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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經紀合同》性質和解除權探討

2017年第01期    作者:孫義榮 許聞琪    閱讀 12,752 次

文│孫義榮 許聞琪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國文化娛樂產業迅速崛起并高速發展，演藝經紀行業也隨之進一步規范化、市場化。然而我國文娛產業的立法較為落后，目前頒布的若干法律法規尚不足以全面解決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比如,對于《演藝經紀合同》究竟屬于何種性質的合同，有的說是委托關系，有的說是勞動關系等等；又如,藝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權，我國立法尚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導致藝人與經紀公司解約糾紛頻發，不利于維護雙方的權益，也有損我國文化娛樂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本文通過分析研究《演藝經紀合同》的性質，明確藝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權，有助于更好地解決藝人與經紀公司之間的矛盾，促進演藝經紀行業的規范化發展。

 

案情介紹

2012年，上海D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下簡稱D公司)以旗下藝人J某為被告向法院起訴稱：雙方于2007年簽訂《演藝經紀合同》，約定合同期限為10年。公司花費大量精力將J某培養成多次出演女一號的演員，后J某在有了知名度后突然單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并已擅自與其它公司簽約拍攝電視劇。故請求判令J某應按合同約定支付違約金人民幣500萬元，并繼續履行《演藝經紀合同》。

J某則認為《演藝經紀合同》是委托合同性質，即雙方是委托關系，委托人可以隨時解除合同。

而D公司認為雙方簽訂的合同包含的內容廣泛，具有經紀、居間、委托等合同性質，涉及社會保險、勞動法、知識產權、版權等法律關系和權利，并非單純的委托合同關系。雙方理應依合同履行；如欲解除合同需雙方協商一致；或由法院、仲裁機關作出裁判文書自裁判之日起予以解除。

 

爭議焦點

可以看出本案糾紛的重大爭議焦點是系爭《演藝經紀合同》的性質、解除日期的確定；雙方簽訂的《演藝經紀合同》能否單方面宣布解除。顯然糾紛雙方持不同意見。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演藝經紀合同》性質的認定極大地影響著此類糾紛中的性質、合同解除日期的判斷，據此產生的判決結果則會導致糾紛雙方中某一方動輒數百萬元的賠償金額以及無法估價的形象損失。因此，為了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有必要對《演藝經紀合同》的性質進行分析，明確藝人是否享有任意解除權，以規范《演藝經紀合同》的解除行為。

 

律師評析

本律師認為：《演藝經紀合同》兼具委托、勞動、居間、行紀合同等多種合同的性質，是一種復合型的無名合同。如將其片面地歸類于某類合同之中，必將有損于合同一方或雙方的利益，不利于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

要說明和呼吁的是：目前我們所看到、使用的《演藝經紀合同》其實均是香港版、臺灣版的翻版和借用。可我們藝人的誠信理念和行業對演員、公司聲譽的看法及法官對演員、公司因《演藝經紀合同》約定違約裁判的尺度，在大陸、香港和臺灣是大不相同的。筆者熱切盼望大陸版的、官方的《演藝經紀合同》能盡快出臺，載入我國的合同法內，使藝人、公司和執法者都能明明白白地知曉、履行、執法。

1.《演藝經紀合同》的性質

根據我國《經紀人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經紀人是指在經濟活動中，以收取傭金為目的，為促成他人交易而從事居間、行紀或者代理等經紀業務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縱觀國內各經紀公司與藝人簽訂的《演藝經紀合同》，可以看出合同雙方之間普遍具有十分復雜的法律關系。

首先，藝人通常授權委托經紀公司作為其獨家經紀人，以增加其知名度、樹立良好公眾形象為目的，由經紀公司代表藝人進行演藝事業活動，為其安排演出機會、提供教育培訓、進行宣傳推廣活動、處理對外事務等。經紀公司對于藝人的演藝工作和事務擁有開發權、代理權、推廣權等，并從藝人的收入中按比例按約定分得報酬，符合《合同法》中關于委托合同的規定。

其次，在經紀公司行使其職權的過程中，除了直接自行為藝人提供演出工作機會，很多是在其他公司或組織舉辦的演出、展示等活動中安排藝人的演藝及其他相關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電影、電視、唱片、廣告、廣播、網絡、圖書、剪彩、舞臺演出和錄制發行有聲出版品、影音出版品，以及一切以藝人形象和聲音為演藝工具的演藝事宜。經紀公司以自己的名義在上述范圍內為藝人安排演藝活動，并經雙方協商一致以后就上述經紀活動以演藝經紀公司自己的名義與第三方簽訂有關合同。此類行為兼具行紀合同及居間合同的特點，經紀公司既作為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藝人從事貿易活動，又作為居間人向藝人報告訂立合同的機會或者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

第三，雖無明文約定，藝人與經紀公司往往具有一定的勞動關系。《勞動合同法》要求勞動合同應當具備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等必備條款。為了降低經紀公司經濟和管理上的成本，演藝經紀合同一般只約定雙方的合同期限和勞動報酬。但在實踐中，藝人在有特殊行程安排之外的時間里，通常以簽約經紀公司員工的身份從事公司安排的工作，并且和其他員工一樣遵守公司紀律、享受休息休假。如果僅以合同約定內容判斷雙方不具有一定形式的勞動關系，顯然是不妥當的。

2.《演藝經紀合同》不得隨意解除

對于經紀公司而言，當與一個藝人簽訂《演藝經紀合同》之后，為了達到提高其知名度的目的，通常需要預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對藝人進行培訓、定位、包裝、宣傳推廣等，通過至少數月的準備，才能使藝人在民間產生一定知名度，樹立深刻的公眾形象。培養藝人是個長期的過程，前期基本只有投資，少有回報。因此經紀公司大多不愿輕易解除與藝人的《演藝經紀合同》，以確保將來該藝人成名后自己的分紅利益。

第一、目前我國提前解除《演藝經紀合同》方式方法以下列二大類為主：

1.雙方就提前解除合同、解除合作、解除時間、提前解約給予另一方賠償（賠償金金額、支付時間）等達成一致，并形成新的書面協議或補充協議，雙方友好分手解約。

2.雙方未能就提前解除合同（含賠償金金額、給付時間）達成一致，其中一方按合同約定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起訴或按約定的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以裁判文書確定解除合同、解除時間、解除合作、給付賠償金等。

第二，解除合同的一方，應當補償被解除方的損失。《合同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履行的，根據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要求恢復原狀、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演藝經紀合同》作為一種長期性、繼續性的合同，其可衡量的經濟收益建立在藝人成名后能夠從各類有償演出、活動中取得的經濟收入之基礎上，完全取決于藝人在經紀公司的推動下所獲得的知名度大小，具有不確定性。在高收入的演藝行業內，如果規定略低的賠償數額，又會造成藝人不在乎賠償金、隨意解約的現象，經紀公司簽約前期的投資等于給他人做了嫁衣，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卻只能靠賠償金挽回些損失。因此，為了平等保護《演藝經紀合同》雙方的利益，應當對補償金額、范圍作出明確的規定。

縱觀我國藝人解約糾紛的司法案例，不難看出主流觀點關于賠償范圍的確定，分別以藝人和經紀公司的利益為中心分成了兩派。以藝人利益為中心的觀點認為，藝人對經紀公司的賠償范圍限定在信賴利益的賠償，信賴利益主要是指經紀公司為藝人演藝事務的處理過程中所投入的成本，包括對藝人的培訓費、在電視、廣播等平臺為藝人宣傳的費用、包裝藝人所支付的費用等。以經紀公司的利益為中心的一派則認為，在藝人應當承擔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上，應綜合考慮經紀公司前期對其演藝發展的培養投入、宣傳力度、藝人自身的影響力、知名度、發展前景以及可能給經紀公司帶來的收益等因素。

本律師認為，經紀公司對藝人的培養就像企業投資者購買股份一樣，經紀公司和藝人均對未來的經濟收益享有期待權，并且隨著《演藝經紀合同》的履行，該收益的具體數額也會時刻變動。如果藝人僅以信賴利益為限對經紀公司作出賠償，對經紀公司而言或許能夠挽回一時的損失。但是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藝人轉投其他經紀公司，本應從該藝人身上獲得的高額回報打水漂不說，還變相增強了競爭對手的實力。這是所有經紀公司都不愿見到的，在《演藝經紀合同》中約定巨額違約金也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另外如前文所述，在我國文化娛樂行業中，但凡有點名氣的藝人普遍坐享極高的收入，拍廣告、出演影視劇等動輒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的凈收入，若不合理提高賠償金金額，藝人取得一定名聲后可能就此無視《演藝經紀合同》的約束，隨意解約、跳槽，對經紀公司的正常運營和演藝經紀行業的健康發展都是不利的。因此綜上所述，本律師贊同第二種觀點，即綜合經紀公司前期的投資和藝人解約時所取得的影響力與發展前景等，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合理確定補償數額（不應稱為賠償），以平衡雙方由《演藝經紀合同》的解除而受到的損失與收益。

 

結論

經審理后法院認為，雙方所簽經紀合同真實、有效，雙方均應恪守。系爭經紀合同的主要內容系J某授權委托D公司擔任其演藝事務的獨家經紀人，屬于《演藝經紀合同》范疇。但我國的相關法律對《演藝經紀合同》的合同性質并未作出明確規定。從系爭合同的內容來看，合同對雙方的權利義務進行了詳細而明確的約定，涉及社會保險、勞動法、知識產權等諸多內容。從系爭合同的性質來看，也同時具有委托合同、勞動合同、行紀合同、居間合同等特征。此外，《演藝經紀合同》受演員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其主要經濟利益往往產生于合同履行期限的后期，故系爭合同著重突出了其不可撤銷性，此不可撤銷性亦是簽約雙方訂立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此不可撤銷的特點，有悖于委托合同雙方享有任意解除權的特征，故J某關于雙方系委托合同關系，J某可以隨時解除合同的辯解，法院不予采信。

J某認為合同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要求予以調整。法院綜合考慮J某違約的實際情況、演員培養的特殊性以及電影電視行業的高投入等特點，結合J某違約行為發生在合同履行期限的中期等情況，酌情調整違約金為人民幣250萬元。

鑒于《演藝經紀合同》的履行需要合同雙方積極主動的一定行為，但雙方在履約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矛盾，J某在向D公司發出解除函后，實際也與案外人簽訂了演員聘用合同，并參加了相關電視劇的拍攝工作，繼續履行合同已經不利于雙方的共同發展，一審法院對D公司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即一審判決：

一、駁回D公司要求繼續履行與J某所簽經紀合同的訴訟請求；

二、J某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支付D公司違約金人民幣250萬元。

一審判決后雙方均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J某仍主張本案《演藝經紀合同》屬于委托合同法律關系，但縱觀合同內容，《演藝經紀合同》中并不僅僅涉及委托法律關系，雙方還就社會保險、知識產權等內容做了明確約定，顯然該合同性質不能簡單定義為委托合同。J某關于其享有法律規定的任意解除權的意見，法院不予采信。J某于2012年7月31日向D公司所發函件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雙方合同關系仍然有效成立。J某在合同期內未經得D公司的同意擅自參與電視劇《無賊》的拍攝、錄制MV、在網絡媒介及報刊雜志上進行宣傳推廣的行為違反了經紀合同約定，J某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違約金的數額應當結合實際損失進行考量。D公司雖上訴堅持按照合同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進行賠償，但未提供其實際損失的確鑿證據，故原審法院綜合考慮J某的違約情況、本案合同履行的特殊性等特點酌定250萬元的違約金數額無明顯不當，二審法院予以認同。

《演藝經紀合同》的履行應當考慮到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現履行過程中雙方矛盾較深，J某已通過與他人簽訂演員聘用合同等行為表明其不愿再履行本案系爭合同，雙方合同已無繼續履行的必要。故原審法院駁回D公司要求繼續履行與J某所簽《演藝經紀合同》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但需予以明確的是系爭合同的解除日期為本判決生效之日。D公司和J某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孫義榮

上海孫義榮律師事務所主任，市律協文化傳媒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

業務方向：文化傳媒、公司并購重組和刑事訴訟等。

 

許聞琪

上海孫義榮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