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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對于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實現農業發展、農村穩定、農民增收的戰略目標，對于開拓農村農業法律業務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民法典明確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特別法人”的主體地位。民法典第96、99、100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為特別法人，依法取得法人資格。擁有法人資格的法人可以享有獨立的民事權利，獨立參與商業和法律事務，可以此形式發展城市資本和農村土地相結合的農村股份合作制企業，為盤活農村集體資產提供高效合法的組織形式。眾所周知，我國農村之所以經濟乏力，除了城鄉經濟差距外，往往是村民委員會一言堂，缺乏獨立運轉、獨立承擔責任和享受收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無權利者無義務、無權利者無責任。如果意圖將農村農業的法定權利行使好、維護好、主體明確是前提。以民法典為契機，應當參照《公司法》等成熟的法律規定，將特別法人的類型；設立、變更、注銷等方法和程序予以明確，使得特別法人可以盡快與商業、訴訟等程序接軌。該制度一旦成熟，必將帶來農村農業法律市場的爆發。
其次，民法典明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具體規定了農村集體所有動產和不動產的范圍（260條）、集體出資權（268條）、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其中，土地承包制度落實了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的要求，在繼續保留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設置了“土地經營權”，并且在第334條、339條明確了土地承包經營人有權將土地承包權互換、轉讓，可以自主決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轉土地經營權，為土地經營權市場化提供了法理基礎，有利于農民盤活土地經營權資產，獲得利益的最大化，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使得農民可以共享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此外，民法典將土地經營權由債權性質修改為物權性質，掃清土地經營權融資的障礙，農民既可以行使土地經營權，又可以抵押貸款融資。對農村農業法律市場而言，一旦土地承包經營權流傳成為常態，必將帶來流轉市場的蓬勃發展。專業律師可以幫助農村集體經濟厘清法律關系，保護其經營權流轉的合法性，這將是法律服務市場的藍海。
再次，民法典賦予農村集體成員的知情權、決策權和撤銷權，有利于集體資產運營的公開化、合法化，避免農村集體資產暗箱操作、侵害農民的利益。民法典規定了集體財產的公議制（261條）、集體成員的知情權和對相關資料的查閱、復制權（264條）、對侵害集體成員的決定申請撤銷權（265條）。有民法典為依據，農民有權監督村民委員會和其他經濟組織的決策，特別是對于集體資產的處分。這些源于《公司法》的知情權制度，是保護農民和集體資產的武器，也是農村農業法律的新范疇。當然，這些制度比較原則，需要專業律師幫助集體經濟成員設計維權方案，這也是農業農村專業律師的價值所在。
最后，民法典規定了綠色農村。也即保護農村環境和生態，在侵權責任編規定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責任承擔、責任程度更嚴格，可操作性也更強。1232條規定了故意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懲罰性賠償。1234條規定了生態修復責任以及替代修復的費用賠償。1235條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損失的類型，包括功能喪失導致的損失、永久性損害造成的損失、調查和鑒定費用、清除污染和修復生態費用、以及其他合理損失。農村一直是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大部分的高污染案件均發生在農村區域，嚴重危害了農民的人身健康和環境整潔，進而侵害了農民的財產權利。有民法典為依據，農村農業律師可以大量地挖掘環境污染案件，比如污染企業的治理、土地污染的修復、漁業污染的索賠等，幫助農民進行維權，并提出較高的懲罰性賠償，甚至是律師費賠償。既可以幫助農民維權、保護農村的環境，又可以開拓農村農業法律業務，提高農民和辦案律師的積極性，得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綜上所述，我國三農問題相對滯后，經濟相對落后、制度規劃化不足、公共服務較欠缺、空巢化老齡化嚴重，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城市水平。民法典在制度化角度保護農民的知情權、決策權、財產權等，但是因客觀原因，需要大量地專業人員的輔助，特別是法律方面的專業幫助。這對于律師而言，既是難得的機遇，也是市場開拓的良機。希望農業研究的法律人士順勢而為，能夠開拓出農村農業法律服務的廣闊市場，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添磚加瓦！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