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雖事出有因、網絡披露的信息客觀、發(fā)布的視頻也真實，然而不當網絡發(fā)布、甚至帶有侮辱性色彩煽動網民情緒，導致網暴、被害人自殺的嚴重后果，也會引發(fā)刑事責任。2018年的“女醫(yī)生遭網暴自殺案”（以下簡稱“本案”）就是典型的案例；2019年檢察機關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就本案提起公訴，2021年8月6日法院做出一審刑事判決，涉案人員均被以侮辱罪追究刑責。目前本案的刑事判決還未公開，但是綿竹市人民法院在微信公眾號上就本案發(fā)布的“公開宣判”和“說明”[1]，本文擬從實體罪名的變化、公訴程序在自訴罪名上的適用等問題來對本案判決做一些探討分析，以此來提醒大家網絡空間非法外之地，即便發(fā)布真實信息，也要謹言慎行！
一、本案事實、庭審程序及判決結果
1.依法認定的事實
歸納法院官微發(fā)布的本案事實：2018年8月20日，被告人常某一之子在游泳館游泳時和安某某發(fā)生身體碰撞，常某一之子朝安某某游走方向做出吐口水動作，安某某丈夫喬某某看見后撲向常某一之子，將其頭部按入水中，后打了一耳光，并予以訓斥。繼而，聞訊趕來的常某一與喬、安二人在泳池旁發(fā)生爭執(zhí)，后又與安某某在女更衣室產生肢體沖突。公安民警出警調解未果。
次日上午，常某一等人至喬某某所在單位反映情況，要求處理喬某某。常某一在喬某某單位公示欄拍攝喬某某的姓名、單位職務、免冠照片等公示內容。下午，常某一等人前往安某某單位反映情況，要求處理安某某。因找安某某未果，便針對安某某進行辱罵，引發(fā)群眾圍觀。常某一通過安某某所在醫(yī)院微信公眾號獲取安某某的姓名、單位、職務、免冠照片截圖。
同年21日至23日，三名被告人將獲取的喬某某為公務員、安某某為兒科醫(yī)生等個人信息與游泳池視頻關聯，配注帶有明顯負面貶損、侮辱色彩的標題，分別通過微信、微博等方式推送給他人及媒體記者進行爆料，并通過網絡發(fā)布情緒性、侮辱性標題貼文和評論，引導網民對喬某某、安某某詆毀、謾罵。8月22日至25日，涉及喬某某、安某某的游泳池沖突情況被多家媒體大量報道、轉載，引發(fā)廣大網民對喬某某、安某某詆毀、謾罵。在此期間，喬某某、安某某通過他人與常某一聯系協商解決未果。8月25日，安某某服藥自殺，經搶救無效死亡。
2.庭審程序
法院官微并沒有明確披露具體的庭審程序，但根據其發(fā)布的“公開宣判”和“說明”，可知的信息如下：① 本案是由綿竹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罪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② 法院于2019年7月1日受理本案，由3名員額法官、4名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③合議庭充分聽取控辯雙方、被害人及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由此可見，本案適用的是一審公訴案件程序（而非自訴案件程序），組成了7人合議庭審理。
3.判決結果
2021年8月6日，綿竹市人民法院就本案依法恢復法庭審理并公開宣判，以三被告人犯侮辱罪判處：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常某二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孫某某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二、公訴罪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并非判決罪名的原因
媒體報道披露“事發(fā)后，女醫(yī)生丈夫喬某選擇報警，追究涉事少年三名家屬泄露他和妻子隱私的責任”[2]，檢察機關起訴的罪名也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而判決罪名卻是侮辱罪，原因在何？目前本案的判決書并未公開，但是基于法院官微披露的宣判內容，我們認為：
1.本案雖涉及公民個人信息，但系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例外
本案事實中所涉的個人信息主要體現在“喬某某的姓名、單位職務、免冠照片；安某某的姓名、單位、職務、免冠照片”，而被告人互聯網上發(fā)布的個人信息主要為“喬某某為公務員、安某某為兒科醫(yī)生等”。
根據2017年5月8日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之規(guī)定“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為公民個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等”，故，前述本案中的個人信息是符合《解釋》中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的。
我們認為，本案事實所涉?zhèn)€人信息雖然在形式上符合《解釋》中的公民個人信息，但系刑法所保護的例外，關鍵在于其來源于單位對外的公開信息。雖然該信息中包含了自然人姓名、職務等，但系單位在日常工作中主動對外公開的相關單位信息，是單位處于其正常運營所做出的公開行為。如國家機關公示欄內的信息，必然是依據相關規(guī)定要求公示公務員的姓名、職務、照片等；而醫(yī)院官微上的醫(yī)生姓名、科室、照片等也是醫(yī)院出于經營所需而對外公布。從刑法法益保護角度分析，當個人姓名等信息根據過國家有關規(guī)定或者經營需要以公示欄或者在互聯網公開時，是個人所屬單位為了符合相關規(guī)定或者為經營需要選擇將自然人信息從屬于單位信息。如果限制該信息的流轉、使用，反而與該信息公開的目的相違背，因此對于該部分自然人信息刑法并無介入保護的必要。對于此點，司法實踐中已有明確判例，明確企業(yè)根據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或為經營所需而公開的企業(yè)信息，即使包含了個人姓名、聯系方式，亦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3]
2.本案被告人在互聯網發(fā)布個人信息是否具有“未經被收集者同意” 的非法性
《解釋》第三條規(guī)定“通過信息網絡發(fā)布公民個人信息的……未經被收集者同意，將合法收集的公民個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均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guī)定的提供公民個人信息”。
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構罪的前提本質上是非法性問題，也就是違反國家有關規(guī)定而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個人信息。在本案中，表面上看，三名被告人在公開途徑獲取被害人信息后將個人信息在網絡上發(fā)布，并沒有征得被害人同意；然而如前所述，本案中的個人信息是來源于被害人單位對外的公開信息。對于個人而言，個人是為單位讓渡、犧牲了部分公民個人信息的利益，個人對其相關信息會被擴散和周知應該有所認識并同意該信息向社會公開，公眾可以自由查詢，對該類信息合法合理的利用屬于公眾合理的期待范圍。[4]雖然本案被告人是是非法利用了該等信息，但并不等同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未經被收集者同意的”非法性；而應結合其非法利用行為和侵犯的法益來評價具體罪名，這也是本案最終以侮辱罪判決的原因，具體以侮辱罪定罪理由可以詳見綿竹市人民法院就本案所做的說明。
三、一審公訴案件直接以自訴罪名判處的可能性
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罪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而判決罪名為“侮辱罪”。根據《刑法》第246條之規(guī)定，侮辱罪是“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換而言之，侮辱罪一般情況下為親告罪，也稱為自訴罪名，是需要當事人自己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法院受理后審理程序也是按照自訴案件程序進行的。而根據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第295條第一款第九項之規(guī)定“對第一審公訴案件，人民法院審理后，屬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應當裁定終止審理，并告知被害人有權提起自訴”。由此可見，一般情況下，公訴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發(fā)現系自訴案件，法院是應當裁定中止審理的，是不可以直接以自訴罪名進行判決的。
但是從法院官方發(fā)布的信息來看，本案最終是公訴程序進行，以自訴罪名宣判。可能性有嗎？有的。
正如刑法所規(guī)定的，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侮辱罪是可以作為公訴案件處理的。顯然，本案不存在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情況，那么如何看待是否存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況呢？參照2013年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事實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誹謗等刑事案件解釋》）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具體情形，其中有一項為“引發(fā)公共秩序混亂的”。本案中，從依法認定的事實可以看出三名被告人的行為“引發(fā)廣大網民對喬某某、安某某詆毀、謾罵”，法院認為三名被告人“利用信息網絡平臺煽動網絡暴力公然侮辱他人”。我們認為，公共秩序既包括線下現實生活中的秩序也包括網絡上的秩序，對于本案被告人行為所引發(fā)的廣大網民的網絡暴力，其危害性是可以等同于現實生活中公共秩序的嚴重危害。所以，最終法院以自訴罪名判決，并無不妥。
四、基層一審案件的七人合議制度
實踐中，基層一審刑事案件常見的合議庭組成結構為三人，少見七人合議庭。根據《刑訴法解釋》第213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七人合議庭進行的情形為：“（一）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且社會影響重大的；（二）涉及征地拆遷、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且社會影響重大的；（三）其他社會影響重大的”。本案顯然不屬于（一）和（二）項，系第（三）項“其他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那么本案屬于其他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的判斷依據是什么呢？是最終導致了安某某的自殺身亡？
我們認為本案并非因安某某自殺身亡的結果導致本案屬于其他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因為侮辱罪和誹謗罪均規(guī)定在《刑法》第246條中，只有達到情節(jié)嚴重才可以入罪，所以參考《誹謗等刑事案件解釋》第二條之規(guī)定，“造成被害人自殺嚴重后果的”應當為情節(jié)嚴重，作為入罪標準之一。
故，我們認為本案屬于其他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應類比《刑訴法解釋》第213條第二款第（二）項，因為第（一）項屬于法定刑較高的重罪案件，而侮辱罪法定刑為三年以下的輕罪，不具備可比性。從第（二）項來看，涉及的案件都具有影響面較廣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公共性，那么以此來類比影響的重大性，也可以看出本案對于公共秩序的危害性。正是三名被告人不當的行為引發(fā)了廣大網民的網絡暴力，危害了網絡空間的公共秩序，最終導致了被害人的自殺身亡。
最后，引用綿竹市人民法院就本案說明中的原話提醒大家——“網絡空間并非法外之地，網絡言論也必須依法而行。即使是真實事件，但煽動網絡暴力，故意貶損他人人格、損毀他人名譽，也可能觸犯刑法，被追究刑事責任”！[5]
[1] 詳見“綿竹市人民法院”公眾號2021年8月6日發(fā)布的“綿竹市人民法院審理常某一、常某二、孫某某犯侮辱罪一案公開宣判”和“綿竹市人民法院關于常某一、常某二、孫某某犯侮辱罪一案的說明”，https://mp.weixin.qq.com/s/ma13S_lrZ7zp7Xo0E9y7LQ 。
[2] 引用于“刑事法律圈“公眾號2021年8月7日發(fā)布的” 女醫(yī)生遭網暴自殺案宣判：3人因侮辱罪獲刑（法條+說明）”，https://mp.weixin.qq.com/s/6s6d-2VvsBamZd5zqEEYgw 。
[3] 被告人李某自2016年起，在網上通過QQ、微信等方式向他人販賣公民個人信息。2017年3月，劉某、黃某向李某購買公民個人信息用于犯罪，李某向此二人販賣公民個人信息777313條，在繳獲的李某的電腦內查獲167354條公民個人信息。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出售的信息中含有公司名稱、法定代表人姓名、手機號碼、公司地址、經營范圍、注冊資金、所屬行業(yè)、企業(yè)類型等，屬于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該類信息屬于公民個人信息。被告人未經被收集者同意，將合法收集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給他人，情節(jié)特別嚴重，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告人構成坦白，可從輕處罰。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企業(yè)根據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或為經營所需而公開的企業(yè)信息，即使包含了個人姓名、聯系方式，亦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原審認定該類信息屬公民個人信息有誤。本案被告人使用計算機軟件收集信息，該軟件是否具備非法竊取功能并未查明，導致查獲的個人信息是否均為企業(yè)公開信息的事實不清。遂以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
[4] 引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2018年6月27日發(fā)布的“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例外”，https://mp.weixin.qq.com/s/oQOz4HDXlx4SCuoL-NgjPg
[5] 由于本案的判決書還未公開，本案探討的問題均系根據綿竹市人民法院發(fā)布的相關信息進行探討，實際情況以判決書為準。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