民法典》第148條明確，“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該條文明確了欺詐的四個構成要件：欺詐故意、欺詐行為、錯誤判斷與錯誤意思表示。
如，在（2019）渝01民終9121號案件中，李俊華與楊金龍、楊青松等股權轉讓糾紛中，法院認為：首先，本案是否構成欺詐。構成可撤銷的受欺詐行為，應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欺詐方有欺詐行為；二是欺詐方須有欺詐故意，即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隱瞞真實情況；三是被欺詐方須因欺詐行為陷于錯誤認知，并基于錯誤認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欺詐方的意思表示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
本案中，李俊華在簽訂案涉協議前就看過協議內容，也知道其對寶格麗公司享有的投資款債權余額作為對價受讓楊金龍對美容美發10%的股權，即便是美容美發公司股東會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增資的決定，也不影響李俊華在簽訂案涉協議時對美容美發公司注冊資本金的大概數額構成基本判斷，況且美容美發公司的股權信息是公開信息。因此，目前的證據不能證明出讓方存在欺詐行為，李俊華也未有證據證明其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對協議存在錯誤認知，故李俊華關于在簽訂案涉《股權轉讓協議》時受楊金龍、楊青松等欺詐并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股權收購行為是否構成“欺詐”，要結合股權轉讓的商事特性進行判斷
因公司生產經營活動由于受市場因素影響較大，股權受讓人所接受的股權價格，實際上包含股份轉讓協議簽訂時公司投入狀況、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市場前景、技術水平、未來發展情況等一系列復雜因素，《公司法》中對股權轉讓除優先購買權外，并不存在過度的限制性規定，交易雙方可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交易價格和交易方式。因為實際情況復雜，股份轉讓協議中公司股權的價格現實中，在進行估值時，并非簡單地通過各項資產值相加或依據審計報告確定，更不等同于公司的注冊資本金和股東的出資額。
換言之，應當審視該未披露或隱瞞事項是否會對股權轉讓交易產生決定性影響，即：受讓方是否做出了錯誤的意思表示，是否對受讓方接受股權轉讓條件產生重大影響。在部分情況下，如股東未披露瑕疵出資的事實，并不會對受讓方是否接受股權轉讓條件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不能被認定為實施了欺詐行為。
如，在（2020）閩民申1836號判決中，法院即從商事特性的角度出發，認為目標公司的負債情況是股權轉讓過程中對目標公司估值的重要考量因素，章藝齡在股權轉讓過程中未將勵德公司負債情況如實告知姚曉靈，導致姚曉靈無法對勵德公司的價值作出客觀準確判斷，并且勵德公司的對外負債中很大比例是對章藝齡個人的負債，因此，章藝齡隱瞞公司負債情況的行為構成欺詐，原審依法判令撤銷股權轉讓合同。
三、法院現行裁判觀點
（一）基本態度
普通的買賣合同中欺詐的認定標準是否適用于股權轉讓合同，司法實踐中還是存在分歧，以致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經過案件分析，認為現法院對待股權收購協議的“欺詐”認定在需要符合民事欺詐要件后，還要求法院裁判結合股權交易的商事特點進行個案判斷。
一般認為，轉讓方存在信息披露的義務，但是對披露的范圍和內容存在爭議，對何種披露事項達到對股權轉讓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存在不同觀點，主張欺詐的一方負有舉證責任。在司法實踐中，各級法院對舉證方是否達到證明標準、股權轉讓是否構成欺詐的認定各有不同的判斷標準。總體來看，除了合同約定的條款，法院還會考慮被隱瞞事實或虛假事實的性質與影響、被告有無過錯、原告自身有無過錯等因素，作出綜合判斷。
實務中，存在部分支持欺詐認定的裁判觀點，但是總體而言，法院在審理因欺詐導致受讓方行使撤銷權案件中時，受限于維護商事穩定性的影響以及對股權轉讓商事特點的分析，受讓方的舉證責任過重，普遍的裁判觀點認為受讓方應當具備一定的風險識別手段和能力，較難認定股權轉讓合同構成欺詐，從而支持受讓方行使撤銷權。
（二）支持轉讓方構成欺詐的裁判觀點
01消極欺詐行為：轉讓方隱瞞公司重大擔保情況
股東擔任法定代表人期間以公司名義擅自對外提供巨額擔保，在內部轉讓股權時未向受讓股東披露的，構成欺詐。
（2017）京02民終10153號
法院認為：關于是否構成欺詐的問題。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欺詐包括積極告知不實信息和消極隱瞞真實信息兩種情形。本案中，張某信并未在股權轉讓協議中或以其他方式向李某玉告知或承諾不存在對外擔保事實，不存在積極的欺詐行為。關于張某信是否構成消極的欺詐行為，應當從以下方面分析認定：
首先，張某信在股權轉讓前系京陶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未召開股東會的情形下以京陶公司名義為第三人提供擔保，不能認定李某玉知曉擔保事實。而且，張某信也未提交證據證明通過其他途徑或方式告知李某玉擔保事實。在李某玉不知曉擔保事實的情況下，張某信在轉讓股權時未將擔保事實告知李某玉，系隱瞞真實情況。
其次，雖然股權轉讓協議涉及北新家園項目問題，但核心內容體現為轉讓京陶公司的股權。在股權轉讓中，公司的經營狀況、盈利能力、對外法律風險等都是影響是否受讓股權以及轉讓價格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張某信明知京陶公司對外提供擔保500萬元擔保的事實，而該事實對于李某玉決定是否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以及確定股權轉讓款具有重要影響，但張某信并未舉證證明向李某玉告知該事實，構成消極的欺詐行為。
來源：《人民法院報》2018年3月29日第6版
法院認為：股東在擔任法定代表人期間以公司名義擅自對外提供巨額擔保，在內部轉讓股權時未向受讓股東披露該事實的，構成欺詐，受讓股東可以要求撤銷股權轉讓協議、返還股權轉讓款。
02消極欺詐行為：轉讓股東隱瞞公司負債情況的行為構成欺詐。
目標公司的負債情況是股權轉讓過程中對目標公司估值的重要考量因素，股東在股權轉讓過程中未將目標公司負債情況如實告知受讓人，導致受讓人無法對目標公司的價值作出客觀準確判斷，因此，轉讓股東隱瞞公司負債情況的行為構成欺詐。
案號：（2020）閩民申1836號
法院認為：除法律有明確規定外，默示不能視為意思表示，姚曉靈在錄音中未否認章藝齡給過報表，不能證明章藝齡向姚曉靈發送過報表并告知其公司負債情況。因此，章藝齡主張其在簽訂案涉《股權轉讓協議》前已將勵德公司的負債情況如實告知姚曉靈，但其所舉證據無法證明上述主張。目標公司的負債情況是股權轉讓過程中對目標公司估值的重要考量因素，章藝齡在股權轉讓過程中未將勵德公司負債情況如實告知姚曉靈，導致姚曉靈無法對勵德公司的價值作出客觀準確判斷，并且勵德公司的對外負債中很大比例是對章藝齡個人的負債，因此，章藝齡隱瞞公司負債情況的行為構成欺詐，原審依法判令撤銷股權轉讓合同，依據充分。
03積極欺詐行為：轉讓股東、實際控制人的
虛增銀行存款、虛構應收賬款等行為構成欺詐。
裁判要旨：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中，目標公司存在虛增銀行存款、利潤情況不真實、虛構應收賬款以及隱瞞擔保及負債等情形，目標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及股東故意提供虛假信息、隱瞞真實情況，對投資人接受股權轉讓條件構成欺詐，目標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及股東需對其簽訂《購買資產協議》中存在的欺詐行為和自己的其他行為承擔責任。
入庫編號2023-16-2-269-004
案號：（2021）最高法民申1599號
法院認為：廣東某乙公司在《關于本次交易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的聲明與承諾函》（以下簡稱《承諾函》）承諾對所簽訂資產協議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內容簽署頁蓋章確認。對于上述信息，原審法院業已查明，目標公司某丙廣告公司存在虛增銀行存款、利潤情況不真實、虛構應收賬款以及隱瞞擔保及負債等情形，故原審判決認定目標公司某丙廣告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陳某宏故意提供虛假信息、故意隱瞞真實情況，對投資人某甲生物公司接受股權轉讓條件構成欺詐行為并無不當，故廣東某乙公司關于原審判決依據雙方當事人明確約定廢除的《承諾函》進行裁判有誤的再審主張，本院不予采信。
（三）不支持轉讓方行為構成欺詐的裁判觀點
01受讓人已知悉或推定知悉
雖然股權轉讓方未向受讓人出具與訂立股權轉讓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說明，但能夠說明受讓人對此重要事實已有充分了解的，不能以轉讓方未披露該重要事實為由認定其具有故意隱瞞真實情況的故意，即：不能說明轉讓方存在合同欺詐行為。
案例：案號(2021)最高法民終755號
法院觀點：璟德公司提供的證據尚無法證明漳州發展存在欺詐的行為。
首先，并無證據證明漳州發展故意隱瞞2015年12月21日兩辦《通知》中涉及的問題。廈門市大學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責任公司針對訟爭股權出具的《股東全部權益評估說明》中已經特別說明了案涉21宗地塊存在的問題及風險，璟德公司對此應有預期。璟德公司與特拍公司簽訂的《競買協議書》中，璟德公司確認并承諾：“璟德公司在拍賣中的行為是在完成了解并接受拍賣標的物現狀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的事實，因璟德公司系為購買訟爭股權而成立的房地產項目公司，其作出的上述承諾表明璟德公司對花都公司的主要資產即21宗地塊的狀況，包括上述評估報告中的特別說明的含義及涉及的相關政府文件應已進行相應的盡職調查，了解訟爭21宗地塊的現狀。因此，璟德公司以漳州發展未披露2015年12月21日的通知，主張漳州發展在股權轉讓時欺詐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漳州發展故意隱瞞了林地問題。依據漳州發展提交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花都公司系通過土地出讓程序取得案涉土地，受讓時并未涉及林地問題。璟德公司提交的《漳州市林業局關于東南花都項目相關地塊審核意見的復函》中雖然明確了“漳龍集團提出擬開發建設的東南花都項目18宗地塊”涉及到林地問題，但是該復函的時間為2019年5月10日，發生在股權轉讓之后。同時，福建省林業廳《適用林地審核同意書》及《林木采伐許可證》并未涉及漳州發展。案涉土地上的林木是璟德公司拍賣涉案股權時即已存在，結合上述《競買協議書》的內容，璟德公司對土地現狀是清楚的，不能認定漳州發展故意隱瞞。
02受讓人存在謹慎、注意義務
根據一般股權收購交易，特別是雙方均為商事主體時，因股權價值的構成因素非常復雜，交易過程風險較大，股權轉讓對價款與公司估值并非僅與目標公司凈資產、注冊資本一一對應，對公司估值常見為在雙方一致同一的基礎上，在引入第三方專業估值機構，進行估值。該估值義務為受讓方根據商業一般規則，出于妥善保護自身商業利益的角度，應當承擔的義務。如果忽視該義務的承擔，未進行盡職調查或盡職調查不完善，對股權轉讓方的陳述及提供的財務資料等未作審慎調查就全部信賴，顯未盡到謹慎、注意義務，則為其怠于行使權責，應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風險。
案號：（2018）最高法民申869號
法院認為：股權轉讓要貫徹意思自治和誠實信用原則。轉讓方應告知受讓方公司在經營中存在的影響股份轉讓價格的情況，受讓方作為與轉讓方平等的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應盡謹慎、注意義務，通過合理途徑對轉讓方就公司經營狀況的陳述及公司其他情況進行審慎調查后，再作出是否受讓股權的意思表示。確立此種權利義務分配原則，與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風險制度相符，有助于提高市場交易者的風險意識。
本案中，雙方簽訂的《股份轉讓協議》及兩份《股份轉讓補充協議》約定，王永年、袁靜應在收到祝心悅定金后即對公司開展審計，審計投資額不低于4000萬元，并對審計結果的真實性負責，否則承擔因此產生的稅務風險、稅務責任等經濟及法律后果。可見，提供審計報告是合同直接約定的轉讓方義務，并非當事人為締約而接觸時發生的說明、告知、注意及保護等先合同義務。該義務的履行有助于實現股權受讓方期待利益的最大化，但不決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性質，也不為股權轉讓合同所固有、必備，違反該義務，依約轉讓方承擔的法律后果限于稅務責任等，而非合同解除。另，股權價值的構成因素復雜，股權轉讓對價與目標公司凈資產、注冊資本金等之間并非一一對應關系，對收購的股權進行價值評估是受讓方應當承擔的責任。根據祝心悅在一、二審的舉證，可以認定其有完全能力對蓮花湖公司的資產投入、經營狀況等開展調查，以決定是否與轉讓方簽訂股份轉讓協議，從而妥善保護自身商業利益，但其作為商事合同一方當事人怠于行使權責，對股權轉讓方的陳述及提供的財務資料等未作審慎調查就全部信賴，顯未盡到謹慎、注意義務，應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風險。基于上述理由，祝心悅主張王永年、袁靜存在欺詐行為依據不足。
四、股權收購協議被撤銷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第157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后，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民法層面，可以看出在合同被撤銷的情形下，以返還財產為恢復原狀的原則。同時，因合同的無效或被撤銷而給對方當事人造成的損失，主觀上有故意或者過失的當事人都應當賠償對方的財產損失。在股權轉讓合同中，如果出讓方已經交付了股權，受讓方也已支付了轉讓款，恢復原狀是股權的轉回，以及轉讓方應當將轉讓款及孳息返還給受讓方。
但存在的問題是：如果股權價值在受讓方持有期間發生了變化，轉讓方是否可以要求受讓方賠償損失股權的價值，根據《民法典》相關規定，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合同撤銷的情況下，如果作為要求撤銷一方自身也有過錯，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五、律師建議
1、各方均應當重視事前盡職調查的重要性。轉讓方具有信息披露的先合同義務，受讓方具有注意義務，盡職調查能使各方均妥善履行自身先合同義務，避免出現因對公司價值及股權轉讓條件不清晰而出現的錯誤認識和基于錯誤認識產生的錯誤意思表示。在盡職調查未完成之前，即進行股權收購，存在被法院認定為對公司情況明知或推定明知的情況。
2、在合同條款中妥善設置合同效力瑕疵情況下，各方的權利義務及賠償責任。因股權收購非常漫長，且實務審理中，法院普遍認為受讓方應當具備一定的風險識別手段和能力，即便是有確切證據證明轉讓方或目標公司存在財務造假、隱瞞債務、隱瞞對外擔保情況等情形，一般也較難認定股權轉讓合同構成欺詐，從而支持受讓方行使撤銷權，該種情況下可通過合同內部約定獲得補償，在股權轉讓合同條款中約定轉讓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信披義務時，應當承擔的具體違約責任，或要求轉讓方出具增信文件，承諾承擔相應責任。甚至可以將該情況設置為估值調整的觸發情形，規定在特定情形下，對目標公司重新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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