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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涉外案，我經歷了不少“首例”

蔣鴻禮律師訪談摘要

2021年第09期    作者: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5,702 次

采訪時間：2017年12月13日受 訪 人：蔣鴻禮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在回顧八十年代初上海律師制度恢復重建階段時，我們欣喜地發(fā)現，不少親歷者都是高壽者，原市第三律師事務所的蔣鴻禮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現已九十高齡。當年上海律師的涉外法律顧問業(yè)務就是從市三所的前身——市律師協會涉外組起步，好多做法都是市三所最先開創(chuàng)的。上海律師涉外業(yè)務的起步發(fā)展與蔣老師及沈寶麟、楊志鰲、姚泠、方賢光、陳澤政、鄭耐麗、莊胤生等老前輩作出的貢獻分不開。1982—1983年期間，我們律協與涉外組同在中山南二路的03招待所里辦公，電話都是共用的，對此印象很深。現在請蔣老師來為我們回顧一下當年開創(chuàng)時期的一些難忘的經歷。

蔣鴻禮：日子過得真快！我現在已九十了。今天我準備了一些材料，可以一邊講一邊看，敘事有根有據，也可提起些往日的記憶。我是1980年到律師協會的，回顧應該從70年前開始。我高中畢業(yè)之后考入圣約翰大學，念了兩年經濟系。后來父親說我學的經濟內容太空了，最好能聯系具體實務，想讓我學工科，可是我數學不行，就建議我學法科。我也喜歡法律，因此就從圣約翰大學轉投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入學考的時候，對于我原來的學分，有的承認，有的不承認。我就從頭開始， 1947年進東吳大學，1951年畢業(yè)。那時候社會對法律不重視，都說我讀法律是沒用的，商法、經濟金融方面倒還有一些淵源，而我是讀國際法的，更無用武之地。我們東吳大學的重點就是國際法、英美法的比較法，但那時新中國的法律制度都是蘇聯的，還談什么英美法。所以我畢業(yè)之后一直沒有什么對口的工作，這令我非常失望。

直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情況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需要法律工作人員，人事局就把我從工廠調到了市律師協會。

1980年，我報到的地方是在四川南路，就兩間小房間，放不了幾張桌子。那時候還沒有獨立的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由律師協會的律師出面辦理。當時已有李國機、趙珪、李樹棠等幾位先到了。公證處也擠在那里辦公，我們互相間都蠻熟悉的。單位里二十多個人，每人能分到一個抽屜就不錯了，若需要伏案寫東西，就要等別人站起來有空位時才能坐下，那時就是這樣的艱苦。開始時，律師業(yè)務刑民不分，基本上還沒有涉外業(yè)務，所以刑事、民事案子我都辦過。后來逐漸有了地域及專業(yè)分工，一所、二所分別從律師協會分出去，同時律協成立了涉外組，沈寶麟律師擔任組長，有關涉外的案件就大多交給我辦理了。

記得我接的第一個案子是中國銀行關于清算美國在中國財產的案件。中、美兩國建交之后，需對原來由中國接管的財產進行清算，按照政府間談判達成的協議執(zhí)行，具體的比例多少、如何計算等都是中國銀行在負責。與銀行方面接觸后不久，他們就聘請我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處理外匯等涉外事務。那時候市三所還沒有正式成立，律師協會派我與居同匱以律師協會涉外組律師的身份去擔任法律顧問，持的是律師協會的介紹信，中國銀行成為我們當時的第一個法律顧問單位，之后和我們交往了不少年。居同匱律師和我一樣也是東吳大學畢業(yè)的，他比我早幾年，還到印第安納大學去念了一年書。

    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經濟活動發(fā)展需要法律來規(guī)范和約束，而那時我國還沒有涉外的法律，我們此前在東吳大學學英美法時，基本上都是用外國的課本。雖然英美法和我們中國法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體系，但在相互交往時，總有一些大家都認可的法律理念，我們只能邊實踐邊摸索。后來有了對外開放政策，逐漸制定了有關合資、合作、貿易等涉外法律。涉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我們搞涉外法律服務的工作也多起來了，越來越忙。后來由律師協會涉外組發(fā)展成立了市屬“第三律師事務所”，又稱“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加掛“僑務律師事務所”“海事律師事務所”的牌子，以適應社會對法律的不同需求。我主要是用“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的名義開展業(yè)務。

隨著貿易的發(fā)展、船只往來的增加，我們所碰到了一個棘手的海事案子：在溫州附近的洞頭縣（現溫州市洞頭區(qū)，電影《海島女民兵》就是在那兒拍攝的），有條外輪把我們的一艘漁船給撞了，船上的8人死了7個。那時上海還沒有海事法院，碰船等有關海事案子是由港監(jiān)或者有關行政單位去解決的。時逢改革開放之初，各方希望通過法律程序來處理。后來當事人及家屬通過港監(jiān)找到律師，委托我們辦理要求賠償的法律事務。那時上面有規(guī)定：涉外無小事，事事要請示，且必須兩名律師一起辦理，我就帶著邵瑞興律師一起去了。案件的具體情況是：漁民們出海去捕魚，當晚又是風又是雨，漁民都在睡覺時，一條大船沒有注意到，把漁船撞了，且撞后沒停就開走了。那么首先要查究竟是哪條船碰撞的，但查了很多地方都沒查到。后來我們尋求海軍的雷達站幫忙，檢查在那段時間里經過的船只。查到曾有一條大船通過臺灣海峽往北面走，如停靠的話可能會在我們的華東一帶，后查實這條大船確實經過出事地點，被撞漁船上的那位幸存者也指認看到過這條大船，與雷達等儀器查詢結果完全吻合。

雷達站那個港監(jiān)也很幫忙，到上海各個口岸去查，發(fā)現該船并沒有進上海，可能停在吳淞口。去檢查時，發(fā)現有一條新加坡的船，說到岸之后有幾批船員都辭掉了，現在只剩幾個人留下看船，很可疑，我們就趕緊開始了調查。律師和港監(jiān)的人一起去溫州洞頭看被撞的小船，船被撞散了，拖上來時只剩下船頭，看不出有什么線索。回到上海之后，又與港監(jiān)一起檢查那艘外輪，發(fā)現有油漆剝落的痕跡。隨后港監(jiān)把其船舶上的航海日志調了出來，里面有一個記錄是經過一個地方時，船舵一個左5度之后接著一個右35度。如此變化角度，肯定有過險情，這加大了我們的疑慮，基本確定該船就是肇事船只，便申請扣船。扣船之后，對方提出擔保，倫敦保賠協會那邊就派人到上海來談判，要我們提供認定他們撞船的證據。我們反問說，根據航海日志，在特定的時間、地點里，掌舵度數變化得這么快，你們又有什么理由呢？此問題一出，對方的律師不吭聲了，后轉而來一句“我們可以賠償你，但你們也有過錯”，要求與我們責任對半開，而我堅持要對方負全部的責任。后來他退到愿意承擔60%的責任，由于我們這方的證據也不是很充足，就同意了，共獲賠三十幾萬元，每人拿了2萬7千元，這在當時是個很巨大的數額，家屬跪下來謝我，我都不好意思了。結案后，新華社、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都有報道，我們《上海律師》也刊登了。這個案子雖然沒有經過法院，但完全是按照國際慣例和程序進行的，我們律師與港監(jiān)、船舶公司、海軍等多部門共同配合，辦得很成功，反響很大。

后來我承辦了一件詐騙案。那時鋼鐵很稀缺，有一個公司把一船鋼鐵同時賣給了三四家，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中國的一個進出口公司，案涉幾百萬元。開出來的單子，看上去都是對的，我請內行仔細看，發(fā)現船的停靠很反常，一段時間里頻繁地在幾個港口間來回，而按常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基本認定這是個騙局。我們通過司法程序，訴諸法院申請扣船，中國銀行也幫了很大的忙，把他的錢給扣了。后來我們這方獲賠了好幾萬元，報紙也都登過。

八十年代對外開放之初，國外不熟悉我們中國的法律，國內包括我們律師對法制的信心也不夠，所以以上這兩個案件的成功辦理，可以說明我們的法律是在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法律進行改革。單從這兩個案子看，前者在國外算不上大的海難事件，后者詐騙的數額也不是特別巨大，而我們的報紙通過加大宣傳力度向世界表明，我國確立對外開放政策之后，法律也有跟進，向前邁出了很大的步伐。

我當時擔任了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東京銀行等好幾家銀行的法律顧問，交通銀行、外匯管理局還有兩家財務公司的案子也都請我們辦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的對外法律服務范圍進一步發(fā)展，我還擔任了滬東船廠、江南造船廠、船舶工業(yè)公司等船企的法律顧問，代表企業(yè)與客商談判。香港包玉剛到上海來買船時，我參加了談判，開始還比較順利，但合同中有一條內容是要我們保證所訂船的合同符合三十幾個國家的法律。我們感到有難度——三十幾個國家的有關法律我們無從得知。我便提出讓對方的外國律師告訴我們這些法律的內容，而那位外國律師也表示為難。后來經過多次談判，考慮到船舶在海洋里到不同的國家去，會遇到不同國家的不同規(guī)定，主要是船舶的寬窄方面有些差異，但這些規(guī)定基本上還是差不多的。因此主要還是按英國的法律確定，以后個別地方的規(guī)定有些出入時，大家可以通過協商加以解決。這個觀點主要是我提出的，后為各方所接受。

后來，我的主要業(yè)務轉到金融方面，股票發(fā)行第一個B股陸家嘴就是我參與的。再后來我又參與銀行貸款的法律業(yè)務，那時中國銀行對外的所有項目基本上都是我?guī)退麄冏龅模瑢ν赓J款時的法律意見書就是我起草的。建設銀行與金山石化的合作業(yè)務，我作為法律顧問，向41家外國銀行發(fā)出法律意見書。這也是中國銀行做擔保貸款兩億七千三百萬美元的案例，當時影響非常大，報紙上作了介紹。

我還代表中方照相機公司參與引進合資企業(yè)施樂復印機的談判，到其美國總部及香港、北京等地參加他們的董事會，談了8年，終于成功。雙方確定合資15年，成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合資企業(yè)，現在屬于外資了。

我再講一個案例: 我們曾在虹橋路上一個假日別墅里，與外國銀行談判。貸款協議只有英文文本，我堅持要用中文文本，但外國銀行不肯，說搞不清你們中國的法律，我提出可以翻譯出來進行對照。總算爭取到中英文同等有效后，外商又提出，若兩邊有抵觸時怎么辦？因為是第一次用中文文本，考慮到外國銀行的慣例，我們就同意適用英國法，問題就解決了。

貸款業(yè)務方面，我們也是在摸索中一步一步前進的。如一次做中國銀行從日本銀行貸款的法律事務，貸的是日元，合同上有一條是可以提前還款，這是符合國際慣例的，我堅持適用這一條。有一陣子日元非常強，中國銀行就把錢先還上，減少損失。日本銀行生氣了，認為我們提前還款它吃虧了，但正因為合同有此條款，我們的做法是符合合同約定的。當然“可以提前還款”的條款也是有兩面性的。

還有個仲裁案子很有意思。那時候中國貿促會仲裁委剛剛成立，我代表技術進出口公司去參加仲裁。庭審中，北京的仲裁員明顯偏向另一方，我當即指出該仲裁員是對方公司的法律顧問，應該回避，將了他們一軍，他很尷尬。這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最終該案以雙方協商了結。后來那位北京仲裁員到上海來時，我們大家友好地會面了，都很客氣。

我們當初是白手起家，在什么都沒有的環(huán)境中一步一步走出來，靠的是邊做邊摸索。現在我們的社會與法治各方面都上了軌道，向前發(fā)展，有法可依。上海現在有兩萬多名律師，與我們從前二十幾個人籌建律師協會、法律顧問處的時候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從前是一個人做多種業(yè)務，現在律師的分工是越來越細。在國家的法治發(fā)展中，我們老律師不過是起了一個承前啟后的作用，與社會同步向前。因為社會與經濟發(fā)展了，才會有我們律師的今天。我相信隨著國家的日益強大，律師事業(yè)一定會更加地蓬勃發(fā)展，越來越好。能夠看到現在律師這樣的發(fā)展，特別是看見我的學生們及一批年輕的律師做出了很大成就，我非常高興，希望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更大的進步。我已經退休二十多年了，現在經常看看《上海律師》，看看電視，各方面情況都蠻好，過一個幸福的老年生活。

你們兩位為上海的律師、為律師協會做了很多事情，很感謝你們還能記得我們這些老律師。

采訪人：律師制度恢復重建的早期，著名的涉外律師蔣鴻禮老師通過仔細研究、認真摸索，在涉外業(yè)務、金融海事等方面都承辦過不少影響很大的案子，有許多都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第一”，成功案例的經驗介紹經常見諸報端，還有的被收錄進法學院的教科書。蔣老師很注重及時總結研究，將辦案體會及律師業(yè)務中遇到的新問題等撰寫成文。在我們約定前來訪談后，蔣老師還費心地作了準備，今天為我們展示了他珍藏的部分當年文稿作品，如《西方產品責任法研究》《海難救助》《涉外經濟的法律事務》《西方國家產品的責任與法制研究》《項目融資抵押擔保》《涉外融資中的法律責任》《國際票據法研例》《海事訴訟案例與仲裁》等；還有翻譯稿《美國聯邦法院管轄權和任務》、經手起草的合同文本（貸款合同、土地抵押合同、貸款協議等）及法律意見書、辦案登記表等。以前都是先手寫后打印，現在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手稿。以上有的是投稿后發(fā)表的，有的是講座課件，有的是會議交流發(fā)言稿。面對這些記錄當年前輩律師智慧與汗水的珍藏，我們感慨萬分！

蔣老師是民建會員，曾經擔任過上海市第七、八兩屆的政協委員。退休后的他，儒雅、和藹、睿智一如當年，生活安逸精致，談吐盡顯風度，可以說具有典型的律師形象，值得后輩學習。

（錄音聽寫：施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