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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方便法院原則概述
2023年9月1日，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部分補充和修改，在涉外訴訟領域，對人民法院的管轄權問題做了進一步明確。其中最重要的內容為，正式確認了“不方便法院原則”，以法律形式確定了該原則。
作為國際私法領域的一項重要原則，“不方便法院原則”是指一國法院根據其國內法規定或有關國際條約，對某一涉外案件具有管轄權，但因其本身審理該案件非常不方便或不公平，而拒絕行使管轄權，使當事人在另一更為方便的法院進行訴訟的制度。
“不方便法院原則”，在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體現。“不方便法院原則”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蘇格蘭，最初只適用于“無管轄權法院”的情形。隨著各國涉外民事訴訟的增多，逐漸演變為在法院具有管轄權的情形下、考慮便利性和適當性而慎重考慮是否行使管轄權，最終發展為現代國際私法意義上的“不方便法院原則”。
在美國，“不方便法院原則”是平衡原告、被告以及法院利益并且具有自由裁量性質的一項原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ulf Oil Corp v. Gilbert案中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則及“兩步驟”分析法。第一步，確定是否另有一個適當的替代法院存在。第二步，平衡案涉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個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公共利益。
德國在一些案件中也采取了類似“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做法，如適用外國法查明案情確有重大困難，法院認為無法達到外國法的施行要求時，可以拒絕管轄。德國法律中也將“提出訴訟的合法利益”規定為法院審理涉外民事案件的補充程序，以此防止原告濫用訴權。
日本的“特殊情勢”原則與現代意義的“不方便法院原則”相似。即除非出現特殊情形，日本法院需遵循公正原則維持法院管轄權。對于“特殊情勢”的考量，日本借鑒了美國的利益平衡分析法，采“正義和合理”原則，但是日本不考慮公共利益因素。
二、 不方便法院原則在我國的發展
我國確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時間比較晚，而且主要是通過法院內部規則、司法解釋等形式逐步確立了該原則，最后通過立法的形式最終確定了該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2005）》是我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發展的重要節點，該《會議紀要》第11條規定了法院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需要同時滿足的七個條件，為后續的立法提供了重要基準。這些條件分別為：（1）被告提出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請求，或者提出管轄異議而受訴法院認為可以考慮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2）受理案件的我國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3）當事人之間不存在選擇我國法院管轄的協議；（4）案件不屬于我國法院專屬管轄；（5）案件不涉及我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利益；（6）案件爭議發生的主要事實不在我國境內且不適用我國法律，我國法院若受理案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難；（7）外國法院對案件享有管轄權且審理該案件更加方便。
最高院2015年公布的《民訴法解釋》第532條首次將“不方便法院原則“以司法解釋形式確認下來。相較與《會議紀要》規定的7個條件，最大的調整為刪去了“受理案件的我國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一條。其他的修改僅限于表述而未涉及實質。
2023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首次將“不方便法院原則”從司法解釋的層面提升至訴訟法的層面，并減少了對適用條件的限制。為了便于比較，其主要變動整理如下：
|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15修正） |
《民事訴訟法》（2023修正） |
| 第532條 涉外民事案件同時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國法院提起訴訟： （一） 被告提出案件應由更方便外國法院管轄的請求，或者提出管轄異議； （二） 當事人之間不存在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管轄的協議；、 （三） 案件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專屬管轄； （四） 案件不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利益； （五） 案件爭議的主要事實不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且案件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難； （六） 外國法院對案件享有管轄權，且審理案件更加方便。 |
第282條 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民事案件，被告提出管轄異議，且同時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告知原告向更為方便的外國法院提起訴訟： （一） 案件爭議的基本事實不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當事人參加訴訟均明顯不方便； （二） 當事人之間不存在選擇人民法院管轄的協議； （三） 案件不屬于人民法院專屬管轄； （四） 案件不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利益； （五） 外國法院處理案件更為方便。 裁定駁回起訴后，外國法院對糾紛拒絕行使管轄權，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審理案件，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內審結，當事人又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
此次修改主要有如下變動。第一，將提出“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前序步驟僅限于“被告人提出管轄異議”。第二，刪除了個體利益，即刪除“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利益”，著重突出對于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的保護。此條修改意義重大，是根本性質的修改。實踐中在中國國內進行的涉外民事訴訟不涉及中國公民、法人的案件較少，常導致一些真正存在不方便審理情形的案件無法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第三，將“案件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替換為“當事人參加訴訟不便”。刪去前者是因為隨著涉外業務的增多，適用外國法的障礙已逐漸掃清。增加后者是考慮到平衡雙方當事人個人利益的保護。第四，是增設了“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兜底條款，以此解決被外國法院拒絕管轄等情形發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由此，不難看出“不方便法院原則”在我國逐步發展和完善，適用條件逐漸放寬。相信修訂后的“不方便法院原則”得益于其更少的限制和靈活性，將在我國涉外的司法實踐中得以廣泛的運用。
三、 不方便原則的司法實踐
以下兩個案件，可謂是“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典型案例，其中有一個案件，法院主動適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則”，以裁定的方式駁回了原告的訴請；而另一個案件中，被告在答辯期內提出了管轄權異議，申請法院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駁回原告起訴，但是法院駁回了被告的管轄權異議，進行了實體審理，最后以“中國法院無法查明在美國（原告所在國）發生的事實關系，而原告無法充分舉證這些事實關系”為由，以判決的形式駁回了原告的全部訴請，部分沿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相關邏輯。
【案例一】法院以受理該案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存在重大困難為由，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駁回原告起訴
案件概要：該案為韓國公司之間在韓國發生的票據糾紛。韓國法人H公司（本案原告）常年為韓國法人Y公司（本案被告）提供化學制品，Y公司再將制成品供韓國法人N公司（本案被告）使用。N公司將貨款以商業匯票的形式開給Y公司，Y公司再背書給H公司。2007年，Y公司和N公司在韓國申請破產，H公司持有的商業匯票被拒付。原告H公司查到Y公司和N公司在中國境內有子公司，于是利用中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2023年修訂后的第二百七十六條）中“被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有可供扣押的財產，可以由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的規定，在被告之子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了訴訟。
被告在答辯期內提出了管轄權異議，但是管轄權異議中沒有提到“不方便法院原則”，而是主張兩個被告均已在韓國的法院進入破產程序，所有債權人應在破產法院申報債權，因此該案應由負責兩個被告破產案件的韓國法院管轄，不應由中國法院管轄，繼而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起訴。
而法院駁回了被告的管轄權異議，在進入實質審理階段后，法院審理了近兩年，在這個期間內兩個被告公司已經被韓國法院裁定終結破產程序并宣告注銷。盡管兩個被告的代理律師向法院提交了兩個被告在韓國已經進入破產程序的相關證據，并且提交了兩個被告在韓國已經被注銷的證據，但是法院不敢直接引用這些證據，而是繼續謹慎地審理案情。而最后，法院適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則”，裁定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其裁定主要內容如下，“本院認為，由于各國立法的差異，可能導致不同國家依據其國內法對同一涉外民事訴訟均擁有管轄權，產生管轄權的積極沖突。解決管轄權的積極沖突是國際私法合作的目標之一，為此，有的國家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則’予以解決。就本案而言，首先，本院非協議管轄法院和專屬管轄法院。其次，本院受理該案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存在重大困難。第三，韓國法院對案件享有管轄權且審理該案件更加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該法院在做出這一裁定時，除了國際海事訴訟領域以外，普通的涉外民事訴訟中鮮有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案例，在2010年之前的涉外民事訴訟案例中沒有發現其他直接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駁回原告起訴的情形，該法院可謂是開了先河，其魄力值得贊賞。
【案例二】法院以涉及我國法人利益為由裁定駁回被告主張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管轄權異議，但最終因無法查明境外的事實關系，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件概要：原告為美國法人P公司，被告為在中國境內注冊的S公司，原告與被告簽訂《供應商協議》，由被告S公司向P公司提供產品，原告P公司再轉售給美國法人N公司后，美國法人N公司主張產品瑕疵。原告就貨物質量瑕疵產生的賠償糾紛在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訴訟。被告在答辯期內，以本案爭議的主要事實發生在美國境內，由美國法院管轄更為方便為由主張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提出管轄權異議。
而法院適用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以被告S公司為我國境內依法登記設立的法人，該案會涉及我國法人利益為由，認定該案不符合適用不方便管轄的規定，裁定駁回被告的管轄權異議。
該案件也經歷了兩年的漫長審理，在審理過程中，由于所謂的產品瑕疵及后續不久等主要事實關系均發生在美國，中國法院無法明確認定對美國境內發生的案件事實，而原告提交的相關證據依據不足，法院最終還是判決駁回了原告美國法人P公司的訴訟請求。
從上述案件的審理過程可見，本案與案例一殊途同歸。而不同之處在于，第一個案例中的當事人均為境外法人，并不涉及境內法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院《會議紀要》的精神，因此法院提出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沒有太大阻力。而第二個案例中，被告為中國境內法人，因此，受限于最高院司法解釋中“案件不涉及我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利益”的要求，沒有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但是，最后在判決中以“中國法院無法查明境外發生的事實”作為主要依據，駁回了原告的訴請，這其中雖然也有原告無法提交較為詳細的證據而承擔舉證不力的相應后果的原因，但是以境內法院無法準確查明為由駁回原告訴請，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則”的一些邏輯。
其實，法院在審查管轄權異議階段，應該可以看出本案主要事實關系發生在境外，而中國法院對這些事實關系無法準確查明，但受限于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中的適用條件，無法直接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做了長達兩年的實質審理，在某些意義上可以說是浪費了一定的司法資源。
幸好，本案中法院拒絕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理由在最新民訴法的修訂中已被刪去，不復存在。相信將來的涉外民事訴訟案件中，對類似案件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直接限制將會減少。同時，法院亦可將本案視作前述因要求“不涉及中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利益”，致使一些真正存在中國法院不方便審理情形而無法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反面代表之一。
四、 總結
綜上，筆者認為無論是立法趨勢還是司法實踐，“不方便法院原則”在我國都在逐漸完善并有限度的放寬。結合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來以“不方便法院原則”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案件將有所增加，其功能和價值在涉外民事訴訟中也將能夠更好地得到發揮。同時應注意，在實際司法實踐中，要適度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而非濫用，要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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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