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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律師本應是一個離政治最近的行業，但當前中國律師卻似乎被政治所邊緣化，這種狀況意味著在目前中國政治生態下律師政治地位的相對偏低，因而許多具有行業使命感的律師以進入人大、政協的參政議政方式來提高律師行業地位，但效果尚不明顯。鑒于當前維穩形勢嚴峻，中央已將社會管理作為一項戰略性決策，并邀請社會組織協同參與。社會管理的難點在于社會矛盾的處置，而這正是律師之專長，因此律師應當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走入政治生活，進而實現律師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化。
【關鍵詞】律師 社會管理 政治參與
中國律師是否走向政治，以及如何走向政治，近十年來有識之士多有探討，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律師不應逃避政治，而應主動有所作為。我本人對此亦持贊同意見，認為有作為才會有地位。同時也積極投身實踐，參與處置了上海“倒樓事件”、“倒鉤（釣魚式執法）事件”、“虹橋機場噪聲群體性事件”、“吳涇動遷群體性事件”等多個重大公共突發性事件或群體性事件，處置過程中我也做了一些關于中國律師參與政治生活的本土適應性的思考。今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對當前嚴峻的社會形勢作出了清醒判斷，特別提出希望社會組織協同參與黨和政府的社會管理。隨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便成了中央的戰略決策和時下的社會熱點。我認為，在當前的社會形勢與政治生態之下，以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而走向政治，進而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是中國律師的一個歷史性機遇。現將相關思考饗與同行，以期拋磚引玉。
一、律師是一個與政治最近的行業，其職業特點決定了律師在社會管理尤其在社會矛盾的處置中能夠有所作為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就規定律師的一個主要作用是“向一切需要他們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及與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進一步推進正義和公共利益的目標”。同許多西方國家的情況一樣，美國律師是一個離政治最近的行業，其本身不僅僅是作為企業或公民的律師存在，其用武之地絕非僅限于司法領域，在很多時候還是政府的律師。他們或成為政府法律顧問，或成為政府任命的行政事務管理官員。作為法律顧問的律師們存在于包括總統府、國務院、五角大樓、司法部等在內的所有政府部門中，各州政府部門則更為多見。他們的主要工作除常見的法律咨詢解答、應訴之外，還參與行政立法和政府決策，代替政府出面處理法律糾紛等。
反觀中國，當前律師現狀卻是一個與政治較遠的行業，甚至是一個被政治所邊緣化的行業，這種邊緣化發生于當前一黨執政和強勢政府的政治生態之下，必然會導致中國律師政治地位相對低下的結果。而長期處于政治地位不高的環境之中，也讓許多律師缺乏問政熱情，甚至樂于被當下的商業化大潮所席卷，以至于法學泰斗江平先生在2000年就大聲呼吁中國律師不要自甘沉淪，“中國律師走向新世紀，被賦予一個新的歷史使命，就是要走向政治。”①
雖然說中國的文化、政治體制、法治環境等均有異于美國，我們也就不能簡單地對比或復制美國律師的政治作用，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中尋求共性方面的靈感和啟示，進而做出中國律師走向政治之路的本土適應性的思考和探索。事實上，當前黨和政府社會管理的各項工作中，難度最大的當屬社會矛盾的處置，而律師的職業特征，卻恰恰在社會矛盾的處置中具有先天的優勢。首先是律師的專業性，現代社會中最根本的規則就是法律，社會矛盾的處置依據也主要是法律，這在逐步走向法治社會的中國亦概莫能外，而律師正是法律規則的掌握者。馬克斯·韋伯就曾認為“如今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公眾之中利用言辯和文字來操作的，增強文字的效果，恰恰是適合律師來做的工作，而不完全適合于文官的工作”。②其次是律師執業活動的廣泛性，律師本來就是社會三教九流的接觸者，本來就是各種矛盾和糾紛化解的職業者，這種草根性和職業性，使得律師對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協調各方訴求的能力是其基本職業素養，因此其參與政府社會管理尤其社會矛盾的處置時就能夠揮灑自如、游刃有余。再次是律師職業的相對中立性，這種“第三方”角色，既使得律師參與社會矛盾處置時更能夠兼顧各方利益，更易尋求到妥協的解決方案，也比較容易獲得利益爭執各方的信任。律師的這些化解矛盾和糾紛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決定了律師必然會在社會管理中大有可為，必然會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資源。在精明的政治家眼里，通過律師的上述功能消解社會矛盾，使社會矛盾在法律框架內得以解決，以避免社會動蕩以致引起社會革命，必然會成為其選項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就認為律師參與社會矛盾的處置是上海新時期做群眾工作的創新制度，并曾在不同場合公開表示“尤其要發揮律師作為第三方的作用，促進矛盾糾紛在法治框架內妥善解決”。③“對這種疑難老案要靠第三方的律師去做評估。……這是做群眾工作一個很好的方式”。“對群眾矛盾的調解，我們在市里文件寫上了，要利用社會的力量做群眾的工作。”④ 俞正聲書記能有此感觸，與上海律師在許多令黨委和政府頭疼的社會矛盾的化解中展現出令其刮目相看的獨特作用有著重要關系。
二、當前的社會形勢，為中國律師深度參與社會管理、走入政治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
（一）、憲法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政治制度，為中國律師參與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礎。
世紀之交，我國憲法作出了重大修改，明確寫入了“實行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于無聲處聽驚雷，1993年的憲法修改并確立了新的經濟制度———“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1999年我國憲法又再次修改并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希冀“中國從此永遠改變幾千年來的人治歷史，從理念上和制度上逐步過渡到法治社會。偉大的策劃者們的刻意低調，其他專業的人士對此也許意識不強，但律師們對此應有充分認識并積極投入。”⑤
（二）、黨和政府邀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為中國律師走入政治提供了歷史契機。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統籌兼顧、動態協調的原則，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形成社會管理和服務合力。按照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能力建設。⑥其中的加強“社會協同”即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協同主體在社會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實際上就是要創造一個重要的中間層和緩沖地帶，改變傳統意義上“全能政府”的不能承受之重。黨和政府這一戰略決策的提出，明顯是針對當下嚴峻的社會形勢所作出的研判和應對措施。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強調指出，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的高發期和凸顯期。
（三）、政治領導者中法律人的逐漸增多，亦為律師更多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便利。
現代社會以法治為綱領，社會事務的處理和社會成員的流動都必須服從于法律的權威與規則的整合性治理，法律學識的價值因此得以肯定，社會管理也就需要大量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才，因而更多法律人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者乃大勢所趨。雖然當前中國律師因體制原因很難從律師職業自由流動到官僚階層（需要律師集體努力打破這層樊籬），但當前官員階層中其他法律人已逐漸增多則是不爭的事實，也即所謂中國將從曾經的“革命家治國”、“工程師治國”，逐漸轉入“法律人治國”的時代。與政治領導者共同的法律背景，這種“血緣”與親近感，必然會使更多律師解決社會矛盾的專業才能被熟知，也必然會使更多律師參與到黨和政府的社會管理中去。我本人所在的上海閔行區的區委書記與區長皆為法學家出身，而閔行區律師不但參與了諸多社會矛盾的化解，成為黨委和政府領導的重要智囊，參與程度甚至已深入到了區委、區政府和下屬職能部門、鎮、街道的一些重大決策層面。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有閔行律師自身的主動努力并凸顯出了在社會管理方面的獨特作用的因素之外，也與區委、區府主要領導的法學背景有著重要關系。
三、上海律師以參與社會管理方式走入政治生活，已取得初步成效
中國律師制度已恢復三十多年，但中國律師在政治生活中幾無影響力，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令中國律師中一些有識之士頗為心焦。在因體制原因而無法直接進入官僚體系時，許多律師便紛紛輾轉進入人大、政協等參政議政機構，試圖以此方式提高本行業的政治地位。先行者的這種行業使命感和積極探索，理應得到律師行業的集體致敬。但十余年下來，效果似乎尚不明顯。律師行業對此亦有所反思，但反思中對于當前中國政治生態中人大、政協本身作用和影響力等因素似乎并未慮及。
如今，部分上海律師初試啼聲，嘗試另行開辟一條走向政治的途徑———為黨委、政府排憂解難之路，也即以參與社會管理,為黨委、政府專業化解決令其頭疼的社會矛盾的方式，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去，這種嘗試目前已經取得一定效果。例如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支持之下,參與了各區縣信訪疑難歷史積案的化解,參與了“倒樓事件”、“倒鉤事件”、“11·15大火事件”等公共突發性事件及諸多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參與了部分重大項目的法律風險評估，參與了全市十九個區縣政府法律顧問工作等等。上海律師參與社會管理的突出表現，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各區縣黨委、政府領導的高度評價。2010年，上海市委、市政府辦公廳專門印發《關于進一步發揮律師在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中重要作用的若干意見》（滬委發[2010]16號），肯定了近年來上海各級黨委、政府在接受上海律師的法律服務過程中，提升了自身法治理念，實現了政府職能轉變，促進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上海律師在加強社會建設特別是社會管理中取得了積極成效，并進一步希望上海律師能在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要在上海“四個中心”建設、政府法律顧問工作、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突發事件處置、信訪工作、動遷等具體社會管理工作發揮獨特作用。⑦上海市委也在其《關于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實施意見》中特別強調了“充分發揮新社會組織在黨的群眾工作中的作用。”⑧
需求決定供給，供給彰顯作用，作用提高地位。律師在社會矛盾凸顯之際的勇于擔當，這種危難之處出手相助的參與方式，無疑對律師政治地位的提高有著明顯作用。另外，律師在協同黨委、政府社會管理的一路同行中，自然會對官員的法治理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潤物細無聲式的影響，其效果也許比站在對面“鞭策”更為有效，從而對依法行政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推動了法治的進步。這種在野法曹亦能參與廟堂之事，既能體現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律師情懷，也能顯示律師對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的珍重和關懷。同時，律師經辦這一類型案件，因涉及成千上萬的群眾利益，其社會影響力遠非律師原執業范圍之案件所能比擬，其社會價值亦遠非律師原所經辦的其他案件所能比肩。換言之，律師參與黨委、政府的社會管理工作，對于商業氣息漸濃的律師業來說也將發揮某種倫理救贖與角色重塑的作用。
當然，以律師特長參與社會管理，只是中國律師參與政治生活、取得話語權的第一步，中國律師不應止步于此，屆時應更上層樓，會同其他方式諸如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等，多管齊下，運用已取得的政治影響力，再爭取參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中去，謀求完善律師制度，使得中國律師參與政治能夠制度化，從而為中國律師進入政治生活徹底鋪平道路。
四、律師參與社會管理，也對律師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
按說化解矛盾是律師的專業特長，律師們應當能夠勝任，但因黨委、政府所處置的社會矛盾例如群體性事件、公共突發性事件等通常具有面廣、重大、敏感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特點，故其處置難度要明顯高于律師通常經手的一般矛盾和糾紛，因而對參與這類案件的律師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律師除要具備解決一般矛盾所應具備的精通法律、發現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三大素質外，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素養，以及養成平時就注重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和研究的習慣。我們應當清楚，政治也是一個行業，作為政治領導者的優秀顧問，如不具備較高的政治素養，將難于發揮出卓有成效的智囊作用，這就如同房地產律師需要掌握房地產行業的基本業態一樣，參與社會管理的律師也必須對中國政治生態有著清醒的認識。另外，參與解決社會矛盾，也需要參與律師平素要多“關心國家現在存在的問題，從法律上來加以研究，提出解決辦法。”9 江平先生11年前的這句話，讓我至今受益匪淺，今日重提愿與同行共勉。●
注釋：
①江平：《中國律師》2001年第1期，第18頁。
②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5-76頁。
③俞正聲，
④俞正聲，
⑤張勇：《遠見》，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15頁。
⑥國務院，《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年）規劃綱要》第37章“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⑦上海市委、市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發揮律師在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中重要作用的若干意見》（滬委發[2010]16號）。
⑧中共上海市委，《關于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實施意見》：“十三、切實做好黨的群眾工作，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
⑨江平：《中國律師》2001年第1期，第20頁。
（本文獲第九屆華東律師論壇優秀論文三等獎）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