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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受援人一樣感受世界

“不忘初心 踐行法治中國夢”征文活動一等獎征文

2020年第02期    作者:文│沈丹    閱讀 4,544 次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律師制度恢復40周年，上海市律師協會組織舉辦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紀念活動，以展示上海律師風采，凝聚行業力量。《上海律師》從2020年第2期開始特增設“獲獎征文”欄目，刊登“不忘初心 踐行法治中國夢”征文活動獲獎文章，以更好地記錄上海律師在推動民主法治進步、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突出表現，反映和傳達上海律師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思考和感悟。

有人說，“法援律師”是“走過場律師”。每每聽到這句戲謔，我都會認真地反駁：“請你看看，我們身邊有多少法援律師正不辭辛勞、風里雨里，做著調查取證、與被害人和解、與家屬溝通、幫受援人爭取合法權益的工作。他們在法援案件中所付出的工作量、時間和心血，與在日常收費案件上的投入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1994年司法部首次提出法律援助制度設想并予以試點后的25周年。上海作為全國“法援制度”的先行城市，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而這全然離不開法援律師們悉心無私的奉獻。今天，我就從一名“法援律師”的視角，談談這些年來讓我心酸又感動的法援心路歷程。

每個人在太陽下都有一個位置

從事法律援助多年，從剛成為一名執業律師開始，我就帶著對律師行業的新鮮感、對辦理過案件的期許，加入了法援律師團。

那時，法律援助制度還未做到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分配給我們法援律師的案件都較為重大。比如故意殺人、過失致人死亡、強奸等暴力或嚴重侵犯人身權利的案件。第一次為涉嫌故意殺人的犯罪嫌疑人提供辯護，該案件因影響惡劣而被電視臺和新聞媒體爭相報道。首次會見，嫌疑人見我是一名年輕的女律師，絲毫沒把我放在眼里，還挑釁地說自己的父親當年也是因為故意殺人被定罪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當時，我瞧著嫌疑人惡狠狠的眼神，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但我馬上調整了自己的狀態，對自己強調：“我是他的辯護人，哪怕他全身戾氣、毫無悔意、對外界充滿了敵意，都不妨礙他作為受援人應當獲得辯護的權利。我既然受到法援中心的指派行使辯護權，傾聽、說服、釋明就是我應當履行的職責。”我們連續會見了多次，犯罪嫌疑人逐漸打消了對我的不信任和防備，在了解他所謂“臨時起意殺人”的案情背后，我也挖掘到了他那敵對人格形成的背景。

同時期，我被指派為一位八旬老人向他的四位子女索要贍養費，這位老人每次見到我，都要落淚十分鐘，反復哭訴自己的不幸經歷。每每這時，我都覺得“子欲養而親不在”雖悲哀，但“子孫滿堂卻無人贍養”更令人唏噓。

在法援辦案的過程中，有時我會為前文中所提到的那種民眾公認的“大惡人”辯護，有時又會替像贍養案件中那樣的可憐老人去維權，隨著時間的積累和類似的案件越辦越多，我的感悟也發生了變化。當我是法援律師的新手時，我堅定地認為，我與受援人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他品行壞，就應當受到法律的懲罰，我只為他的合法權益辯護罷了；他受到不幸遭遇，我為此感到同情，但這就是她的命運。無論如何，作為法援律師，我只是他們案件中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已。而現在，我的感受在潛移默化中已截然不同。每次代理案件，我都會去挖掘“受援人為何會作出這樣的行為”“導致受援人如此經歷的土壤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底層人群的普遍困境”。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我愈發感到，人沒有純粹的善惡之分，人與人是平等的，每個人在太陽底下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沒有誰天生是社會的蛆蟲，也沒有誰必然成為社會的英雄。我不再帶著鮮明的憎惡觀去看待犯罪嫌疑人，也不再充滿著居高臨下的同情去對待貧苦的當事人。同理心促使我在代理案件時，會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這個世界，想想他們所遇到的困境，想辦法去多維度地幫助他們。

當我們向受援人施以援手

便帶來了劈開黑暗的光

近年來，法律援助中心和公檢法等辦案機關越來越關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許多工作人員在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矯正幫教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從而讓祖國的下一代——不諳世事的未成年人盡可能多地得到社會的關懷，走上人生的正軌。

我曾辦理一起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取得相對不予起訴結果的案件。該案系電信類詐騙案，受害群體廣泛。我被指派時，本案已處于審查起訴階段，而我的受援人因犯罪金額多，已被偵查機關認定為詐騙“數額巨大”，即基礎量刑起點在三年以上。見到當事人（犯罪嫌疑人），我的心情很沉重，犯罪嫌疑人剛剛18周歲超7個月，只是為了尋求一份工作謀生，而不幸進入詐騙團伙設計好的騙局中，成為犯罪團伙的一個業務員（棋子），工作五個多月便被公安拘留了。會見完后，我馬上明確了兩個辦案目標：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行為可能發生在未成年的時間段（被拘留時已成年），本案不應與其他成年人共同審理；犯罪嫌疑人受人誤導才入歧途，如果服刑三年以上，他人生的黃金時間都將耗在監獄，對他的成長、未來的發展并無好處，我要為他爭取從輕量刑。我把案卷材料反復研究了幾遍后發現，我們的閱卷證據材料中少了審計的電子文檔，這份審計電子文檔也許恰恰能證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行為發生時間是在其未成年期間。

于是，我讓助理律師與承辦檢察官、案管中心反復溝通，又去了檢察院三趟，終于在共同犯罪審計材料中發現了幾行涉及我當事人的犯罪金額數據和手寫的時間節點，正好印證了我的猜測——主犯罪行為發生時間為犯罪嫌疑人未成年期間。于是，我馬上聯系本案承辦檢察官，申請將本案移送到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科室，此時距離檢察院將本案移送到法院的最后時限僅剩一周。承辦檢察官接到我的申請后，十分重視，立馬開展了對證據的核查，在確認我所陳述的情況符合事實后，即將涉及我當事人的案件部分移送到了未檢科，此時我又確定了下一階段的工作目標——為少年爭取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

我聯系犯罪嫌疑人的母親溝通退賠，他母親是一位農民，丈夫剛患肝癌去世，但她對兒子非常關心，她向我保證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去借款來退贓，彌補被詐騙對象的損失。當時，她的一句問話觸動了我：“沈律師，我的孩子確實做錯了，但小孩這么年輕，如果有犯罪記錄了，以后還能考公務員嗎？我孩子的孩子會不會也受到影響？”那一刻我體會到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人，他們和國內千千萬萬的普通家庭一樣，有著最樸素的是非觀，有著最樸素的理想，他們不過是希望下一代能比自己生活得更好、有更明朗的未來。我撥通了未檢科承辦檢察官的電話，討論了做“不予起訴”的可能性，檢察官和我一樣感同身受，她說知道肝癌治病耗費不少，犯罪嫌疑人家里可能欠著許多外債，現在生活來源只有少年的母親，對于退贓，要讓家人盡力而為，她也會綜合本案的全部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去作出相對不予起訴的努力。果然，少年的母親沒有失約，在移送起訴的最后幾天內，通過東籌西借將退贓金額湊齊并退還。之后，檢察院以最快的速度為我的當事人辦理了取保候審以及做出了相對不予起訴的決定。少年的母親在檢察院不停地感謝檢察官、感謝我和我的助理律師，給了她剛成年不久的兒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

送別少年和他的母親回老家時，我叮囑少年：你的無犯罪記錄是大家為你爭取得來的，你要好好珍惜，做個好人。少年和他的母親又一次哭了。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如今的社會，有多少人是在負重前行，但他們始終保持樂觀，這就是生命的韌度。而我們這些法援律師，如果有機會能為這些陷入困境的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為他們多做點事，教人從善，對他們來說，就宛如獲得了救命稻草，在黑暗中看見了帶來希望的微光，這才是我們提供法律幫助的終極意義！

匯聚蚍蜉之力 亦能撼動大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身邊就有許多長期從事法律援助的律師，他們都是法律援助律師團的一員。每次看到他們除了完成援助律師需要做的本職工作，還挺身而出幫未成年人取保候審做擔保人、幫家屬做“偵探”尋找失蹤的孩子，我就深感溫暖在人間。

目前，法院、檢察院、勞動仲裁委、看守所等都安排了專門的律師值班點，為前來詢問的民眾解疑答惑、提供法律幫助。像閔行區人民法院的值班窗口，每天會有五六十名人員前來咨詢，法援律師從早上接待到晚上，基本連喝水、去洗手間的時間空閑都沒有。去看守所會見時，因現階段看守所羈押人群諸多，通常需要排隊一個半小時以上，坐在看守所的長板凳上等待時，幾名法援律師相視而笑：原來你也在這里。

如果你問我，為什么愿意花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去幫助這些受援人群？是出于責任，還是履行義務？我會回答：除此之外，當我站在受援人的處境去感受過他們的世界后，我就再也不能置身事外！法援工作是匯聚個人之力后的團體力量，單個的法援律師發揮的社會作用還太小，中國眾多的法援律師結合在一起，團體力量才強大。值此建國70周年之際，我呼吁更多的律師加入法援律師團的隊伍，每位法援律師都像受援人一樣去感受世界，懷著對法援工作的熱忱，付出我們的心血，一步步將祖國法治事業的發展推向前方！

沈丹

上海中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曾獲“第三屆閔行區優秀女律師”，現為上海市青年聯合會第十二屆委員會委員。業務領域主攻大文娛產業法律服務。信奉“言而有信、言而有行”，熱愛足球和創作，自謔“是被律師職業耽誤的戲劇創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