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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把律師 全都殺死嗎？

法律職業面面觀（下）

2013年第05期    作者:艾米?布萊克 斯坦利?羅斯曼著（美） 譯/周卓華    閱讀 7,106 次

        前期回顧：美國建國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律師所固有的保守主義確保其對簡單多數主義原則的警惕，從而保護了民主體制架構下一個自由國家最基本的要素，律師也因而廣受尊敬。1995年一項精心設計的覆蓋全國的調查發現，律師通常都有著優越的家庭背景，收入高。他們不象法官那樣保守，看問題比較中庸，傾向于更為“自由”的社會政策。

        第二大要素“彰顯的個人主義”強調的是個人主義的含義從一種“存在”（being）轉變為一種“本性”（self）。這種張揚的個人主義文化以個人的體驗和感覺為中心———無拘無束，激情澎湃和非理性主義。在藝術、人文學科和文學領域，它要求拋棄傳統標準，敢為先鋒；它設想特立獨行的個體通過自由選擇生活的經歷來認識自己，而不要用任何固化的本性去限制他們。

　　傳統的中產階級文化和張揚的個人主義因此被視為對立的兩極。新教倫理強調對縱情歡愉保持清醒頭腦，克制恣意，和對個人情緒的反思。彰顯的個人主義顛倒了這些教條。涉及同性戀、墮胎和同居等問題有助于我們明確此因素。

　　為了便于結果的對比研究，我們把各組因素以100為中間點來標準化，每一個標準差是10。高于100這個中間點意味著更偏向于自由主義這一端；低于100則意味著偏向保守。法官和律師相當靠近自由集體主義（得分依次為98和97）。不過，律師對于涉及個人主義的問題顯得更為自由化一些，其得分比法官高了近6分（103比97）。簡言之，我們發現律師在經濟問題上比較保守，而在社會問題上較之法官和其他精英而言相對自由化些。

　　除了涉及社會和政治的大量問題之外，本調查還設計了一些問題來衡量精英們參與政治活動的廣度和頻繁程度。首先，我們詢問被訪者是否結識能與之自由交往的高層人物。我們還調查了被訪者參與各種形式政治活動的頻率。

　　調查數據顯示，律師基本屬于擁有廣泛人脈關系的群體（見表三）。當他們被問及是否結識能與之自由交往且身居要職的重要人物時，52%的律師精英說他們認識一些現任國會議員；59%的人結識一些州立法會成員；還有51%的人認識不少全國性新聞媒體人物。此外，70%的律師說他們認識一些地方新聞媒介人物，還有13%的人說他們能與一些總統內閣成員交往自如。

　　法律精英們還熱心于慈善事業。1994年，被訪律師平均捐獻了$14,485給非營利性組織。他們平均每月為社區服務近15個小時。法官們年均捐獻$10,487給慈善事業，每月自愿服務約7個半小時。由于法官們的收入平均而言大大低于知名律所合伙人，所以他們在慈善捐獻上的區別并不能從表面數字來看。

       一、美國人是如何看待律師和法官的？

　　在對律師和法官在人口特征，政治和社會觀點，政治參與程度等方面進行比較后，讓我們來看看公眾對法律精英們的看法。全國民意調查結果支持傳統經驗認為的：美國人很少尊敬律師嗎？美國人尊敬法官嗎？公眾對于法官和律師的看法將形成怎樣的對比？

　　近幾十年來全國民意測驗的結果肯定了近二十年來人們對法律職業的評價江河日下。的確，對職業聲望，誠信和道德水準，以及形象模范程度等各項指數的比較反映出一個清晰和穩固的判斷：美國人對法律職業的尊敬不復存在。誠如1997年全國律師年會的主會人所言，法律職業確實面臨危機———公信力危機。

　　首先，考察職業聲望指數。比如，由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主持的調查顯示出公眾對法律職業崇敬度的衰退。數十年來，調查者們隨機抽查了成年美國人對各種職業聲譽的看法。每一種職業被定位為擁有“極高聲望”，“較高聲望”，“有些聲望”，或“幾乎毫無聲望可言”。1977年，近75%的被訪者認為法律職業擁有極高或較高的聲望（見表四）。20年后，民意測驗結果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97年4月，在近一半（47%）的被訪者看來，法律職業要么是有些聲望，甚至是毫無聲望。

　　律師的聲譽相對于其他職業來說也明顯呈下降趨勢。1977年調查中，律師在15個職業中位列第4，正好與神職人員的聲望并列。然而，到了1992年，法律職業在排名中跌至第8位。在1997年Harris調查中，律師聲譽甚至在17個職業排位中跌至第10，排在商人和議員后面。

　　其他全國性調查確認了這一趨勢。根據Gallup調查，大部分美國人一向認為藥劑師，神職人員，牙醫和醫生誠實、有道德。然而自1976年以來，只有不超過27%的美國人認為律師品德高尚（見表五）。盡管1976至1985年間，在Gallup調查中四分之一的被訪者對律師的評價不錯，但在1995年只有16%的人認為律師的誠信度和道德水準“很高”或“高”。

       在1995年的Gallup調查中，律師排在了26種職業中的并列17位，比上一年下降了兩位。盡管被調查者將律師的道德和誠信度排在汽車營銷員和政客前，但落后于喪葬承辦人、建筑承包人、記者、甚至民意調查者。

　　1996年Gallup調查顯示，律師道德和誠信度評估在“高”或“很高”這兩項上，上升了兩個百分點。除此之外，律師的總排名也從26個職業中的17位上升到15位（見表六）。

　　盡管該數據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對律師道德評價僅有微小的差別，但是不同種族和教育背景人之間的評價差異顯著，值得玩味。給律師誠信度打高分的黑人是白人的兩倍以上（30% vs.14%），其中西班牙裔白人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2.5倍。

　　類似的在1995年調查中，白人給律師道德和誠信度的排名是19位，14%的人對律師的評價較高，近48%的人認為律師品德低或很低。對比一下，非裔美國人把律師排在第7位。約35%的黑人認為律師品德高或很高，27%的黑人對律師的評價很低。即使排除教育背景因素，種族差異依然明顯。例如，在1996年Gallup調查中，較之白人，有更多的美國黑人對律師品質給予高度評價。

　　然而，總的來說，被訪者對律師誠實度的信念與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只有11%的大學學歷被訪者給與律師高度評價，而30%的高中以下學歷被訪者對律師評價較高。

　　1995年8月的Michaels民意測驗發現極少有人認為律師是好榜樣。僅有2%的被訪者把律師當作最好的榜樣，但78%的被訪者認為律師一般或較差。此外，律師在15種職業中排在第11位，落后于運動員、記者和廣播員。只有政客、音樂人、電影人和電視人比律師差些。

　　法官的民意測驗結果要好得多。盡管在過去十年中，法官的聲譽可能有微弱的下降，但很多美國人仍然非常尊敬法官。1987年《時代》雜志所公布的Yankelovich Clancy Shulman調查中要求對各種職業的品德進行評估，過半數的被訪者給法官很高的評價，相比之下，只有35%的人認為律師品德高。法官在問卷的15種職業中排名第3，僅排在神職人員（69%的高評價）和教師（64%的高評價）之后。

　　類似的，1995年由Hart&Teeter研究所為NBC News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作的調查顯示，48%的被訪者認為法官的品德很高或高，只有11%的人對法官的評價較差（見表七）。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只有18%的被訪者給律師打了高分，而41%的人認為律師道德低下。

       二、 他們如何看待自己？

       如前文數據所顯示的，全國性的民意測驗表明在過去20年中法律職業正在喪失公眾的尊敬，但是法官的職業聲譽還是比較高。最后的問題是：律師和法官們如何看待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他們和公眾的意見差不多嗎？“領導層特征研究”初步回答了業內人士對于這些問題看法。

          我們在調查中對每個精英群體提了一個開放式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己職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律師們提到最多（14%）的是好訟問題（見表八）。律師公眾形象問題位居第二（12%），緊隨其后的是成本問題（9%）。以上回答表明公眾意見是法律執業者們主要關注的問題之一。

     法官提及了許多同樣困擾著美國司法系統的問題。名列榜首的是超負荷的工作壓力問題（有18%的法官談到了這個問題），接著是公眾的反對意見（12%）。名列第三的是國會對司法的干涉（11%），還有9%的法官則認為“好訟”是最重要的問題。

         調查還包括了僅針對律師所提的三個關于法律職業的問題（見表九）。和先前許多調查一樣，對所提問題他們可作如下回答：“非常同意”、“有點同意”、“有點不同意”和“非常反對”。多數（54%）律師同意此表述：“現今的訴訟爆炸正在破壞著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的安寧。”60%的律師認為法律職業變得更精于為客戶服務，其中又有近三成（32%）的律師對此表示“非常同意”。此外，有69%的被訪律師表示出于對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恐懼，使得委托人經常為此和解不應和解的官司。

       三、 我們可以總結出什么？

       我們發現聯邦法官和頂尖律師絕大多數都是白人、男性并且富有。關于政治變量的分析表明：作為一個整體，法官對于大多數的問題持保守態度，律師在政治上比較中庸。法官和律師都對持續增長的訴訟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持關切態度，并且也很關注公眾對于法律職業的看法。盡管美國公眾對法官維持了很高的敬意，但是公眾對律師評價卻呈迅速和穩定的下降趨勢。許多美國人嚴肅質疑了律師道德水準，并且很少有人認為法律職業聲譽崇高。

        如引言中提及的，托克維爾將美國的法律職業視為維持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律師扮演著貴族的角色：他們代表了社會的中堅力量，能幫助民眾力量控制和促進自由與民主傳統的穩定整合。顯然，托克維爾的觀點仍然是部分正確的。到目前為止，律師精英們并不十分激進。另一方面，我們的數據表明他們遠比30年前自由化的多。

　　與此同時，律師的公眾形象卻是江河日下，律師和法律職業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由于社會變得更為好訟，律師事務所借此機遇擴大了他們的業務范圍并提高收費。這個國家的法律職業（那些改變自己職業參數的各種判決幫助和慫恿了他們）在很多時候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道德底線。我們的調查表明律師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且對此很矛盾，即使他們正視了公眾聲譽發生實質性下降這個問題。舊式新教精英法律秩序的崩潰，為改革和減少不公正提供很多機會。自制和自尊的淪喪一度被用以形容這個職業，已經有太多的律師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曾被法律界強烈譴責的皮條客。美國人并不想消滅所有的律師，但是法律職業的現狀不容樂觀，或許真正出問題的是法律制度本身。（完）●

　　（原文刊載于《哈佛法律和公共政策雜志》1998年6月）

        （譯者單位：上海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