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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覽的定義
中國的展覽業，從早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種“訂貨會”、“交易會”、百姓喜聞樂見的“展銷會”，發展到現在的各種專業型展會，如上海的國際汽車展、動漫展等，經歷了極大的發展，2010年在上海召開的世博會更是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據調查顯示，至2011年全國各城市中辦展總數位列前三的分別為上海674場，北京486場，重慶475場。展覽業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經貿、文化的交流，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那么，究竟什么是“展覽”呢？
從文義理解上，《現代漢語詞典（2002增補本）》中對“展覽”的定義為“陳列出來供人觀看。”
從法律定義的角度來看，在國際法方面，《國際展覽公約》第一條規定：“展覽是一種展示，無論名稱如何，其宗旨均在于教育大眾。它可以展示人類所掌握的滿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現人類在某一個或多個領域經過奮斗所取得的進步，或展望發展前景。當有一個以上的國家參加時，展覽即為國際性展覽。”；在國內法方面，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關于展覽活動的法律法規，但各部委、各地方政府關于展覽所頒布的規章、政策卻十分繁多，其中對各種各樣的展覽活動作出了五花八門的定義和規定。以下例舉部分：
2001年信息產業部頒布的《信息產業部展覽管理暫行規定》中規定：“本辦法所涉及的展覽，是指以信息產業部名義主辦（含聯合主辦）、支持、贊助的在國外舉辦的展覽會、博覽會、交易會，以及國際性會議附設的1000（含）平方米以上的展覽、展示會等。”
200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頒布的《上海市展覽業管理辦法》中規定：“本辦法所稱展覽，是指舉辦單位（包括主辦單位和承辦單位）以招展方式在固定的場館及預定時期內舉辦，通過物品、技術或者服務的展示，進行信息交流，促進科技、貿易發展的商業性活動。”
2006年商務部頒布的《商務部舉辦展覽會管理辦法(試行)》中規定：“本辦法所稱展覽會是指在境內舉辦的經濟技術貿易及投資領域的博覽會、展覽會、洽談會、交易會、采購會等。”
筆者認為：在上述定義中，《上海市展覽業管理辦法》對“展覽”的定義較為適當，其突破了以往“展銷會”、“洽談會”、“展覽會”、“交易會”、“博覽會”等列舉式定義的局限，并去除了行政部門主導的色彩，著重突出了各類展覽活動的共性特點，符合目前展覽活動以信息交流為主要目的、內容和功能多元化的趨勢。但該辦法排除了“非營利性的展示活動”以及“以現場銷售為主的展銷活動”的適用。筆者認為：展覽活動內容豐富多樣，“非營利性的展示活動”、“以現場銷售為主的展銷活動”與一般展覽活動的界限并不十分明顯，此等排除并無必要。
二、我國展覽市場目前制度空缺與不足
與前述展覽市場的蓬勃發展相比，我國關于展覽業的制度建設顯得十分滯后，主要存在如下的問題：
（一）多頭管理，權責不明
由于展覽活動的綜合性，涉及到各行政機關的管轄范圍。如《上海市展覽業管理辦法》中對“管理部門”做了這樣的規定（第五條）：“上海市商務委員會負責對本市展覽業的規范與發展進行統籌規劃與協調。經濟、工商、科技、教育、公安、旅游、知識產權等有關行政管理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展覽業相關管理工作。”
可見，目前展覽活動并沒有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進行管理，各職能部門權責不明，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而事實上，各行業的主管部門、地方政府還訂立了本部門或行政區域內展覽活動的規章和政策。這些規章和政策間有交叉、重復、沖突，又有盲點，使展覽市場的參與者眼花繚亂，無所適從。當下，展覽活動協調者往往由行業協會擔任，但由于行業協會僅為自律性組織，并無法定職權，無法實際、有效地解決問題。
（二）展覽信息公示不充分，導致假展、騙展現象的發生
目前，我國各地均無官方的展會信息公示平臺，導致很多參展商在接到招展邀請時不知從何處核實該展會的信息。盡管有很多地方規定了展會信息的備案登記制度，但由于前述的多頭管理和權責不明問題，備案單位無法掌握完整的展會信息，也無發布信息的法定職責。一些人就利用了這樣的信息不透明和不對等，假借招展之名騙取參展費后卷款潛逃，或假借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或一些社會信譽度較高的企業名義招展、虛構不實的展出場地信息來夸大展會檔次，均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惡劣的影響，從而引發群體性糾紛。
（三）辦展單位良莠不齊，辦展水平差異較大，市場發展無序
展覽活動涉及場地安全、群體服務和管理、現場糾紛的處理和解決，涉及面廣內容復雜，故辦展企業應當具備一定的人員、專業和資金能力，否則無法勝任。然而，目前展覽業尚未建立市場準入機制。
（四）無風險防范和爭議解決機制，發生糾紛無法解決落實
展會中經常會發生知識產權侵權糾紛、參展商與辦展方之間的合同糾紛、辦展方與展館之間的合同糾紛等。但由于展會只有幾天的時間，臨時性強，而走一般的法律途徑通常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往往還沒開始取證維權，展會就結束了，各方均作“鳥獸散”，糾紛也就無法得到解決。
三、展覽市場管理法律制度構想
筆者認為:在目前我國展覽業的飛速發展下亟需對展覽活動進行統一的規范。針對上述提及的相關問題，筆者提出如下構想：
（一）統一立法
我國目前各個地區的展覽活動均十分頻繁，故應在全國范圍內對展覽活動建立統一的規范和秩序。由于在統一規范中不可避免地將設定相關的行政許可，故該法規的效力應不低于行政法規。
（二）建立展覽業市場準入機制
一是展覽服務提供方的資質許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二條第（三）款之規定，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
展覽活動有眾多參展商參與，更有不特定的觀眾群體參與，是典型的群體性公眾活動。對展覽活動提供服務，包括組織策劃、招展、現場服務和管理，涉及到各方權益的安排和保障，更涉及到公共安全等問題，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故展覽服務提供方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方可從事該服務。
在這里，我們需要定義的是“展覽服務提供方”。在一個展會中，通常組織者有主辦方、承辦方、協辦方、支持方等。其中，法律應對哪些主體設定從業許可呢？從實踐中來看，提供展覽服務的主要是承辦方，而主辦方、協辦方、支持方等與承辦方之間均是以合同形式約定各方的權利義務。各行各業甚至政府部門都可能有舉辦各種類型展覽活動的需要，如對主辦方進行資格限制，與市場需求相悖，實質上將限制展覽市場的發展。故筆者認為，對實際提供展覽服務的承辦方設定資格許可較為合理。這樣，頗具爭議的展覽活動是否需要“去行政化”、政府部門是否可以舉辦展覽的問題也可得到解決。事實上，政府部門擁有強大的資源，且公信力強，由其舉辦一些區域性的大型經貿交流展覽活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有很大裨益的，一概要求展覽活動“去行政化”并不合理。但政府部門確實不適合成為展覽服務的提供方，否則會在展覽服務市場上形成行政性的壟斷。故當政府部門須組織舉辦展覽時，通過政府采購形式向有資質的展覽服務企業購買服務，由該等企業承辦展覽，方為合理。
對展覽服務企業資格的許可條件，可從注冊資金、專業人員、成立年限等方面進行規定，還可對不同級別和類型的展覽承辦商設定資質級別。2005年本市出臺了《上海市會展管理專業技術水平認證暫行辦法》，對會展專業技術水平的認證工作進行了嘗試，類似的專業技術水平認證可作為專業人員資質的參考條件之一。
二是展臺搭建方的資質許可。在當下的各種展覽活動中，展臺的設計和搭建對參展商的形象展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故而展臺的設計和搭建愈來愈向專業化發展。由于展覽活動是群體性的公眾參與活動，在展覽活動中展臺坍塌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壞的事故也時有發生，因而展臺的設計和搭建與公眾安全具有十分直接的關聯。對展臺設計和搭建服務提供者設定資質許可也十分有必要。中國展覽館協會于2010年發布了《展臺等臨建設施搭建安全標準》，其中有涉及展臺的搭建標準及搭建商的認證，可作為參考。
三是展覽場地按條件實行分級許可管理。隨著展覽市場的不斷發展，展覽場地已從最早的集市、商場、廣場發展到現在的專業展覽館。根據前述的《2011 年中國展覽數據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1年36個計劃單列市及以上行政級別城市中，共有153個展館建筑面積達1330.98萬平方米，室內展覽面積為504.33萬平方米，室外展覽面積為229.44萬平方米，總展覽面積為682.68萬平方米；各城市中展館總面積名列前三的分別為廣州97.46萬平方米、上海52.93萬平方米、北京45.51萬平方米。目前，法律法規對展覽場地并無特別要求，一般都在展覽活動舉辦前的大型群眾性活動公共場所治安許可審查時一并進行審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四）款的規定，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需要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通過檢驗、檢測、檢疫等方式進行審定的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筆者認為，展覽場所作為展覽活動服務的內容之一，應當對其按條件實行分級審定認證，對于一些大型展覽和特殊展覽（如珠寶、文物展等展品價值較高的展覽）等應規定在有資質的展覽場所進行。2004年本市發布的《上海市展（博）覽會場館安全防范管理規定》中涉及到了對展覽場館的分級管理，可予以參考。
（三）展覽活動的管理
一是設立專門的展覽管理機構。展覽活動由于綜合性強，且涉及各行業、各部門的管理，故大部分時候是由各部門協調共同管理。但這帶來了很大的弊病，各執法部門協作權責不明、各行業主管部門的多頭管理，導致展覽活動的管理流程即冗雜又無有效機制，很多時候甚至只能靠會展行業協會來進行協調，效率和效力均無法適應展覽市場的發展。因此筆者認為，設立專門的展覽管理機構審核展覽辦理申請，進行信息備案和發布，同時協調各部門進行管理和執法，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明確各類別展覽活動的申辦條件。展覽活動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應當對其進行分級分類，如根據參展者類型分為國際展和國內展，根據展出內容進行專業分類，根據展出面積、參展人數對展覽進行規模分級，并明確各類別展覽活動的申辦條件，如承辦方的級別要求，是否需要公安、海關、各行業主管部門的許可和批文，對展出場地是否有級別要求等。
三是建立統一的展覽信息官方發布平臺。如前所述，由于沒有官方的展覽信息發布平臺，使展覽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亂。現在很多地方已對展覽活動采取備案登記制度，但由于備案登記機關不一，責任也不明，故未對備案的展覽信息進行公示。筆者建議，如能建立專門的會展管理機構，則該機構在審核展覽申辦及信息備案過程中可掌握其主管行政區域內的所有展會信息，這使該機構建立統一的信息發布平臺發布展覽信息可得以實現。
四是建立資金監管制度。如前所述，由于展覽活動的臨時性，在展覽中發生的糾紛往往無法及時得到解決，事后更無法落實責任承擔。筆者建議，對展覽活動中向參展商收取的參展費用實行資金監管，為各類風險的防范提供保障。除辦展所需的支出外，凍結留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同時為了避免一些參展商中的“展蟲”鬧展以及提前撤展等違約或違規行為，也可要求參展商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同樣納入資金監管。待展覽活動結束后并經過的一定的合理期限后，由監管方將該等被凍結的保證金返還給繳納人。這樣，如展覽過程中發生糾紛，權利人可通過訴訟財產保全等形式對被監管凍結的資金進行保全，使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五是建立有效的爭議處理機制。對于展會中常見的知識產權糾紛，各地都出臺了相應的處理規范。但展覽中可能發生的糾紛遠不止知識產權糾紛，建立統一有效的爭議處理機制非常必要。
對目前引起廣泛熱議的“ADR”爭議解決機制，筆者認為：“ADR機制”如能建立，則能給爭議解決提供新的方式和途徑，并解約訴訟資源，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舉措。但在展覽中的“ADR機制”和其他“ADR機制”一樣，需要面臨設立機構、實施人員及與司法對接等各項難題，要在實踐中采用“ADR機制”可能還需要一定的時日。更何況，展覽中多見的爭議如知識產權糾紛，并非簡單輕微的糾紛，其復雜程度和后果的嚴重性可能也決定著當事人不會選擇通過“ADR機制”來解決。
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展覽活動中爭議處理機制的建設應當著重于事實的調查和證據的固定。在各個行政部門的執法程序中已對事實調查和取證程序進行了詳細規定，展覽管理機構可在展覽中發現違法情形或接到相關舉報后協調各職能部門進行現場調查和取證，同時也可在展覽合同的示范文本中建議各參展商賦予展覽主辦方和承辦方對糾紛進行一定的調查和取證的權利，最大限度地保障糾紛當事人可在事后采取法律措施維權。
結 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展覽經濟飛速發展的環境下，完善立法、建立一套統一的展覽管理規范，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展覽市場秩序、保障展覽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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