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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仲裁員的刑事責任

2020年第06期    作者:張振安    閱讀 9,255 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第十三條不僅規定了擔任仲裁員的硬性條件，還規定“仲裁委員會應當從公道正派的人員中聘任仲裁員”。另外，《仲裁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仲裁員有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的情形（即私自會見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當事人、代理人的請客送禮的），情節嚴重的，或者有本法第五十八條第六項規定的情形的（即仲裁員在仲裁該案時有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決行為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仲裁委員會應當將其除名。這些規定都提供了關于仲裁員的基本職業規范。除上述法律規定外，各仲裁機構的規則也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仲裁員行為規范、職業操守和管理制度等，涉及仲裁員的選聘、解聘、培訓、管理、懲戒等方方面面。這些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對加強仲裁員隊伍管理和提高仲裁員職業道德起到了推動作用，有助于我國仲裁事業的健康發展。

仲裁員違反基本的職業規范可能導致不同程度的懲罰，如果觸犯法律構成刑事犯罪將承擔刑事責任。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可能構成如下兩項犯罪：一是枉法仲裁罪；二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在下文中，筆者將通過近來的兩個案件對仲裁員的刑事責任進行闡述。

一、相關法律與司法解釋

（一）枉法仲裁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之一規定了枉法仲裁罪：“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此，枉法仲裁罪是指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枉法裁決，情節嚴重的行為。

根據該規定，枉法仲裁罪的主體為“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但何為“依法”、何為“仲裁職責”，這兩個概念仍然模糊不清。因此，若作狹義解釋，按照下文的構成要件，即“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似乎只有作出枉法裁決的人員才是該罪主體。但是，由于仲裁裁決是以仲裁庭名義作出，仲裁庭獨立于仲裁機構，不受仲裁機構的干預，獨立作出裁決，既然該條沒有明確將犯罪主體限定為仲裁員，“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的范圍就可能作廣義解釋，并將其他參與涉案仲裁活動的工作人員如仲裁秘書等包括在內。下文所述的薛冰峰、舒忠良枉法仲裁、受賄一案中，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甚至認為，仲裁申請人一方的代理律師與仲裁員共謀作出枉法裁決，兩人為共犯，均構成枉法仲裁罪。

無論如何，即使仲裁員不是枉法仲裁罪的唯一犯罪主體，至少也是主要的犯罪主體。就其他構成要件：枉法仲裁罪的客體應當是正常的仲裁活動和仲裁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枉法仲裁罪的主觀方面應當為故意，過失不構成枉法仲裁罪。枉法仲裁罪的客觀方面是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且情節嚴重，而“情節嚴重”有賴于法院根據實際情況行使裁量權加以判定。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6萬元）、五倍（100萬元）執行。”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體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即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公司、企業以及非國有事業單位、其他組織的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管理制度。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且數額較大。根據前述司法解釋，數額較大是指數額不低于6萬元，若仲裁員索要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低于6萬元，則不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二、以案說法

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可能單獨構成枉法仲裁罪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也可能同時構成兩項犯罪。以下為近期的兩起主要案件。

（一）薛冰峰、舒忠良枉法仲裁、受賄案

1.案件背景

2015年4月，王某（另案處理）系云南盛某康某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昆明普南特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對抗昆明市西山區農村信用合作社福海信用社和昆明市盤龍區惠祥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合法債務，與昆明輝盛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何某（另案處理）惡意串通，捏造雙方于2012年存在房屋租賃合同關系的虛假事實。被告人薛冰峰在明知這一虛假事實的情況下，擔任案件代理人，對仲裁所需要的證據材料提出補充意見，并操作通過仲裁程序對該虛假的租賃關系進行確認。

被告人舒忠良系昆明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在仲裁丙公司與甲公司、丙公司與乙公司的兩個房屋租賃糾紛案件過程中，與被告人薛冰峰共謀，明知是偽造的證據仍予以采信，違背事實作出錯誤的昆仲裁（2015）295、296號裁決書，確認了丙公司與甲公司、丙公司與乙公司的房屋租賃合同的效力，事后收受薛冰峰給予的報酬人民幣53000元。

2.法院判決

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舒忠良作為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明知是偽造的證據仍予采信，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構成枉法仲裁罪；被告人薛冰峰與被告人舒忠良共謀，利用被告人舒忠良仲裁員的身份，在仲裁活動明知是偽造的證據予以采信，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構成枉法仲裁罪；二人在枉法仲裁中作用相當。昆明仲裁委員會是國有事業單位，其宗旨和業務范圍是依法受理仲裁爭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被告人舒忠良作為仲裁員代表昆明仲裁委員會履行仲裁職責，屬于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因此，被告人舒忠良在仲裁活動具備受賄罪的主體資格，被告人舒忠良在昆明仲裁委員會從事公務，利用仲裁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應對被告人舒忠良予以數罪并罰；被告人薛冰峰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擔任仲裁員的舒忠良財物，構成行賄罪，應對被告人薛冰峰予以數罪并罰。被告人舒忠良、薛冰峰具有前科罪行，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宣判后，被告人舒忠良、薛冰峰均提出上訴。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法院）支持原審法院的觀點認為兩人均構成枉法仲裁罪。

此外，上訴法院還認為：“昆明仲裁委員會雖然屬于事業單位法人，但上訴人舒忠良作為仲裁委員會的兼職仲裁員，其編制不在昆明仲裁委員會，且商事仲裁程序的啟動以及仲裁員的選擇均基于仲裁雙方當事人的選擇，因此上訴人舒忠良作為兼職仲裁員的身份不應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亦不應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其在本案中不具有受賄罪的主體身份，不應認定其構成受賄罪。上訴人舒忠良收受上訴人薛冰峰的賄賂款53000元的行為，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行為，但根據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行、受賄罪的行、受賄金額須達到人民幣6萬元，因此上訴人舒忠良雖有受賄行為、上訴人薛冰峰雖有行賄行為，但其兩人行為、受賄金額未達非國家工作人員行為、受賄罪的入罪標準，故兩上訴人均不構成犯罪。原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錯誤認定上訴人舒忠良構成受賄罪、上訴人薛冰峰構成行賄罪，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因此，上訴法院判決：一、撤銷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2018）云0111刑初135號刑事判決書。二、上訴人薛冰峰犯枉法仲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三、上訴人舒忠良犯枉法仲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四個月。

2019年9月25日，云南省司法廳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吊銷云南律師薛冰峰和舒忠良的律師執業證書。

（二）劉帆受賄案，朱萬潤、李玉璧、石金星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

1.案件背景

2016年11月8日，蘭州仲裁委員會受理了蘭州港聯生態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聯公司）和蘭州市城關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城關區政府）之間的合同糾紛仲裁案。由于爭議金額巨大、仲裁費用高昂（預交部分的仲裁費達2000多萬元），作為仲裁申請人的港聯公司向三名仲裁員石金星、李玉璧和朱萬潤各行賄10萬元，向仲裁秘書劉帆行賄50萬元，由于港聯公司及法定代理人張某涉嫌的合同詐騙犯罪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經申請后仲裁庭合議后同意中止審理。然而，案件尚未審結，三名仲裁員和一名仲裁秘書卻全部因收受賄賂落網。

2.法院判決

甘肅省榆中縣人民法院認為:“仲裁委員會依據《仲裁法》設立，獨立于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沒有隸屬關系，即受聘于蘭州仲裁委員會的兼職仲裁員不是當然的國家工作人員，且商事仲裁的唯一來源是民事主體之間的仲裁協議，仲裁權不具有公權力性質，仲裁行為并非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行為。”石金星、李玉璧、朱萬潤在受聘于蘭州仲裁委員會期間，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數額較大的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受賄罪，依法應予懲處。

榆中縣人民法院指出，仲裁秘書任職的蘭州仲裁委員會秘書處系事業單位法人，劉帆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受賄罪，依法應予懲處。

2019年8月8日，榆中縣人民判決：（1）被告人石金星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2）扣押在案的贓款13萬元（其中3萬元為另一起事件的贓款），依法沒收，由扣押機關上繳國庫。2019年10月29日，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9年8月16日，甘肅省榆中縣人民法院判決：（1）被告人劉帆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5萬元。（2）扣押在案的位于蘭州安寧陽光怡園小區B3層H區032號車庫，依法沒收，上繳國庫。（3）剩余贓款，繼續追繳，上繳國庫。

2019年9月2日，甘肅省永登縣人民法院判決：（1）被告人朱萬潤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2）扣押贓款人民幣100000元，由扣押機關依法處理。

2019年10月29日，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9年12月6日，甘肅省律師協會經懲戒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討論并表決，決定給予朱萬潤取消律師協會會員資格的處分，決定給予石金星取消律師協會會員資格的處分。

2019年11月18日，甘肅省蘭州市安寧區人民法院判決：（1）被告人李玉璧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2）扣押贓款人民幣100000元，由扣押機關依法處理。

三、評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之一條規定了枉法仲裁罪，該罪的主體是“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毫無疑問包含仲裁員。當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時，將構成枉法仲裁罪。仲裁員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往往受利益驅動，仲裁員在枉法仲裁的同時可能存在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當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達到6萬元及以上時，仲裁員將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仲裁員在仲裁活動中可能單獨構成枉法仲裁罪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也可能同時構成兩項犯罪：若仲裁員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且情節嚴重，但未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或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的金額低于6萬元，則僅構成枉法仲裁罪。若仲裁員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的金額不低于6萬元，但未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或者雖然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但情節不嚴重，則僅構成枉法仲裁罪。若仲裁員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且情節嚴重，且索要或收受他人財物的金額不低于6萬元，則同時構成枉法仲裁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在前述第一個案件中，原審法院將仲裁員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并據此認為仲裁員收受他人財物5.3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向仲裁員行賄的代理律師構成行賄罪。上訴法院推翻了原審法院的此項認定，確認兼職仲裁員的身份不應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亦不應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具有受賄罪的主體身份。兼職仲裁員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體要件，但在該案中，涉案仲裁員收受財物的金額為5.3萬元，未達到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即數額較大，不低于6萬元，故不構成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在前述第二個案件中，三名涉案仲裁員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受賄賂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除同為蘭州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之外，首席仲裁員石金星為甘肅金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共同仲裁員朱萬潤為甘肅銅城律師事務所主任，甘肅省律師協會監事長、曾任副會長。共同仲裁員李玉璧擔任西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處副處長、法學院教授、蘭州市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涉案仲裁秘書劉帆是蘭州仲裁委員會秘書，在案發期間臨時擔任蘭州仲裁委員會秘書處案件審理部負責人，為國家工作人員，其收受賄賂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這四人可謂是“行業翹楚”，本應以身作則，公平、公正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卻因私欲一同落網。這也給仲裁領域的同行們敲響了警鐘，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無論是仲裁員還是仲裁案件的輔助人員，都應當有基本職業道德，在仲裁過程中恪守職業操守，更不能存僥幸心理，踐踏法律的尊嚴，從事仲裁工作的仲裁員、代理律師、仲裁秘書要引以為戒。

張振安

上海市協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仲裁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業務方向：涉外仲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爭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