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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的三重功能

2018年第06期    作者:文│段厚省    閱讀 10,013 次

通常來說，司法程序擁有三重功能。第一重功能也是司法程序最為基本的功能，就是發現事實與尋找規范；第二重功能是吸收當事人不滿情緒；第三重功能是為當事人乃至社會公眾提供行為預期。

之所以說司法程序最為基本的功能是發現事實與尋找規范，是因為就訴訟而言，無論出于何種目的，都是以司法裁判作為實現其目的的終極手段（雖然我們不能排除以其他方式結案，但所有其他的結案方式，都以裁判作為其后盾）。而所謂裁判，簡單來說，就是將程序參與者在訴訟過程中所尋找到的法律規范，適用于所發現的案件事實，做出一個是非對錯的判斷。為此，專門用以調整訴訟活動的司法程序，首先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促進事實的發現和法律規范的尋找。當然，這里使用“發現”事實和 “尋找”法律這樣的表述，是從理性主義認識論出發所進行的表達。在理性主義認識論看來，當事人之間爭議的事實既然已經發生，它就是一種客觀存在，或者說是一種曾經發生的客觀存在。既然是一種客觀存在，那就是能夠被發現的。我們可以在當下所能夠獲取的證據資料的基礎上，通過探究型詮釋，來還原爭議事實的原貌。但是從經驗主義認識論來看，爭議事實的 “原貌”未必能夠被“發現”。因為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作為認識的主體，在沒有見過事實原貌前，不可能對自己所發現的事實是否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原貌作出最終判斷。因此，認識主體所作出的判斷，永遠都是暫時的、有待進一步檢驗的和可推翻的。再進一步而言，當事人之間爭議的事實也許本來就是沒有“真相”的。很多時候，當事人之間對事實的爭議源于各自所處的觀察角度的不同。這說明，所謂事實，永遠都是認識主體的主觀認知，而不是一個獨立于認識主體的客觀存在。如果說親歷爭議發生過程的當事人，其對于事實的認知都是不一樣的，而未親歷爭議發生過程的法官就更不可能從當事人之間不同的認知中獲得一個更加符合“真相”的事實判斷。從我們日常生活經驗來看，經驗主義認識論更符合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認知活動。因此，訴訟中所謂的事實，應當是被 “建構”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它原本就是當事人所描述的 “故事”，法官所采納的只不過是在他聽起來更有說服力的故事。如果說訴訟中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是被建構出來而不是被發現出來，程序的意義就更加重要。因為這個被建構出來的事實能否被法官、當事人乃至關心案件的社會公眾所接受，全在于這個認知的過程是否被認可，而這個認知過程又體現在訴訟程序的進行中，認知方法又體現為具體的程序構造。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司法程序的首要功能，乃在于建構出能夠被各方接受的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

與建構事實的認知過程相似，尋找規范的活動實質上也是一種建構性的認知活動。在規范出發型訴訟中，當事人提出權利主張所依據的事實和規范也是由當事人提出。通常而言，如果是一方當事人提出規范依據，對方往往是持反對意見，如果雙方當事人都提出規范依據，他們的規范依據之間往往是相互沖突的。此種情況下，法官應采用何種規范作為裁判的依據，并不是簡單地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要通過對規范的理解和詮釋，解讀出對本案事實所具有的意義，這種意義才是連接規范與事實的橋梁。而法官對規范進行詮釋的活動，顯然具有建構的性質。尤其在針對個案事實具有立法規范、判例以及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等各種社會規范時，法官對法律的適用就不僅僅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往復穿行，還需要在制定法與判例之間、法律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之間往復穿行，眼光穿透過去形成的秩序，又回到當下正待解決的爭議，再將目光伸向未來，然后才能 “尋找到”處理本案的最為適切的具有確定性與合理可接受性的方案。這樣的一種活動，顯然已經超越了“發現”的意義范疇，而進入到建構的領域。這是其一。其二，從我們前面的描述可知，建構規范并非法官單方的活動，乃是法官與當事人之間往復交流的活動，在案件吸引了較多社會關注的情況下，也是法官和當事人與社會公眾交流的活動，通過這樣的一種交往活動所形成的裁判方案，具有規范創設的意義，至少是對既有規范在意義范圍上的一種創設。最后，案件審理并非是先建構了事實然后再建構規范，事實建構往往與規范的建構交錯進行，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規范出發型的裁判思維下，建構事實的活動總常常是在規范的引領下展開的。例如，當我們提到要件事實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龐雜的生活事實中揀選對規范適用具有意義的事實，或者說我們以龐雜的生活事實的素材為基礎，建構出對于法律適用具有意義的事實。反過來，我們建構事實的過程，也是對法律規范進一步展開理解與詮釋的過程，也就是建構法律規范之意義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建構規范與建構事實一樣，都是司法程序最為核心的功能。

綜上所述，當我們使用“發現事實”和“尋找法律”這種表述的時候，我們所說的“發現”與“尋找”，具有建構的意義在內。進而，如果說司法過程中的事實與規范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那么程序的價值尤其重要。建構出的事實與規范若要被當事人乃事社會公眾接受，首先就要求建構事實與規范的程序具有合理可接受性，是程序的合理可接受性，證成了裁判結果的合理可接受性。由此又可證明程序法之發現事實與尋找規范的功能對于司法裁判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法程序的第二重功能，是吸收或者平復當事人乃至社會公眾不滿情緒的功能。若是程序制度科學合理，為訴訟權和審判權的運行設置合理的路徑，訴訟程序就有著展示程序正義和吸收當事人不滿情緒的功能。此種對程序正義的展現，同時又會對作為個案之圍觀者的社會公眾產生影響，起到吸收或者平復社會公眾不滿情緒，促進社會恢復平靜的作用。程序法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程序正義問題，在這個問題下又衍生出正當程序和程序保障的概念。所謂正當程序，是指程序的展開符合人們對于正當性的一般觀念；所謂程序保障，實是指對當事人程序權利和程序利益的保障。此外，在程序正義的概念下又衍生出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關系問題。程序正義這個概念的產生以及這個概念成為程序法領域的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意味著程序有著自己獨立的價值。而正是這種獨立價值的存在，才使得程序本身即具有吸收當事人乃至社會公眾不滿情緒的功能，從而也具有了獨立的解紛功能。那么什么樣的程序才是一個正當的程序，才符合人們對于正義的一般理解？我們知道，訴訟是通過對話解決紛爭的機制，由此與通過戰爭等暴力方式解決紛爭的方式區別開來。既然是通過對話來解決紛爭，那么一個正當的程序首先就要為當事人提供充分的表達意見的機會。而為了保證當事人能夠享有充分的表達意見的機會，又必須保障當事人在訴訟中有著平等的表達意見的地位。在此前提下，法官的裁判也應能在當事人所表達的意見的基礎上形成，受到當事人所表達的意見的約束。換言之，程序法不僅要保障當事人有充分的表達意見的機會，還要杜絕法官拋開當事人所表達的意見進行恣意擅斷的可能。只有這樣，程序法所具有的吸收當事人乃至社會不滿情緒，促進紛爭解決的功能得到實現。

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重功能，也就是法律規范所普遍具有的功能，就是為當事人和國民提供行為預期的功能。法律規范是社會秩序的體現，而秩序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在于國民能夠根據這種秩序，形成自己的行為預期，并在這種預期的引導下進行行動選擇。對在社會中進行交往的主體而言，秩序不僅為一方提供行為預期，而是為交往的各方提供行為預期。實際上正是由于秩序為各方都提供了行為預期，社會主體之間的交往才會發生。社會主體根據法律的規定，不僅能夠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后果，也能過預見到交往對方會采取何種行為以及其所采取的行為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當社會主體根據法律預期到行為后果之后，如果這種后果正是自己所追求的效果，他就會采取能夠產生這種后果的行動；如果這種后果是自己所要避免的效果，他就會放棄會產生這種后果的行動。因為有了法律的存在，理性的社會主體總是能夠是自己處于某種安全的狀態，避免遭遇不利的或者無法特定的后果。進而，我們可以說法律規范所具有的為國民提供行為預期的功能，實是國民安全感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保障。程序法作為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也具有為國民提供行為預期的功能。其所能夠提供的行為預期，乃是對于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行為將會產生何種程序法上后果的預期。當事人根據這種預期，來決定自己應當采取何種訴訟行為。例如，當他預見到程序法會為自己提供充分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他就會盡力準備訴訟資料，以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得最為充分。當他預見到自己所表達的意見將會成為法官發現事實和尋找法律的主要依據，他就會盡力在事實建構和法律詮釋方面表達意見，以爭取有利于自己的裁判。若他對訴訟程序的預期乃是“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么他就不會將自己的行為局限于事實建構和法律詮釋上，而是傾向于以金錢來收買裁判者；或者即使在缺乏金錢的時候，也不會在事實建構和法律詮釋上“白花力氣”，甚至干脆放棄訴訟來尋求其他的救濟途徑。此外，程序法不僅為當事人和社會公眾提供行為預期，也為法官提供行為預期。這種預期就是，他只能以在訴訟程序中獲取的資料作為形成裁判的基礎，并且他以通過訴訟程序獲取的資料為基礎所形成的裁判，即使受到質疑，或者嗣后被顛覆，他也不會被追責。因為司法最終解決原則的存在，哪怕是實體法律為國民提供的行為預期，也是通過司法裁判來保證的，因此程序法為國民提供的行為預期就尤其重要。如果程序法不能為國民提供穩定的行為預期，包括實體法在內的整個法律體系試圖為國民所提供的行為預期就有可能崩塌。因此程序法為當事人、法官和社會提供的行為預期，不僅僅是對訴訟行為提供預期，實也是整個法律體系穩定國民行為預期之功能的構成部分。

段厚省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和民法學，理論專長為民事訴訟標的理論、民事訴訟構造理論，證明評價理論、民法請求權理論和民事檢察監督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