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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保密與仲裁司法審查文書的公開

以英國法院的實踐為例

2021年第07期    作者: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閱讀 3,647 次

編者按：

仲裁非公開進行是國際仲裁界公認的仲裁基本原則之一，但當仲裁案件涉及司法審查時，法院應當如何在該原則與公開判決的公共利益需求之間尋找平衡？在英國法下，基于確保在進行仲裁時達到適當的公平標準的公共利益考量，對于依據英國《1996年仲裁法》提出的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法院應在不披露重要保密信息的情況下公開作出該等判決。2021年7月，在[2021]EWHC 711(comm)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對前述司法實踐進行了進一步分析和闡釋。英國上訴法院認為，在考慮是否應公布涉及《1996年仲裁法》項下仲裁事項的判決時，法院必須權衡有利于公開的因素和維護仲裁保密性的價值；司法公開的必要性和公眾監督司法的可能性是保持公眾對法院能否依法支持仲裁、依法監督仲裁之信心的重要手段，這要求法院應在不披露仲裁案件重大機密信息的情況下公布相關仲裁司法審查判決。本文將簡要對本案予以介紹，以饗讀者。

案件背景

足球協會超級聯賽有限公司（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Premier League Ltd.，以下稱“英超聯盟”）是一家根據英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其股東是包括曼徹斯特城足球俱樂部（Manchester City F.C.，以下稱“曼城俱樂部”）在內，在特定賽季參加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的俱樂部。英超聯盟與成員俱樂部之間的關系受英超聯盟公司章程和聯盟規則約束。

2018年12月，一些歐洲媒體基于從被黑客攻擊的曼城俱樂部服務器中泄露的信息，對曼城俱樂部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進行了報道。英超聯盟認為媒體報道包含暗示曼城俱樂部在青訓球員招募和球員第三方所有權方面存在違反聯盟規則有關規定的行為，遂開始對曼城俱樂部進行紀律調查，并根據當時有效的聯盟規則第W.1條，要求曼城俱樂部提供包括這些媒體報道中提及的各種文件的副本，但曼城俱樂部反對披露該材料。此后，歐洲足球協會聯盟（以下簡稱“歐足聯”）于2019年3月7日開始正式對曼城俱樂部涉嫌違反歐足聯財政公平競賽法案（FFP）進行調查；在2019年3月8日，英超聯盟亦正式對外發表聲明，宣稱其已開始對相同的指控進行調查。

歐足聯調查的后續進展被媒體廣泛報道，曼城俱樂部和英超聯盟也對此進行了公開回應。該調查最初導致曼城俱樂部被歐足聯禁止參加歐足聯的歐洲俱樂部比賽兩年并被罰款3000萬歐元，但此后體育仲裁法庭（CAS）在2020年7月裁定推翻該禁令，并將罰款減至1000萬歐元，其認為針對曼城俱樂部的最嚴重指控要么證據不足，要么時效已過。盡管如此，體育仲裁法庭還是認定曼城俱樂部違反了歐足聯的規定，未能配合調查。

除2019年3月8日的聲明外，英超聯盟和曼城俱樂部均未對英超聯盟的調查進行過公開評論。英超聯盟的律師在2019年7月18日給曼城俱樂部當時的律師的一封信中確認調查過程是保密的，為此雙方都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來確保這一點，例如通過使用安全文件傳輸技術等。

2019年8月21日，英超聯盟根據聯盟規則第W節對曼城俱樂部發出紀律處分函，要求其披露相關文件和信息。根據規則第W.21條，英超聯盟組建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但其組成受到曼城俱樂部的質疑，稱其不夠獨立公正。盡管英超聯盟提出了任命新委員會的臨時程序，但曼城俱樂部反對。

2019年10月22日，英超聯盟根據聯盟規則第X節啟動對曼城俱樂部的仲裁程序，請求仲裁庭裁決曼城俱樂部有義務向其提供所要求的文件和信息，以及要求曼城俱樂部履行向英超聯盟提供被其扣留的文件和信息的合同義務。根據當時有效的聯盟規則第X.8條，英超聯盟提供了一份作為仲裁員候選人的專家名單，曼城俱樂部從中任命了John Machell QC為仲裁員，英超聯盟則任命了Daniel Alexander QC為仲裁員。根據規則，兩名仲裁員任命了Philip Havers QC為首席仲裁員。

然而，曼城俱樂部對仲裁庭的管轄權提出了異議，認為根據規則的適當解釋，英超聯盟無權就其仲裁請求提起第X節項下的仲裁程序，因此仲裁庭缺乏實體管轄權。曼城俱樂部還提出仲裁庭表面上也并不獨立公正。2020年6月2日，仲裁庭駁回了曼城俱樂部對其管轄權和公正性的質疑，并認為其擁有審理英超聯盟仲裁請求的實體管轄權，并且其并不存在缺乏公正性的情形。

2020年6月26日，曼城俱樂部基于《1996年仲裁法》的規定，就前述仲裁庭的決定向英國高等法院商事法庭提出挑戰，請求法院判決：（1）根據《1996年仲裁法》第67條，仲裁庭缺乏管轄權；（2）根據《1996年仲裁法》第68條，仲裁庭明顯存在偏見；（3）根據《1996年仲裁法》第24條，仲裁員應被免職。

在商事法庭審理該訴請之前，仲裁程序繼續進行。2020年7月24日，仲裁庭駁回了曼城俱樂部對英超聯盟仲裁請求的抗辯觀點，并于2020年11月2日命令曼城俱樂部向英超聯盟提供特定文件和信息，該命令將被擱置直至商事法庭完成對曼城俱樂部前述訴請的庭審。

根據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62.10條規定，商事法庭Moulder法官以非公開方式對曼城俱樂部的訴請進行了開庭審理。2021年3月17日，Moulder法官作出實體判決（Merits Judgement），駁回了曼城俱樂部的申請。就《1996年仲裁法》第67條下的挑戰，法官認為聯盟規則第X.2條關于可提交仲裁的“所有爭議”的規定并不受規則第W節的限制；就第68條的挑戰，法官認為按照英國最高法院在Halliburton Company v Chubb Bermuda Insurance Ltd案所確立的原則，曼城俱樂部關于仲裁員缺乏公正性的主張沒有滿足一個公正且知情的觀察者會得出該仲裁員確存在偏見可能的測試，因此第24條的挑戰也被駁回。此外，Moulder法官還拒絕授予當事人就該判決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的權利。

爭議的上訴事項

當Moulder法官將實體判決的草稿發送給雙方校對文字以便打印時，其在發給當事人的電子郵件中表露其有意公布該判決。為此，雙方都向法官提供了書面意見，反對將判決公開。2021年3月24日，Moulder法官作出了公開判決，她在總結了Mance大法官在City of Moscow v. Banker Trust一案確立的原則后，駁回了當事人反對公開的意見并決定公布實體判決。與此同時，Moulder法官認為，曼城俱樂部有權就是否應當公布判決向英國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因為仲裁終局性的政策考慮似乎與公布判決這一問題無關，對此提出上訴不會涉及判決處理的實質性問題，故不受《1996年仲裁法》第67條、第68條關于上訴事項的限制。

曼城俱樂部遂向英國上訴法院提出上訴，要求認定Moulder法官下令公布判決是錯誤的，或者認定Moulder法官未能在英超聯盟完成調查之前暫停公布判決是錯誤的。曼城俱樂部認為，盡管實體判決沒有披露與仲裁案件爭議實質內容有關的重要細節，但各方有理由期待在這個階段仲裁的保密性仍應得到維護；如果公開判決書，將會讓公眾知曉在英超聯盟的調查尚未有結論之前就有了仲裁決定，而且在公開之前，公眾也不知曉曼城俱樂部關于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且存在明顯偏見的觀點，這些事項仍屬于當事人對仲裁保密性的期待范圍之內。此外，曼城俱樂部還認為公開判決書可能導致媒體的廣泛評論和猜測，這可能不利于曼城俱樂部與其他潛在商業伙伴之間的正常合作，而且其對仲裁庭裁決的挑戰僅針對個案，并不涉及公共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英超聯盟盡管同意曼城俱樂部以反對公開實體判決為由提出上訴，但其條件是其仍可以在與其他成員俱樂部的其他相關法律糾紛中援引該實體判決，特別是其中所認定的英超聯盟可以根據聯盟規則對成員俱樂部提起針對具體事項履約請求的意見。

上訴法院的意見

由Geoffrey Vos爵士（The Master the Rolls）、Julian Flaux爵士（The Chancellor of the High Court）和Stephen Males大法官組成的上訴法院合議庭審理了上訴。上訴法院首先對其是否有權受理該等上訴進行了分析。對此，上訴法院采納了曼城俱樂部的觀點，即法院是否應當公布關于仲裁司法審查案件的實質性司法意見，這一問題獨立于該司法意見本身。在本案中，Moulder法官決定公開實體判決的先例依據是City of Moscow v. Banker Trust案，而這不涉及英國法院根據《1996年仲裁法》第24、67或68條作出的決定，因此不受《1996年仲裁法》關于上訴權限制的影響。故上訴法院認為，根據1981年《高級法院法》第16條，其有審理上訴的管轄權。

就曼城俱樂部的上訴理由而言，上訴法院合議庭作出如下意見：

第一，根據City of Moscow v. Banker Trust一案的先例，法院有必要在保密和公布判決對當事人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與公布判決對公共利益的影響之間進行權衡，特別是在判決涉及的事項具有普遍重要意義時。一般來說，如果可以在不披露重大機密信息的情況下公開判決，那么司法公開的必要性將要求法院公開判決。在本案中，公開判決確實會讓公眾知道英超聯盟對曼城俱樂部正在開展相關調查，也會讓公眾知道雙方之間的爭議和仲裁的存在。但對于前者，事實上在公開判決之前公眾就已經通過媒體知曉了；對于后者，實體判決沒有認定英超聯盟所要求的文件和信息的性質，或這些文件和信息對后續調查的重要性，其中涉及法院就曼城俱樂部對仲裁庭沒有管轄權和存在明顯偏見指控的裁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重要的機密信息。

第二，實體判決在如下兩個方面體現了與公共利益的緊密關聯，而非僅涉及曼城俱樂部：首先，實體判決分析了如何解決英超聯盟和成員俱樂部之間的爭議，特別是就曼城俱樂部提出的仲裁庭組成方式可能造成的偏見，這實際涉及《1996年仲裁法》第24條規定的法院應確保仲裁員在進行仲裁時保持適當公平標準的公共利益。其次，實體判決也可以向公眾解釋為何英超聯盟2019年3月宣布其對曼城俱樂部開展調查后，盡管期間曼城俱樂部兩次問鼎英超聯賽冠軍，但該案至今幾乎沒有進展的原因。

第三，盡管法院需要考慮英超聯盟也同意不公開判決的意見，但這并不意味著法院可以不對當事人的合意進行任何審查，特別是在當事人共同要求法院就相關信息對公眾保密時，法院更應當謹慎對待。就實體判決所確認的英超聯盟有權對成員俱樂部提出特定履行要求的權利而言，它具有公共利益和重要意義，而英超聯盟同意不公開判決的附加條件也證實了這一點，即其要求在針對其他成員俱樂部的其他仲裁程序中，英超聯盟可以自由地援引和披露實體判決，這表明通過公布實體判決中法院對聯盟規則第X節范圍認定意見并以此作為先例的公共利益，是勝過曼城俱樂部和英超聯盟在個案中基于保密而獲得的個體利益的。事實上，英超聯盟的這種“條件”其實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其要將實體判決作為潛在的重要先例在其他案件中進行援引，則該判決必須向公眾公開。

第四，鑒于英超聯盟啟動對曼城俱樂部的調查并要求其披露相關文件的消息已經屬于公開信息，就其是否有義務披露有關文件的爭議幾乎不會對曼城俱樂部造成任何偏見或損害。此外，參與聯盟調查和主持仲裁審理的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曼城俱樂部關于媒體的興趣和猜測可能會擾亂調查或仲裁的說法也沒有依據。同樣，關于判決公布后媒體的評論和猜測可能會損害其與商業伙伴關系的主張也不能令人信服，因為這些潛在的商業伙伴基于其盡職調查的義務，也自然會知曉調查和仲裁的存在。

基于上述意見，上訴法院認為，Moulder法官關于應當公開實體判決的意見是正確的，曼城俱樂部關于實體判決不應公開以及擱置公開該判決直至調查程序終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簡要評析

本案涉及法院在有關仲裁的司法審查案件中，如何平衡仲裁的保密原則與司法公開之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仲裁保密性的基本含義指仲裁案件不公開審理、與仲裁案件無關的人士在未得到仲裁當事人和仲裁庭允許之前不得參與仲裁程序、仲裁裁決原則上不對公眾公開。盡管當事人達成協議將爭議提交仲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希望保護商業機密，但這并非是仲裁保密原則的唯一內涵。事實上，仲裁不公開的原因比這更廣泛、更根本：簽訂仲裁協議的當事人希望整個糾紛解決過程是保密的，以保護他們的隱私、爭議以及在解決這些爭議過程中各自使用的證據和論點。這種源自仲裁商事私法自治屬性的特有法律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步以成文仲裁規則的形式被并入到越來越多的商事交易合同中，并得到了國家法律的認可和尊重。

但是，當仲裁涉及的事項并非純私人之間的糾紛而涉及公共事務，或者仲裁的法治價值可能因私主體的不當行為而遭受挑戰，或者某項對仲裁法律或仲裁理論的理解與適用可能對后續問題產生重要影響時，國家法律同樣認為有必要由司法對此進行監督，以此來維系仲裁制度公信力這一公共利益，進而保障司法支持仲裁機制的良性運作。而保障這種公共利益最直接的方式，自然是將司法裁判進行公開，讓公眾通過閱讀判決來獲知法院是如何依法對仲裁進行監督和支持，以保護其法治價值。

在這兩種價值出現沖突時，法院必須權衡有利于公開的因素和維護仲裁保密性的價值。英國法院在本案中通過對City of Moscow v. Banker Trust一案先例的闡述，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參考的范例，即司法公開的必要性和公眾監督司法的可能性，是保持公眾對法院能否依法支持仲裁、依法監督仲裁之信心的手段。因此當法院面對上述需要通過司法裁判來保障的仲裁公共利益時，法院應公開該等判決文書，但仲裁的保密性同樣要求法院應在不披露與仲裁案件實體爭議有關的重大機密信息的情況下，方能公布該等判決。從技術上看，法院在發布這類判決時可以進行脫敏技術處理，比如采用匿名或編輯的方式。但更重要的還是要通過不斷對話交流，逐步形成仲裁界、司法界對如何平衡上述兩種價值的基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