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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時代重啟：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新挑戰與應對策略

2024年第06期    作者:文字整理： 許 倩    閱讀 2,703 次

主  持  人： 吳月琴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數據合規與網絡安全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嘉       賓： 邵靜姝 上海律協國際投資與一帶一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匯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沈靜 上海律協外事委員會委員、國際投資與一帶一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至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姚約茜 上海律協外事委員會委員、國際投資與一帶一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浩天（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文字整理： 許   倩

吳月琴： 大家好，歡迎來到《上海律師》2024年第6期法律咖吧，我是本期咖吧的主持人吳月琴。隨著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特朗普的二次入主白宮無疑將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企業出海或將面臨進一步的挑戰。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將如何影響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中國企業在接下來的出海過程中應特別關注哪些問題？如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今天，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了邵靜姝律師、沈靜律師和姚約茜律師共同討論分析。首先，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可能在哪些方面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哪類企業在海外擴展時更應重視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所帶來的政策變化呢？

邵靜姝：我認為可能會在貿易關稅、科技、供應鏈等方面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產生不利影響。一是貿易關稅方面，特朗普曾聲稱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額外加征10%的關稅。若實施，中國對美出口企業的成本將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從而導致訂單減少。如中國的一些傳統制造業企業，像家具、玩具、服裝等行業，利潤空間本就較窄，加征關稅后可能會面臨更大的經營壓力。二是科技領域方面，特朗普可能會繼續或加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出口管制，限制關鍵技術、設備及相關產品對中國企業的出口。這將影響中國相關高科技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阻礙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也會進一步限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美國市場的準入，加強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審查，限制中國企業的擴張，例如華為在美國市場的發展就曾受到諸多限制。三是在全球供應鏈方面，特朗普可能會繼續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試圖減少對中國生產鏈的依賴，鼓勵制造業回流美國或向其他國家轉移。這將對參與國際供應鏈的中國大型企業產生沖擊，如中國的電子信息產業、汽車制造業等，可能導致訂單減少、產能過剩，企業需要重新調整業務布局和供應鏈結構。四是能源領域方面。特朗普可能會回歸傳統能源政策，增加本國原油供給，這可能會加劇全球傳統能源市場的競爭，對中國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企業的海外業務拓展帶來一定壓力。特朗普還可能計劃取消新能源補貼，削減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這將對赴美投資新能源領域的中國企業產生不利影響。

沈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他的政策導向很可能會延續或強化以往的“美國優先”和對華強硬的戰略，這將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產生多方面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高科技企業、新能源與電動汽車企業、制造業企業、金融與投資企業等。首先，高科技企業中涉及半導體、5G通信、人工智能、云計算和數據安全的企業將首當其沖。這類企業在技術、產品出口與合作方面可能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嚴厲打壓。其次，新能源與電動汽車企業，特朗普曾反對新能源政策，更傾向于扶持傳統能源行業。他回歸后，對電動汽車、電池、光伏產業等中國新能源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再次，制造業企業，尤其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企業，將面臨更高的關稅和貿易壁壘，影響其海外市場份額與成本競爭力。最后，金融與投資企業，中國金融機構及投資公司在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進行投資并購時，可能會因更嚴格的外資審查機制而受阻。

吳月琴：特朗普2.0期間，從法律層面，中國企業在出海時將面臨哪些挑戰？為應對前述挑戰，企業在出海的過程中，有哪些需要重視的地方？需要做哪些準備？

沈靜：中國企業在出海的過程中，將面臨一系列來自法律層面的挑戰，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審查、出口管制、外交等方面。此前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對中國企業并購美國公司進行嚴格審查，尤其是涉及高科技、軍事相關、數據安全等領域。CFIUS（外國投資委員會）已經加強了對外資收購的審查，特別是涉及技術控制和國防安全的企業。另外，特朗普政府提出加強對涉及數據安全的外資企業審查，尤其是在美國運營的中國科技公司，如華為、字節跳動等，此類企業可能面臨更加嚴格的數據收集與存儲監管。對此，企業在進行跨國并購或投資時，應主動進行法律合規審查，尤其在美國是否存在“國家安全”敏感性。企業可以提前聘請律師事務所進行風險評估，確保符合所有國家安全法規。如有并購計劃，企業可以通過將相關技術轉移到第三國或區域的公司來避免直接受到美國審查。

在出口管制方面也會面臨嚴峻挑戰，特朗普政府曾實施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特別是涉及半導體、5G、AI等高科技領域，嚴格限制美國技術出口到中國。特朗普可能會繼續強化這些措施，甚至可能擴大出口管制的范圍。BIS（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在今年12月發布了出口管制的“強化版”新規，進一步限制中國人工智能和先進半導體的發展。為此，企業應自主研發與技術創新，加大研發投入，減少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尤其是在半導體、AI、大數據等關鍵領域。通過自主研發打造“國產替代品”或創新產品，避免受制于美國技術出口管制。

特朗普上臺以后，我們還可能面臨外交與政策風險，特朗普政府可能通過外交手段施壓盟國，要求他們對中國企業采取類似的強硬政策，尤其是在網絡安全、數據隱私等問題上。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動了對華為的全球圍堵，不僅在美國，還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另外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加強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審查，可能會出臺新的政策，要求外國投資者在敏感行業進行更嚴格的審查。為此，企業應保持對各國，尤其是美國及其盟國的政策變化敏感，及時了解新出臺的對外投資政策、貿易制裁等，確保公司在不同國家的業務符合當地法律，同時開拓東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以規避美國政策的負面影響。

姚約茜：剛才沈律師主要分享了國家安全審查、出口管制、外交與政策方面的挑戰，那我就制裁與合規問題作一些補充。由于美國可能會加大對中國企業的制裁力度，特別是那些被認為與國家安全或人權問題相關的企業。這要求中國企業在開展國際業務時，必須提前了解并嚴格遵守美國的制裁規定，否則可能面臨法律和財務風險。美國還可能會利用其“長臂管轄”原則，對與美國有一定關聯的中國企業在第三國的業務活動進行制裁，即使這些企業的經營活動并未直接涉及美國，也可能因使用了美國的技術、產品或涉及美國的金融體系等而受到影響，增加了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務的合規風險。特朗普宣稱要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這將大幅提高中國企業出口成本，壓縮利潤空間，削弱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還可能引發貿易摩擦升級和貿易格局的調整。另外，美國可能對知識產權糾紛的審查更為嚴格，尤其在涉及核心技術時，也可能會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的數據存儲和跨境傳輸。

針對這些挑戰的主要應對措施，我初步認為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是企業建立健全的合規管理體系，確保遵守目標國家的法律法規，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出口管制和制裁的規定。在進行海外投資和并購前，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特別關注國家安全審查和出口管制的相關要求。

二是聘請熟悉國際法律和當地法規的專業律師，提供法律咨詢和支持，確保業務活動的合法性和合規性。

三是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管理，在出海過程中確保自身知識產權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同時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防止因知識產權糾紛而影響企業的出海業務。

四是建立健全的數據安全管理體系，確保在海外運營過程中對用戶數據、商業數據等的合法收集、存儲、使用和傳輸，符合當地法律法規和國際標準的要求。

吳月琴：中國律師可以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例如企業準備、運營以及產生糾紛時，發揮哪些作用？

姚約茜：中國律師在企業走出去的不同階段可以發揮諸多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企業準備和運營階段。

在企業準備階段，律師可以提供法律咨詢與建議，幫助企業了解目標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定、投資環境等，包括當地的公司法、稅法、勞動法等，為企業制定出海戰略和規劃提供法律依據。同時，律師會對目標企業、項目或合作方展開全面的法律盡職調查，審查其主體資格、資產狀況、知識產權、勞動用工等，發現潛在的法律問題和風險，并出具詳細的盡職調查報告，為企業的投資、并購、合作等決策提供參考，避免企業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糾紛和經濟損失。此外，律師還會協助企業設計合理的交易架構，根據企業的商業目標和法律風險狀況，選擇合適的投資方式、設立境外子公司或分支機構的形式、股權架構安排等，優化稅務籌劃，并確保符合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要求，以保障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的可控性。

在企業運營階段，律師可以幫助企業建立健全境外運營的合規管理體系，包括制定合規政策、流程和手冊，開展合規培訓，監督合規執行情況等，確保企業在海外的經營活動符合當地法律法規、國際規則以及企業內部的合規要求，防范因違規行為導致的法律風險和聲譽損失，如數據合規、反腐敗合規、反壟斷合規等。律師還能幫助解答企業在日常運營中遇到的各類法律問題，提供及時、準確的法律意見和建議，如勞動用工糾紛、合同履行問題、知識產權保護等。協助企業處理與當地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合作伙伴、客戶等的溝通協調工作，解決可能出現的法律爭議和問題，維護企業的良好關系和合法權益。另外，律師會持續關注目標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變化、政策調整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動態信息，及時向企業發出風險預警，并提供相應的應對策略和建議，幫助企業提前做好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法律風險和挑戰，保障企業的穩健運營。

邵靜姝：姚律師主要談到律師為幫助中國企業走向海外，在企業前期的準備和運營階段可以發揮的作用，那我主要就企業發生糾紛階段補充幾點律師能夠發揮的作用。

一是糾紛解決策略制定。根據糾紛的性質、金額、復雜程度等因素，為企業制定合適的糾紛解決策略。對于一些金額較小、事實清楚的糾紛，律師可能建議通過協商或調解的方式解決，以節省時間和成本。例如，在企業與供應商之間因貨物交付時間產生的小糾紛，可以通過友好協商，達成延遲交貨的補償協議等方式解決。對于較為復雜、涉及重大利益的糾紛，如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或大型合同違約糾紛，律師可以評估訴訟或仲裁的可行性。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司法環境和仲裁規則，律師要權衡在當地法院訴訟還是選擇國際仲裁機構仲裁的利弊。二是代表企業參與訴訟或仲裁。如果企業決定通過訴訟或仲裁解決糾紛，律師可以代表企業進行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在訴訟過程中，律師負責起草起訴狀或答辯狀，收集和整理證據，參加庭審等環節。在仲裁程序中，律師要熟悉仲裁機構的規則，按照仲裁程序要求提交仲裁申請、進行證據交換和庭審辯論等。律師還可以在訴訟或仲裁過程中運用法律技巧，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例如，在證據收集方面，律師可以利用當地的證據規則，通過合法手段獲取對企業有利的證據，同時防止對方濫用證據規則對企業造成不利影響。在法律適用方面，律師可以根據國際私法規則和當地法律規定，選擇對企業最有利的法律條款進行辯護。三是資產保全和執行協助。在糾紛發生后，為了保障企業的勝訴權益能夠得到實現，律師可以協助企業進行資產保全。這包括申請凍結對方的銀行賬戶、查封不動產等措施。在一些國家，資產保全的程序和要求比較復雜，律師可以憑借專業知識和當地的司法資源，確保資產保全措施能夠有效實施。在獲得勝訴判決或仲裁裁決后，律師可以幫助企業進行執行程序。這可能涉及與當地的司法執行機構合作，查找對方的可執行財產，推動執行程序順利進行，確保企業的合法權益得到最終維護。

吳月琴：最近美國華盛頓特區巡回上訴法院對TIKTOK案作出了判決，要求TIKTOK在2025年1月19日前完成資產剝離。鑒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反對禁止TIKTOK，TIKTOK案是否會因特朗普入主白宮產生變數？

邵靜姝：我認為存在產生變數的可能。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及12月16日的記者會上均表示對TIKTOK有好感，并提及會研究相關情況，其會見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的舉動也引發諸多猜測，從其個人態度來看似乎有意愿改變TIKTOK被禁的局面。但特朗普即使想要改變這種局面，也面臨一些阻礙。首先是法律程序問題，“不賣就禁”法案是由國會通過、總統簽字生效的法案，新總統想要推翻需經過一系列復雜程序。即使特朗普當選總統并試圖阻止TIKTOK禁令，他也將面臨重大法律障礙，總統無權單方面廢除國會通過的法律，若其選擇不執行某些法律條款，可能會引發與國會的憲法危機。其次是執政團隊態度，特朗普的執政團隊中排華力量比較強大，如沃爾茲、斯蒂芬尼克等“對華鷹派”議員將在內閣中任職，其新政府未來很可能對中國采取更為強硬的態度，這增大了TIKTOK禁令被解除的不確定性。另外還有科技公司的擔憂，現行法律規定，蘋果、谷歌等公司有責任將TIKTOK從美國應用商店下架，網絡服務提供商也有責任停止為其提供流量服務，否則將被處以巨額罰款。即使特朗普有意，若沒有正式的法律文件支持，科技公司仍將面臨巨大風險，難以冒著法律風險繼續維持TIKTOK的網絡托管。

姚約茜：TIKTOK案是否會因特朗普入主白宮產生變數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一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反對禁止TIKTOK，其理由是禁止TIKTOK會給Facebook帶來好處。如果特朗普入主白宮后堅持這一態度，那么他有可能采取措施對案件進行干涉，從而使案件的走向發生變化。特朗普可以通過指示司法部不執行禁令等方式來影響案件的進展。盡管執法自由裁量權或行政命令不能凌駕于現有法律之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對案件的執行產生阻礙或延遲作用，為TIKTOK爭取更多時間和空間來應對。

另一方面，特朗普宣稱支持TIKTOK可能是為了贏得大選采取的競爭手段，不一定真心愿意幫助TIKTOK。雖然特朗普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施加影響，但法院的判決和法律程序依然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TIKTOK在美國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國際社會也在關注TIKTOK案的進展，美國政府的相關決策可能會受到國際輿論的批評和質疑，這也會對特朗普的行動產生一定的影響。TIKTOK的最終命運仍將取決于法律程序的進展和各方博弈的結果。

沈靜：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公開表達了對禁止TIKTOK的反對態度，他曾提到禁止TIKTOK可能有利于Facebook等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近期的一次記者會上說：“我們會研究一下TIKTOK，你知道，我對TIKTOK有好感。”因此，特朗普的政策傾向可能會導致對TIKTOK的禁令執行產生變化。特朗普入主白宮后，司法部可能會在執行有關TIKTOK的裁定時采取不同的態度。盡管法院判決要求TIKTOK在2025年1月19日前完成資產剝離，但特朗普可能通過指示司法部對禁令執行采取更寬松的態度，甚至推遲或避免強制執行。這可能導致TIKTOK在美國市場繼續運營，直到其他法院或法律程序作出新的決定。

吳月琴：從TIKTOK等案件看，中資企業在美國積極尋求法律救濟是否還有意義?除積極尋求法律救濟外，還有哪些應該做的事情？

邵靜姝：在我看來，中資企業尋求法律救濟可以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爭取輿論支持和樹立法治形象。盡管面臨諸多困難，但通過法律途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政府的不合理禁令等行為進行抵制，明確指出其違反法律和侵犯企業權益之處，為企業爭取合法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商業利益等。一方面，積極的法律行動能夠引起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輿論的關注，讓更多人了解到美國政府在相關事件中的不合理之處，如TIKTOK案中強調禁令對1.7億美國用戶權利的侵犯，從而爭取到更廣泛的輿論支持，給美國政府施加一定壓力。另一方面，可以展現中資企業尊重法律、愿意通過合法途徑解決問題的態度，有助于提升中資企業在國際上的整體形象，也為其他中資企業遇到類似問題時提供了借鑒和參考，鼓勵更多企業勇于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

除了法律救濟以外，企業應當進一步強化企業內部的合規管理，確保企業在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商業行為等各方面都嚴格遵守美國及國際的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減少被美國政府以合規問題為由進行攻擊的風險，從自身角度降低法律風險隱患。在業務方面，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通過拓展其他海外市場以及加強國內市場的深耕等方式，分散因美國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同時，在業務領域上也可以進行多元化拓展，減少因特定業務受限而對企業整體造成的巨大沖擊。國際層面，可以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組織等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不合理政策。通過國際合作，形成合力，在國際輿論場和經濟領域等共同發聲，維護公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

姚約茜：我覺得中資企業尋求法律救濟顯然具有重要意義，一是當企業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訴諸法律手段是維護自身利益的直接途徑。通過法律程序，企業可以尋求公正的裁決，抵御不合理的行政或商業行為。二是面對可能的歧視性政策或不公平待遇時，法律救濟可以幫助企業爭取公平的市場環境，確保其業務的合法性和持續性。三是積極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爭議，體現了企業對美國法律體系的尊重，有助于樹立守法合規的企業形象，增強與當地政府和社區的信任關系。

除積極尋求法律救濟外，企業還可以考慮主動與美國政府相關部門、議員等建立溝通渠道，加強交流與對話，及時了解美國政策動態和監管意圖，向其解釋企業的業務模式、發展戰略以及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的積極貢獻，增進美國政府對中資企業的了解和信任。同時，企業可以積極參與和支持相關行業協會的工作，借助行業協會的力量，共同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不合理的監管措施，維護行業的整體利益和中資企業的合法權益。

沈靜：剛才兩位律師談論的有一定道理，但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從TIKTOK等案件來看，中資企業在美國尋求法律救濟的意義和實際效果確實受到了一定的挑戰，尤其是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政治因素深度介入的情況下。在美國，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時期，企業面臨的不僅僅是法律程序上的挑戰，還涉及到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在這種背景下，單純依賴法律救濟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問題。首先，存在政治與國家安全的干預。許多中資企業在美國的法律爭端，不僅僅是商業問題，往往還涉及到國家安全、數據隱私等敏感問題。在特朗普政府和更廣泛的排華情緒下，司法獨立性和法庭裁決的可預測性受到了影響。法院的判決可能會受到政治壓力的干擾，尤其是涉及到中資企業的案件，政治因素往往成為主導決定因素。其次，司法系統的慢性拖延。即使尋求法律救濟，中資企業可能會面臨漫長的訴訟周期和不確定的結果，尤其是當案件涉及復雜的國際法律、跨國公司和國家安全等問題時。即便法院作出對企業有利的裁決，執行時也可能面臨行政干預，特別是美國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制裁措施。最后，法律和政策的雙重壓力。美國的法律體系中涉及出口管制、外國投資審查、反壟斷法等多個方面，這些領域對中國企業的影響極大。即使法律上有勝訴的可能，政治決策也可能阻礙判決的執行。盡管中資企業可以嘗試尋求法律救濟，例如通過司法復審、上訴等途徑，但美國政府往往會通過行政手段、貿易政策或國家安全立場來抵制或推遲這一過程。因此，單純依賴法律程序來逆轉行政命令或制裁，效果可能非常有限。

除了法律救濟，中資企業應注意其社會責任和品牌形象的建設，尤其是在敏感政治環境下。通過對外展示企業的社會貢獻、道德責任和合規性，可以提升其品牌形象并減少負面輿論的影響。另外，通過增加對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投入，企業可以減少對美國及其他國家技術的依賴，尤其是在半導體、5G、AI等核心技術領域。而自主研發能夠提高企業的技術壁壘和市場競爭力，減少外部制裁的影響。同時，為了減少不確定性帶來的負面影響，企業可以選擇通過購買政治風險保險等方式，將部分經營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例如，通過向世界銀行的投資保險公司購買保險來降低政權變動或外交沖突的風險。

吳月琴：中國企業在面對特朗普再次上臺后可能帶來的政策變化時，應結合自身的業務實際，識別貿易、科技、供應鏈等多方面的風險，并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制定和執行風險應對措施。我們也希望監管機構、業界人士以及法律專家能夠攜手合作，共同促進中國企業在國際舞臺上的健康發展。感謝三位律師的精彩分享，通過本期“法律咖吧”深入討論，希望可以加深大家對當前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中所面臨挑戰的認識。鑒于時間和篇幅的局限，我們今天的討論只能聚焦于大家普遍關心的核心議題，而許多法律細節尚未得以充分展開。我們期盼在未來的交流中，能有機會再次邀請各位法律專家，進行更深層次地探討，以共享更多的法律洞見。最后再次向三位嘉賓的積極參與和精辟見解表示深切的謝意！

（本文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系嘉賓個人觀點，整理時間：2024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