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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回眸

2015年第11期    作者: 葉杭生    閱讀 6,960 次

葉杭生：上海市廣庭律師事務所主任，曾被評為上海市首屆"十佳優秀刑事辯護人"，上海市優秀律師，中華全國優秀律師，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統先進個人。上海市第三屆"東方大律師"。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老三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這一代人所經歷的艱辛和磨礪是前人所沒有，后人也無法理解的。他們基本上是新中國的同齡人，在長身體的歲月，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在長知識的時候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找工作的年代趕上了上山下鄉。回城不久，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剛成家立業，又面臨著下崗待業。我是六八屆初中畢業的，也是其中的一員，唯一慶幸的是，沒輪到下崗待業。

 1978年3月的一個下午，一列從杭州開來的普通列車停靠在上海，一個瘦弱的身影，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卡其布中山裝，手里提著行李鋪蓋，隨著潮水般的人群，走出了上海老北站。我抬頭望了望天空，一片藍天白云，10年的農村生活就這樣結束了，最終還是因為母親提前辦了病退手續，才讓我頂替回到了上海。

 雖然離開了錢塘江邊的那片鹽堿地，但是，那里留下了我10年的青春回憶，17歲到27歲，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段。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大標語下，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語錄牌前，在炎炎的烈日下，低頭插秧；在凜冽的寒風中赤腳挑河泥；眼看著周圍一起下鄉的青年，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有的因晚上聽國外廣播，有的因唱樣板戲，改編了其中的臺詞，眼看他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掛上牛鬼蛇神的牌子上臺批斗。這一幕幕的場景總是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以至于在回城后的十幾年里，還常常能夢見，醒來后還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回到了城里。

 頂替回城后，在紡織系統的一家機械廠當了一名鉗工，雖然車間里的工作條件并不好，但與農村的生活相比，我已經覺得有天壤之別了。每當氣溫達到35攝氏度以上，食堂里就會送來綠豆湯、冷飲，幫助降溫，高溫時，中午還可以休息幾個小時。同樣三伏天在農村插秧，背著二十幾公斤重的藥水包打農藥，渴了，只能用梅干菜泡的開水來補充鹽分，在田頭昏倒了可以抬到樹蔭下休息片刻，醒了還得繼續干活，一個人任務完不成，會影響一個班、一個排的生產指標。

 這些對往事的回憶成了我努力工作的動力，不久，領導就安排我擔任機修工，后來又當上了車間檢驗員。再后來發生的一件事，最終改變了我的命運。有一天，廠里教育科通知我去補習文化課，并要求從初中課程開始，我對他們講我從學校畢業時拿過初中文憑，教育科的師傅說你是六八屆初中生，你們的初中文憑國家不承認，必須從初一開始補習。我的情緒一下子落到了冰點，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知識青年”被人叫了十多年，到頭來只有小學生的學歷，離文盲只有一步之遙。事實上，當年和我一樣頂替回城的知識青年中，既沒文化又沒知識的又何止我一個。從那時起，我就暗自下了決心，一定要把文憑補上，要把失去的10年給奪回來。

 從此以后，每天一下班，我就躲在廠里臨時安排的宿舍，一個只有4平方米大的三層閣樓，其中能站直身體的不足2平方米，每天讀書到深夜，困了，用冷水洗把臉，餓了，上街吃碗餛飩。唯一陪伴我的是一架老式的收音機，里面播放著我喜愛的蘇州評彈，直到現在蘇州評彈成了我一生的愛好。

 我們這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怕吃苦和超乎常人的毅力。這是上山下鄉留給我們唯一的財富，古人常以“十年寒窗”來形容讀書的艱辛，我用了15年的時間，最終取得了2張文憑，華政的法律本科和上大國際商學院的外貿專業，在離開工廠之前，我已經被調到廠里職工學校，當了一名教師。

 1984年上半年，正值全國開展“嚴打”，我被借調到某區法院，以陪審員的名義實際干的卻是審判員的工作。離開以后，1985年我終于當上了一名律師，我非常珍惜這份職業，因為對我而言，是多么的來之不易。憑著對這份職業的執著和熱愛，1989年，執業不滿5年的我，因為成功辦理了多起無罪辯護案例，被上海市司法局評為首屆“上海市十佳優秀刑事辯護律師”。從業以后我先后被評選為“中華全國優秀律師”、“上海市優秀律師”、“上海市司法系統先進個人”、第三屆“東方大律師”。2008年我評上了一級律師，后來又被聘為上海市律師、公證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

所有得到的一切，我以為主要應當歸功于社會，是改革開放和社會的發展給我們這一代人提供了機會，我一直把律師工作當作一份事業，而不僅僅是一個職業，一種謀生手段。我認為每一名律師都要承擔起一份社會責任，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建設法治國家而作出奉獻。

我非常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國辦所工作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以后，所里的同事都在一起討論案子，學習新法規和司法解釋，有時大家會因觀點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但沒有人談論我今天收了多少律師費。因為那時候收費標準是統一的，辦一件案子只有幾元錢的獎金，想做律師的人沒有一個是奔著掙錢來的。那時候的律師，似乎比現在更受到社會的尊重。

雖然自己在執業的道路上，特別是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也遇到過不少挫折，因為作無罪辯護，差點被有關部門“通報”，但最后在司法行政部門和市律協的支持下，通過自己的努力，最終取得了一些成績，成功地辦理了多起無罪辯護案件，在為銀行、企業擔任法律顧問和訴訟代理人期間，幫助他們挽回了大量的經濟損失。

每當我看到當事人因為自己的努力工作，維護了他們的合法權益，使他們重新獲得了人身自由，為他們挽回了經濟損失，那種職業的自豪感和喜悅之情，是用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商品經濟的沖擊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對律師的執業理念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律師隊伍中有些人完全是用做生意的理念和手段來從事律師工作，我在市律協紀律委員會工作的這幾年，親眼目睹了有的同行為了掙錢，不惜自毀聲譽，違反了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有的甚至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給律師的整體社會形象帶來了不良影響。現在評判律師的標準是，誰業務做得大，誰掙錢多，就是好律師，大律師。這也是造成現在這種現象的根源之一。這種評判標準和價值觀如果不改變，將會給律師事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

今年是我執業30周年，我們這批人可以算是“文革”后恢復律師制度的第一代律師，其中老一輩的如李國機、鄭傳本、石鐘祥等已經離我們而去。當年我做律師時全市執業律師只有二百名左右，現在已經發展到將近兩萬名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現在的年輕律師，無論是學歷，知識面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了老一代的律師。律師事業的發展，依法治國的重任，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的身上。作為一名老律師，希望上海的律師隊伍，在市司法局和市律師協會的指導下，永遠走在全國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