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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票據進行轉貼現是商業銀行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普遍手段。近年來，出現了大量以商業匯票為貼現票據的涉及多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多鏈條商票轉貼現糾紛，而與該等票據法律關系平行的往往伴隨著多起相關聯的合同糾紛。該等交易一旦出現風險事件后，參與貼現和轉貼現的金融機構，就如同鐵索連環之下的曹舟互相牽絆，難以脫身。因此，如何順利解套、避免損失，已成為每一個金融機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我們根據近期辦理多起票據業務爭議案件的實戰經驗，以及對《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相關規定的解讀，分享下我們的理解和思考。
一、主張權利時，金融機構應該選合同權利還是票據權利？
選票據還是選合同，這是一個問題嗎？從訴訟角度而言，選擇票據權利，可以不問原因的同時向背書人、出票人以及匯票的其他債務人行使追索權；而選擇合同權利，基于合同相對性，其實只能向票據的交易前手主張合同權利。這么一比較，似乎誰都知道應該選“票據權利”，但真實的世界，會如此簡單嗎？
商票轉貼現業務鏈條中，金融機構背書以后，票據信用相當于完成了從“商票”到“銀票”的華麗轉身。這種情況下，出現“兌付不能”往往就意味著不同尋常，甚至有環節涉及刑事犯罪。此時，案件可能會因涉及刑事（九民紀要第105條）、交易相對方未履行背書義務（票據法第61條）、簽章被偽造（票據規定第66條）等原因，而面臨程序中止、無法行使票據權利、票據權利不被支持的諸多風險。
因此，當金融機構以原告身份提起訴訟時，“票據權利”還是“合同權利”將不再是一個偽命題，而是一個靈魂拷問！我們認為，若票據本身存在瑕疵，甚至在鏈條的其他環節存在偽造背書的情況，這時，以更能反映當事人真實意思的合同做為請求權基礎，可能是更為穩妥的選擇。
二、什么是票據糾紛中的“真實意思表示”？
《九民紀要》前言部分強調，“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因此，多鏈條的票據糾紛中，無論選擇合同權利（九民紀要第102條）還是票據權利（九民紀要第103條），案涉業務的“真實意思”無疑成為雙方當事人爭奪的焦點。但較為遺憾的是，紀要中卻對甄別“意思表示”的裁判標準語焉不詳。因此，本文力圖從證據的證明效力、現有司法判例等幾個維度來幫助讀者共同探究和理解“真實意思表示”的舉證責任：
(1) 存在直接證據能夠證明的情況：在表面票據轉貼現合同之外，存在另外的“陰陽協議”，或者通過刑事偵查程序，交易各方對真實合同關系進行了共同確認，此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直接的書面證據確認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 [1]
(2) 通過形式證據完成推定的情況：若多鏈條融資模式中存在“清單交易”、“封包交易”交易模式，因缺乏真實的基礎法律關系或貿易背景，票據根本不在金融機構之間流通的，據此要求承擔合同責任或票據責任的，不予支持。 [2]
(3) 通過過程跡象推定的分析意見：九民紀要將不見票、不交付、倒打款此類不符合正常轉貼現交易順序的情況，判定金融機構之間無轉貼現真實意思表示，據此確定主張票據權利不成立（九民紀要第103條）。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中，也存在即使出現不正常轉貼現現象，仍要求相對人承擔付款責任的情況 [3] ；同時，就存在前述不正常交易順序的情況是否可以作為推定102條合同責任項下的雙方“真實交易關系”，并免除相對方的合同責任，九民紀要也未做闡明。因此，關于這一點上的判別，目前尚無明確結論。
由此可見，對于可以通過書面證據形式推論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法律責任的適用明確而清晰，但若僅存在些業務慣例中的部分“表象”，是否可就此推定交易雙方的“真實交易關系”，可能還需要有待于進一步的司法解釋或最高人民法院更多的判例來給出結論！
三、全鏈條參與方納入審判是否存在適用的前提條件？
最后，不得不說的是104條，作為票據糾紛這一專章中如此與眾不同的條文：首先，該條打破了102條“合同權利”和103條“票據權利”的法律關系界線，不再討論訴請的請求權基礎；其次，該條一旦被適用，不再考慮原告的請求權基礎和具體訴請內容，規定人民法院須將整個交易鏈條中的所有參與方納入一個案件的訴訟程序中；最后，該條也不再探究“真實意思表示”，而是直接以損害賠償進行責任切割。正因為該條如此“霸道”，其適用應當自有其“分寸”：
(1) 從文義解釋看：104條開宗名義，將“在村鎮銀行、農信社等作為直貼行”，……“開展以商業承兌匯票為基礎的清單交易、封包交易引發的糾紛案件”，作為了該條的適用前提；
(2) 從編撰體系看：因為103條本身明確的就是“票據清單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據權利”，同時104條中當然也會存在102條“轉貼現協議”的情形，因此，若104條的適用不存在前提，則102條、103條的規定將毫無必要，104條可以直接進行全覆蓋式的適用；
(3) 從法理邏輯看：合同相對性原則是整個合同法領域的基石原則，是保證整個合同交易穩定、有序的基礎，如果相對性原則被隨意突破，必然將造成社會交易的失序和不穩定性，因此，104條所內含的衡平原則必然應受到適用范圍的限制；
(4) 從司法審判角度看：將票據業務中的所有參與方納入到一個民事訴訟程序中，已經違背了“司法克制主義”，還間接剝奪了部分金融機構的訴權，以及業務過程中，倆倆之間所形成的“真實意思表示”?；蛟S，這種處理方式，可能有助于“實現糾紛的一次性解決”，但在實操層面，尤其是執行程序中可能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各方實體權利的損害。
由此可見，104條所確立的一刀切的裁判方式，應當是建立在相應適用范圍之內的。故此，金融機構在面對多鏈條的票據糾紛中，應當首要考慮自己在交易環節中的角色地位，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具體交易背景和關聯案件的牽連情況，考慮如何主張適用或排除104條的規定。
綜上所述，針對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的多鏈條票據糾紛爭議，我們提供如下三點建議以供參考：
1、 如果不能做到“打鐵還要自身硬”，選擇“合同權利”相比“票據權利”更靠譜；
2、 金融機構應合理使用訴訟策略尋找交易過程中的“證據”，以還原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3、 角色決定思路，金融機構應根據自己在票據交易鏈條中的地位，決定對九民紀要104條的使用和理解。
[1] （2019）魯民初100號、（2017）京民終309號等系列案件
[2] （2018）最高法民終1322號
[3] （2017）最高法民終223號、（2018）最高法民申717號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