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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商法（修改送審稿）》新增“船舶油污損害責任”專章是《海商法》修訂過程中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專章并沒有解決之前司法實踐中涉及船舶油污損害責任的若干爭議問題，仍有必要結合司法實踐特別是現有的生效判決，對我國現有處理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的法律淵源進行梳理和分析，正面回應“現有法律淵源能否解決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糾紛中歷來存在爭議的法律適用、索賠主體和責任主體三個關鍵問題”。經分析研究，我們認為，依據現有的法律淵源，足以解決涉及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有關的法律適用、索賠主體和責任主體問題。
關鍵詞：船舶油污損害 法律適用 索賠主體 責任主體
一、 問題提出
《海商法（修改送審稿）》新增船舶油污損害責任專章，該章內容由“一般規定”、“船舶油類污染損害責任”、“船舶燃油污染損害責任”及“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四節組成，對污染損害、預防措施、船舶所有人等相關概念作出具體定義，明確規定泄漏污染物的船舶所有人應對污染損害承擔無過錯責任，包括船舶碰撞引起的污染損害也應當承擔無過錯責任，同時，還賦予泄漏污染物的船舶所有人向第三人（包括碰撞責任方）追償的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該章對現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若干爭議問題并沒有進行明確規定，諸如油污損害發生后的索賠主體、責任人的識別問題（包括具體船舶所有人的識別問題）在該章的內容中均沒有涉及。具體緣由可能是修改稿定稿的過程中，就相關問題的爭議仍然是很大，為避免作出明文規定后反而出現掛一漏萬的情形，從立法技術上，做出不予明確的技術處理，將相關問題留給司法實踐去解決。
鑒于此，筆者認為仍有必要結合司法實踐特別是現有的生效判決，對我國現有處理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的法律淵源進行梳理和分析，明確現有法律淵源能否解決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糾紛中歷來存在爭議的法律適用、索賠主體和責任主體三個關鍵問題。
二、 現有法律框架下的法律適用分析
目前我國涉及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問題現行有效的法律淵源，在國際公約層面，我國加入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以下簡稱“《油污公約》”）和《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以下簡稱“《燃油公約》”），在國內法律淵源層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油污司法解釋》”）對船舶油污事故糾紛的處理作出專門的規定，大多數案件是依據《油污司法解釋》進行處理，此外，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常見援引的法律淵源還包括《民法典》（《民法典》實施前適用《侵權責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海洋環境保護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也有案件援引《漁業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一）國際公約需要在存在涉外因素或有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場景下適用。
關于國際公約的適用，《油污公約》與《燃油公約》均明確規定其適用范圍，但適用范圍的規定并未區分是否有涉外因素。有觀點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142條和《海商法》第268條關于國際條約優先于國內法適用的規定，國際公約只能適用于涉外關系，也有觀點提出，對于不區分涉外涉內因素的公約，締約國可自主決定某一特定公約是否適用于國內無涉外因素的民事關系。 [1]
對此，《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141條對公約在涉外與非涉外法律關系的適用作出了明確的區分， [2] 具有涉外因素的締約國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包括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適用公約規定，非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適用國內法規定，進而解決了船舶油污民事責任糾紛中公約與國內法適用上的沖突。
（二）國內法的適用分歧與解決分析
關于國內法的適用，多數法院在審理船舶油污民事責任案件均適用對船舶油污民事責任作出了專門的規定《油污司法解釋》，但也有不少法院存在不同做法，直接跳過《油污司法解釋》援引《海洋環境保護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漁業法》、《水污染防治法》等規定。
針對國內法適用問題，首先，《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屬于民事糾紛，民事法律有規定的，應當優先適用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直接援引行政法規處理民事糾紛稍顯妥當。其次，《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均屬于公法性質的法律， [3] 以《海洋環境保護法》為例，該法條文主要規制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的行政管理與監督事項，對造成海洋環境與生態損害的行為追究行政責任，盡管條文有涉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但應屬于對違法行為規制的多重法律責任路徑銜接，而非對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作出具體的規定，更不應作為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認定的唯一或直接法律依據。定位為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 [4] 在第六十四條規定更加直接地表明了其涉及民事責任的規定旨在銜接民事法律對環境損害行為的民事責任追究和對環境損害的民事救濟，該條規定“因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造成損害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有關規定承擔侵權責任。”可見，在我國國內法現行法律框架下，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糾紛案件應優先適用《油污司法解釋》和《民法典》等民事法律淵源，民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再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漁業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法》等。
可見，如秉承優先適用民事法律解決船舶油污損害責任糾紛的原則，法律適用問題會簡單很多。
三、 索賠主體問題的可行性分析
《油污公約》第一條及《燃油公約》第一條對person/人的定義均采用一致規定“any individual or partnership or any public or private body, whether corporate or not, including a State or any of its constituent subdivisions./任何個人或合伙或任何公共或私人機構，無論是否系法人，包括國家或其任何構成部分。”公約項下對索賠主體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且未設限制，任何主體均可以就公約管轄范圍內的船舶油污損害向責任方提出索賠，但我國國內法《油污司法解釋》并無類似規定，也沒有對索賠主體作出專門的規定。
（一）索賠主體認定的分歧
《油污司法解釋》和《海商法（修改送審稿）》中“污染損害”的范疇均包括：一是污染物在船舶之外因污染而造成的滅失或者損害，二是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因預防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的滅失或者損害。對于污染造成的滅失或者損害，司法實踐中的爭議并不大，按照我國侵權責任法律體系，受損害者或者費用支付者依法享有向污染侵權人提出民事索賠的合法權利，往往有爭議的是預防措施的費用之索賠主體的確定問題，爭議尤為激烈的是行政機關采取或委托第三方采取的預防措施之費用索賠問題。
在船舶油污事故中，行政機關有組織處理事故及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定職責，為履行該職責，通常會自行或委托其他主體采取清防污等預防措施，而行政機關是否具備就相關費用提出民事索賠的民事主體資格，尤其是與履行職責或實施行政行為直接相關的費用，行政機關及其委托主體是應當依據行政強制的法律規定，通過行政強制的途徑去解決經濟問題，還是直接賦予行政機關民事索賠主體資格，讓其與事故其他受損方一并提出索賠，無論是司法解釋還是《海商法（修改送審稿）》，都沒有給出明確的回應。
有關觀點認為，《油污司法解釋》沒有對索賠主體作出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欠缺油污索賠的民事主體資格，行政機關基于行政行為的損失或費用應按照行政強制法律關系并依據行政法相關規定進行處理。例如，在上海晟敏立速服海上應急服務有限公司與平潭綜合實驗區恒鼎船務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省分公司海事海商糾紛案（“中恒9”輪）中， [5] 法院認為，海事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五十條和第五十二條作出代履行，是否出具行政強制代履行決定書不影響該該行為的行政強制行為之性質的認定，索賠方僅與海事局構成行政委托和被委托關系，索賠方自始未與船方磋商并簽訂油污清除合同，雙方并未形成平等民事合同關系，據此駁回索賠方起訴，類似觀點還有廈門海事法院“新東遠”輪系列案。 [6]
也有觀點認可行政機關及其委托的民事主體享有向油污損害責任人主張民事索賠的主體資格。對于行政機關民事主體適格的分析，多數案例從法律授權的角度分析，根據相關法律審查行政機關是否依法有權組織安排、采取避免或減少污染損害的措施，包括委托第三方采取此類措施，在此基礎上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認定責任方應承擔相應責任，例如，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政府與廈門港務船務有限公司、廈門千和船務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糾紛案（“千和12”輪）， [7] 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海事局與廣西北海市浩駿船務有限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貿試驗區平潭片區分公司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糾紛（“浩駿”輪）， [8] 威海市江海緣船舶服務有限公司、世界航運船舶有限公司民事案（“亞洲橋1”輪）。 [9] 最高人民法院在天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航運保險中心、福州市百洋恒豐船舶服務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糾紛案（“新南方818”輪）中也從受委托主體作業的必要性、清污效果、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的合理性的角度分析索賠主體問題。 [10]
在認可行政機關享有民事索賠主體資格的觀點中，針對受委托方的主體資格問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少數觀點認為，行政機關委托第三方實施代履行，應由行政機關向責任人主張民事索賠，受委托方不是適格的民事索賠主體，例如，“千和12”輪案。 [11]
（二）索賠主體爭議的解決分析
盡管目前多數案例支持行政機關及其委托主體享有索賠油污損害賠償的民事主體資格，但是法律授權論的相關觀點似乎并沒有完全解決爭議，也未完全得到大家的認可和接受。
首先，回歸油污損害賠償法律制度體系本身看，油污損害索賠主體本身并不是完全指向私主體，不管是《油污公約》《燃油公約》對污染損害的界定，還是《油污司法解釋》對船舶損害賠償范圍的規定，都明確包括預防措施及恢復措施，而此類措施指向的實施主體并不僅限于責任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其他受害私主體，負有環境保護職責的行政機關依法也必須采取措施保護、改善環境質量，并且須對未能落實環境保護職責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然，有觀點會提出行政機關實施此類措施是基于行政職責，但是必須厘清的是該行政職責來源是行政機關應當督促造成油污損害的責任方實施此類措施，換言之，此類措施行為的實際承擔方應當是油污責任方，行政機關可以綜合采取行政命令、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等手段進行督促，同樣，在緊急必要或窮盡前述手段的情況下，可以由行政機關直接實施并通過民事訴訟來彌補行政執法的不足。 [12]
其次，從預防措施的損失性質角度分析，《油污公約》《燃油公約》《油污司法解釋》相關法律明確規定實施此類措施產生的費用屬于油污損害民事賠償范圍，盡管《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行政機關負有實施此類措施的職責和執法權，但是并沒有對由此產生的費用加之以行政手段的約束，換言之，在公法上仍然認可此類費用為民事賠償范圍，執法權來源與索賠權來源分離，因此，賦予行政機關民事索賠主體資格，有利于清防油污費用的索賠解決。
由此，雖然認為行政機關應當按照行政法律關系索賠的行政責任觀點似乎符合形式理性，但著眼于油污損害賠償民事責任法律制度本身，公法主體的代履行行為責任方實際是油污損害責任方，由此產生的費用或損失實際仍歸屬于油污損害民事賠償范疇，按照油污損害民事索賠路徑符合我國現行油污損害法律制度和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設計。
但需要說明的是，賦予行政機關民事索賠主體資格，并不表示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第三方有直接向責任人提出民事訴訟索賠的資格，行政機關委托第三方實施代履行，應由行政機關向責任人主張民事索賠，受委托方不是適格的民事索賠主體。從請求權來源看，第三方基于行政機關的委托采取預防措施，相關費用的請求權來自于行政機關的委托，第三方僅有權按照委托關系向行政機關請求費用。有觀點認為，第三方可基于無因管理請求責任人賠償，但是行政機關委托的事實直接指向第三方并非基于《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九條所規定的“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而管理他人事務”，并不成立無因管理。從責任認定看，第三方越過行政機關直接向責任人索賠，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法律關系，責任的成立和責任范圍認定均無依據。如果第三方實際采取的措施超出行政機關委托事項范疇，責任人并非委托方或委托方的權利受讓人，無法行使行政機關的抗辯權，如此將造成第三方只要采取了相關措施，即便無行政機關委托也能成功索賠，勢必會造成第三方權利的無限擴大和對責任人合法權益的損害的不利局面，長此以往，會減弱行政機關的公信力，并不利于海洋環境保護制度的良性發展。因此，我們認為，面臨行政機關委托第三方實施預防措施時，也應僅能由行政機關向責任人提起民事索賠，這樣可能會對第三方無序索賠的現存現象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
四、 責任主體問題的可行性分析
《油污公約》、《燃油公約》及《油污司法解釋》均規定漏油船舶所有人對油污損害民事賠償承擔無過錯責任，除非存在依法免責的情形。在漏油船舶所有人按照無過錯歸責原則承擔全部油污損害賠償的責任設計之外，第三方是否也是油污損害責任的承擔者是目前我國司法時間和學術觀點存在較大分歧和持續爭議的問題。
（一）責任主體認定的分歧
第三方的油污責任主體問題，目前我國司法實踐最為常見的案件是兩船或多船碰撞導致一船漏油的情形，以下分歧觀點的介紹雖也多為碰撞案件，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第三方責任主體問題并不僅限于碰撞導致的漏油船與非漏油船責任問題，第三方是不特定的，比如可能是碼頭方、維修方等。目前針對于第三方責任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觀點：
觀點一認為，油污損害民事責任應遵循“誰漏油誰賠償”原則，法律已明確規定漏油船承擔全部責任，因此非漏油船不承擔油污損害責任。例如，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與普羅旺斯船東2008-1有限公司、法國達飛輪船有限公司、羅克韋爾航運有限公司海難救助合同糾紛案（“佛羅里達”輪），寧波海事法院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均認為第三方即非漏油船不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13]
觀點二認為，漏油船舶與第三方均對油污損害的發生具有過失，應按照雙方都過失比例承擔。例如青島海事法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臺海事局與延成海運公司案（“金玫瑰”輪）中認為應按照《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由碰撞責任方按船舶碰撞責任比例進行賠償，最終根據生效判決確定的碰撞比例認定認定清污費用的承擔； [14] 上海海事法院在“泰聯達”輪與“寧東湖680”輪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糾紛系列案件中也持有相同觀點。 [15]
觀點三認為，船舶油污損害適用無過錯歸則原則，除非存在法定免責適用，均應由漏油船承擔無過錯責任，但是對油污損害發生具有過錯的第三方也應按照其過錯程度承擔相應責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普羅旺斯船東2008-1有限公司申請扣押船舶案等系列案件認為，漏油船應承擔全部責任，非漏油船按照過錯比例承擔相應責任。 [16]
（二）第三人責任主體適格爭議的解決分析
對于第三人責任主體的分析，首先需要明確現行法律對漏油船舶所有人的無過錯責任規定是否排斥對第三人過錯責任的追究。鑒于公約與國內法的規定并不完全一致，分別對《油污公約》《燃油公約》和國內法進行分析以明確前述問題。
1、公約層面
漏油船舶所有人之外的第三方主體的規定，《油污公約》規定為第三條第二款“船舶所有人如證明損害系屬于以下情況，便不得使其承擔油污損害責任：……（b）完全是由于第三者有意造成損害的行為或不為所引起的損害；”《燃油公約》規定為第三條第三款：“如船舶所有人作出如下證明，則該船舶所有人不應承擔污染損害責任：（二）損害完全系由第三方故意造成損害的行為或不作為所引起；”從公約條文本身看，上述條文均是對漏油船舶所有人免責情形的規定，要求達到損害完全是第三方故意造成的標準，顯然此條規定并不足以認定公約排斥對第三人的責任主體。
也有觀點以《油污公約》第三條第四款、《燃油公約》第三條第五款規定“除按本公約規定外，不得對船舶所有人提出污染損害賠償要求”主張公約排除了按照其他第三方船舶所有人的索賠請求，必須按照公約規定由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此種觀點對公約規定的理解存在明顯的誤解：（1）在本條規定項下，船舶所有人始終是指承擔油污責任的漏油船舶所有人，而對于其他方是以“第三者”“受害人”或其他“任何人”，換言之，前述規定中的船舶所有人并不包括其他非漏油船舶所有人或其他第三人；（2）同樣是在本條規定項下，兩公約均規定了“本公約的任何條款將不得損礙船舶所有人向第三者要求賠償的權利”，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后將有權向第三者追償，即對油污損害負有過錯責任的第三人在公約的制度設計下仍是責任承擔者。可見，公約并未排除第三人的責任主體，僅是沒有對第三人責任問題作出進一步的規定。 [17]
有學者回溯《油污公約》制定過程中對責任主體的探討和演變公約印證公約確立“誰漏油誰賠償原則”，不可否認的是，公約確實是希望針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問題設計漏油船對全部油污損害的無過錯責任并提高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責任限額等一系列獨特責任制度，區別于一般侵權責任的過錯歸責，目的在于更好地保護受害方和海洋環境。但是，在公約特殊的制度設計中，按照一般侵權歸責原則主張無須承擔無過錯責任的第三人對其過錯行為導致的油污損害承擔相應責任并未被排除，反而通過“本公約的任何條款將不得損礙船舶所有人向第三者要求賠償的權利”這一規定明晰具有過錯的第三人應當是油污損害賠償的實際承擔者，在此原則下，作為漏油船舶所有人行使追償權的權利來源主體，受害方理應對該第三人享有直接索賠的權利，這與公約保護受害方和海洋環境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符的，且并不額外加重任何一方的責任。
綜上分析，《油污公約》和《燃油公約》在對漏油船舶所有人無過錯責任特殊制度的設計中未對第三人的責任承擔部分作出規定，而非排斥第三人在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賠償中的責任主體地位，針對公約沒有規定部分，依法應適用國內法。
2、國內法層面
《油污司法解釋》涉及第三人的規定，僅針對互有過失船舶碰撞情形作出了規定，即第四條：“船舶互有過失碰撞引起油類泄漏造成油污損害的，受損害人可以請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從法律條文的文義看，該條規定再次重申在互有過失船舶碰撞事故引起的油污損害，漏油船舶所有人仍應按照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承擔全部責任，而并未表達排除第三人對受害人承擔責任的立法目的或立場。鑒于《油污司法解釋》并未對第三人的油污責任問題作出規定，此時應適用民事法律淵源的一般法即《民法典》的規定。
有不同觀點認為，《海洋環境保護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對第三人的責任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在特別法已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當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的上述規定。
對此，在前文法律適用分析中已對《海洋環境保護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在我國船舶油污損害民事法律體系下的適用作了詳細分析，應當在民事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才援引前述規定，具體理由此處不再贅述。此外，《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作為上位法和新法，與《海洋環境保護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存在不同規定，理應適用《民法典》規定。《民法典》對環境污染的專章規定中，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條明確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被侵權人可以向侵權人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侵權人賠償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因此，根據我國國內法的規定，第三人是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受害人有權直接要求第三人承擔相應責任。
其次，從無過錯責任理論角度分析，無過錯責任的設置也并未排斥或排除具有過錯的第三人的責任主體資格或受害人對具有過錯的第三人索賠的權利。就規范體系而言，無過錯責任是過錯責任的例外及補充， [18] 漏油船舶所有人無過錯責任的設立是在過錯方的過錯責任之外特別設置的責任承擔制度，無過錯責任的存在并不替代過錯方的過錯責任，更不否定和排除法律對于過錯方的評價與責任設置。并且，無過錯責任制度的正當化主要基于：1、特定物品或設施所有人制造了危險來源；2、在某種程度上僅該所有人能夠控制這些危險；3、從事危險實務而獲得利益者應當負擔責任；4、因危險責任造成的損害所有人可通過價格機制和保險制度予以分散。 [19] 可見，漏油船舶所有人無過錯責任的來源和評價是基于危險程度和風險分散能力，并非來自于其本身或相關方的過錯程度，該責任制度的設計并未覆蓋第三人的過錯，很大程度上是對危險物在社會形成的危險程度和損害的另一層保障，并希望通過對危險源所有人的責任設計讓所有人能夠更好地控制和減少危險，讓無辜的受害方面臨的危險降低和遭到損害時獲得更好地救濟。
因此，不管是從法律淵源本身還是無過錯責任理論分析，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下，具有過錯的第三人是適格的責任主體，受害人有權依法要求其承擔油污損害賠償民事責任，現有法律能夠解決第三人責任主體問題。
（三）第三人承擔油污損害賠償的路徑分析
事實上，除了第三人責任主體適格問題外，對于第三人按照何種路徑承擔船舶油污損害賠償責任也存在較大分歧。不少觀點認為，第三人應按照船舶油污損害法律關系承擔相應責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普羅旺斯船東2008-1有限公司申請扣押船舶案等系列案件中認可第三人責任主體資格的同時，明確了第三人責任承擔的路徑，即“因船舶碰撞造成的油污損害責任糾紛不宜按船舶碰撞損害責任糾紛處理。對于本案中因船舶碰撞導致漏油污染所引起的防污清污費賠償責任糾紛，應當以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糾紛為案由進行審理。”
在船舶碰撞導致的油污損害問題上，也有觀點認為，第三人即非漏油船對油污責任的承擔應當按照碰撞法律關系處理。我國《海商法》第169條第2款規定“碰撞造成第三人財產損失的，各船的賠償責任均不超過其應當承擔的比例”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碰撞和觸碰案件財產損害賠償的規定》第4條、第6條已明確規定，碰撞造成的第三人財產損失不限于船上財產，因此，受害人可以根據《海商法》第169條第2款規定主張油污損害也屬于《海商法》的第三人財產損害直接請求非漏油船舶按照船舶碰撞法律關系的相關規定賠償。當然，適用《1910年統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規定的國際公約》（以下簡稱《碰撞公約》）的法律關系中，《碰撞公約》規定碰撞造成的第三人財產損害僅限于船上的財產，油污受害方的損失除油類本身的滅失損害之外，預防費用和環境損害需援引一般法即《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的相關規定索賠。 [20]
對于適用船舶碰撞法律關系的觀點，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普羅旺斯船東2008-1有限公司申請扣押船舶案等系列案件中已有分析：“船舶碰撞法律規范除其中有關碰撞船舶責任比例的規定外，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本無涉，即使選擇援用船舶碰撞法律規范，仍必須轉向主要適用有關船舶油污損害民事責任的法律規范處理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問題。”除了法律適用角度，回歸法律關系本身分析，第三人和油污受損害方雖因碰撞事故而發生油污侵權關系，但是碰撞只是油污損害發生原因，除了碰撞事故，第三人也可能因其他各類事故或行為導致船舶油污損害的發生，如果在不同事故中因不同的原因而必須要變更法律關系性質顯然不妥，并且，對于受害人而言，第三人僅是受害人索賠的對象之一，就其油污損害還包括漏油船舶所有人無過錯責任，雙重責任主體構成其完整的法律關系即油污損害賠償民事法律關系。并且，對于第三人過錯的評價，應當是第三人造成油污損害的過錯，該過錯的評價與其造成船舶碰撞事故的過錯評價體系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漏油船舶所有人是危險源的控制者，很大程度上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這也直接影響著對不知情第三人的過錯程度評價。因此，在碰撞法律關系或其他法律關系下追究第三人的過錯責任，以碰撞過錯比例代替造成油污損害的過錯顯然不當。
綜上分析，第三人承擔油污損害賠償的路徑應當按照油污損害賠償民事法律關系處理，鑒于《油污公約》《燃油公約》及《油污司法解釋》并未對第三人的責任承擔作出規定，應按照《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第七章的規定處理。
五、 結語
我國現有船舶污染損害民事責任法律框架下，國際公約《油污公約》《燃油公約》及國內法有著明確的適用范圍，通過對油污民事法律體系的梳理與分析能夠明確和解決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以及學術觀點在法律適用、索賠主體和責任主體上的爭議分歧：在法律適用上，國際公約層面能夠明確公約已作出規定和未作出規定的部分，對于未作出規定的部分，依法適用國內法，國內法層面，應當優先適用《油污司法解釋》《民法典》等民事法律淵源，僅在民事法律未作出規定時才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環境保護法》等公法以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等行政條例。索賠主體方面，應當賦予行政機關民事索賠主體資格，以便其可針對在履行法定職責的過程中采取的預防措施的費用（代履行）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但為增加行政機關相關行為公信力的角度，不宜賦予行政機關委托的第三方民事索賠主體資格。責任主體方面，漏油船舶所有人按照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承擔全部油污損害賠償的特別制度設計，并未排除第三人的過錯責任，對油污損害發生具有過錯的第三人仍是油污損害賠償民事法律關系中的責任主體。
[1] 參見萬鄂湘、余曉漢：《國際條約適用于國內無涉外因素的民事關系探析》，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5期。
[2] 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141條：我國加入的《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以下簡稱1992年油污公約)適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締約國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包括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非航行于國際航線的我國船舶在我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不適用該公約的規定。
[3] 參見王莉、鄒 雄：《生態環境損害公私法二元救濟的規則安排》，載《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4] 參見王樹義：《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改問題的幾點思考》，載《法學評論》2004年第6期。
[5] 武漢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985號民事裁定書、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鄂民終664號民事裁定書。
[6] 廈門海事法院（2018）閩72民初335號民事裁定書、（2018）閩72民初176號民事裁定書。
[7] 廈門海事法院（2013）廈海法事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
[8] 廣州海事法院（2016）粵72民初1452號民事判決書。
[9] 青島海事法院（2020）魯72民初1411號民事判決書。
[10]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817號民事裁定書。
[11]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閩民終字第205號民事裁定書。
[12] 參見張寶：《生態環境損害政府索賠制度的性質與定位》，載《現代法學》2020年第2期。
[13] 寧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442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浙民終581號民事判決書。
[14] 青島海事法院（2008）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
[15] 上海海事法院（2014）滬海法海初字第46號民事判決書、（2014）滬海法海初字第47號民事判決書。
[16]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8號民事判決書。
[17] 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普羅旺斯船東2008-1有限公司申請扣押船舶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8號民事判決書。
[18] 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25頁。
[19] 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27頁。
[20] 參見司玉琢、吳煦：“誰漏油誰賠償原則”的歷史考證及其在碰撞事故中的運用，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1期。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