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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守護未成年演員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電影《默殺》觀后感

2025年第02期    作者:溫會會    閱讀 575 次

作為演員，會在不同類型的劇情中擔任角色。未成年演藝人員在參演過程中可能會面對驚悚、恐怖、血腥的場景，受到巨大的精神沖擊甚至是傷害。但是作為未成年人，他們的心理調適和自我康復能力與成年人有明顯差異，應當受到特別地保護。《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未成年人節目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演藝行業的法律規定和行業規定卻對未成年人演藝人員的身心健康保護缺乏更為細致地規定，需要法律進一步的完善，同時在操作層面通過行業自律、導演和工作人員的講解保護、心理專家的深入介入等減少和避免傷害。

一、未成年人參演影片可能受到精神沖擊和傷害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這是筆者看完電影《默殺》的第一感受。“雪花”有無數片，有欺凌者、有受害者、更有旁觀者，而受害者的扮演者也是其中的一片。         

近幾年，關于校園欺凌題材的電影越來越多，校園欺凌通常是指在學校環境中，學生之間發生的以暴力、威脅、侮辱等方式對同學身心造成傷害的行為。校園欺凌行為作為一種惡意的攻擊行為，對欺凌者、受害者、旁觀者，甚至是扮演受害者的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都有著重大沖擊。

與直接的暴力侵害相比，未成年演藝人員在扮演受害者時，因劇本要求而長時間直面演繹出的極端惡性暴力場景，其所呈現的被欺凌行為，對這些小演員心靈所造成的潛在傷害往往更為嚴重。

在這部熱映影視劇中，我們肉眼可見的是未成年演藝人員在劇情的需要下，手臂張開后身體被貼（粘）墻壁、被刷柄塞嘴、被“膠水”封嘴……我們觀眾看到的僅是短短的幾分鐘鏡頭，而未成年演藝人員在拍這場被霸凌的戲時可能需要拍攝幾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在這長達數（十）小時的壓抑、委屈、絕望的角色情境中，未成年演藝人員完全脫離了自己。而在宣傳這部影視劇的活動現場，小演員談出演角色的感受時說：“殺青那天我一直在哭。”扮演媽媽的成年演員稱，在演被霸凌的戲時“她委屈到哭了”。

對于未成年演藝人員是否會因拍攝這部電影產生應激相關障礙、是否存在精神運動性興奮，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不得而知，但筆者根據小演員的自述和其他演員的陳述，可以確定的是：小演員在拍攝這場戲及殺青時，身心必定存在著異乎尋常的精神沖擊。這種入戲太深的經歷是否會對小演員未來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不僅作為觀眾的我們無法在現在作出推斷，即便是小演員自己也無法在短期內得出明確的結論。

二、未成年演藝人員的身心健康受損應當引起關注和重視

或許《默殺》的電影情節并不必然會導致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受損，但當我們回看多年前的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時，電影中的小演員因劇情需要演繹內向、沉默的少年的角色，過早地感受到“自己”殺人時的狀態，過早地面對別人的“真實死亡”，這部電影的體驗讓小演員難以從角色中抽離，致使他感覺自己真的造成了他人的死亡，即便在電影殺青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一角色仍然深刻影響了小演員的個性和行為，這種罪惡感造成了小演員性格的突變，這部影片讓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變成了一個內斂、沉默的敏感少年。

演藝人員在拍戲時往往會將真情實感代入戲中，導致短期內無法將自己和角色剝離開，成年演藝人員尚會因入戲太深而導致身心出現嚴重問題，而作為未成年演藝人員，他們的價值觀尚不健全，教育程度、智力水平遠遠不如成年演藝人員，倘若在拍攝一些挑戰人性底線的極度暴力、血腥、恐怖的劇情時，不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過早地讓他們體驗強烈的、可能會造成心理創傷的事件，將會導致一些未成年演藝人員生理、心理發育無法跟上，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這些因劇本需要演繹出來的事件嚴重損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未成年人的體面和尊嚴，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規定“不得利用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作為廣告代言人”；《未成年人節目管理規定》規定“節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對未成年人進行品行、道德方面的測試”。之所以出臺這些規定，我國立法的初衷要保護的不僅僅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更多的也是從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角度去考慮從而完善立法，但這些“點到之止”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做到真正意義上的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  

我國現行有效法律共有303部，有關未成年人的法律規定除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外，還有《義務教育法》和《民法典》的相關規定，《民法典》雖然與《未保法》進行了有效銜接，但有關未成年演藝人員合法權益特別是心理健康的有效保護仍然存在較大層面的缺失。在2020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時，為保障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合法權益，雖然增加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動”的規定，這一條款也提到了監護人與活動組織者的責任，但哪些活動是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表演活動？這些表演活動的尺度如何來界定？有什么懲治措施？這些內容均存在法律空白。如果嚴格按《未保法》的規定，相關劇組在拍攝極端暴力或血腥的劇情時，均應本著保護未成年人演藝人員的身心健康的原則，不可越過雷池半步。

三、關注未成年人演藝人員心理健康的法律制度和行業規范應當進一步完善

隨著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未成年演藝人員的需求與日俱增，而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有關未成年演藝行業既沒有專業的法律法規，也沒有具體的行業規范來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

那么，在未成年人保護日趨完善的今天，有沒有可能盡快建立健全有效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參演影視劇時心理健康的法律法規或行業規范？侵犯未成年演藝人員心理健康表演認定的標準和程序又是什么樣的？筆者相信，這是所有小演員父母更是整個社會所關心、關注的痛點和難點。

筆者見到過國內很多涉及小演員的影視劇作，但鮮少見到專業心理咨詢師或心理醫生到片場給未成年演藝人員進行心理引導與疏導的新聞報道。韓國在拍攝電影《素媛》時，劇組曾特意聘請了專業的心理輔導師到拍攝現場，以確保未成年演藝人員在心理上能順利應對電影中的情節。美國在電影拍攝完后，有通過電影分級的相關規定來保護小演員的身心健康，即便是參演影視劇的小演員，在未達一定年齡前也無法看到自己參演的限制級影片。這些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身心健康的類似措施在部分發達國家已施行多年，我國有關未成年人的立法已日趨完善，故而更應該借鑒甚至出臺較為全面和規范性的法律或管理規定，從而有效地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不受侵擾。

當前青少年學生抑郁、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各級主體責任亟待強化。因此，在未成年演藝人員出演不少高分影視劇的現今，建立健全有效保護未成年演藝人員參演影視劇心理健康的法律法規或行業規范不應該僅作紙面上的呼吁，更與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有效、有力保護相輔相成。未成年人群體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長關系到家庭的幸福、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而未成年人因身心未完全成熟，我們不僅要保護未成年人看得見的權利，那些存在后勁的、暫時看不到的未成年演藝人員的心理健康也需要得到法律的特殊關注與保護。

阿德勒說：“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未成年演藝人員在這個時期因劇本需要所經歷的快樂或痛苦、所遭受的委屈或絕望，都會對他們后期的成長產生深遠的影響。很多人的內心深處有著潛藏的心理隱疾，之所以有的人會發作被診斷出心理障礙，是因為它恰巧被某些刺激性事件激發。所以當未成年演藝人員在演繹一些極端暴力或血腥的、容易產生相關應激障礙的劇情時或之后，我們有責任從法律法規或行業規范上讓未成年演藝人員接受心理醫生的支持性心理治療或心理咨詢師的支持性心理安撫，用分析、解釋、鼓勵的方法幫助小演員們盡快走出角色，以便最大程度地減少角色給他們帶來的負面影響。

帶著演員光環的未成年人雖然有著無與倫比的美麗，但每一位孩子的成長也需要按部就班，更需要全社會的呵護與守護，未成年人演藝人員的心理成長空間，需要家庭、劇組、社會共同來營造，讓花成花，讓樹成樹，把孩子還給孩子，才是影視創作的最高境界。

借用《默殺》電影的情節與影評，筆者想說，孩子不說話，是默；母親回避事實，是默；學校掩蓋真相，是默。而視而不見未成年演藝群體的心理健康，亦是默。

溫會會

上海勝康律師事務所律師，上海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12355青少年服務臺心理咨詢師、律師、講師

專業方向：民商事、建設工程與房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