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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律所改革的司法部“英模”

高前和律師訪談摘要

2019年第06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5,493 次

 采訪時間：2017年6月2日受 訪 人：高前和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高前和老師口述歷史。我們與高老師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高老師的名字與上海律師的改革與發展、成績與榮譽緊密相連，他是市屬最早的兩家法律顧問處之一“老二所”的主任，是由發改委出批文最早進行整所試點改革的震旦所的主任，是上海市最佳法律顧問，最早受上海政法委表彰的十佳律師，司法部英模、一級律師……

 高前和：1981年，我從信誼藥廠黨委辦公室歸隊到上海市司法局，在同一批從華政畢業的同學中，我是歸隊最早的一個。后來，吳伯慶、劉衛真、陶守鈞、朱瑞昌、薛勇等老同學也陸續歸隊。我報到的地點在四川南路29號。報到后不久，我就去了中央政法干校學習，半年后回來，我先在王會長領銜的動員歸隊小組工作，該小組由局人事處顧漢祥、上海律協副秘書長肖建平、第一法律顧問處的傅玄杰、第二法律顧問處的我等成員組成。那時，動員歸隊的660多人的名單就是我做的。我們挨個單位挨個單位地跑，王會長也到有關單位親自走訪。當年“反右”造成的陰影猶存，人們大多心有余悸，名單中有好多人不愿意歸隊。參加歸隊動員工作大約七八個月后，我被分到第二法律顧問處，張士勤是主任，李國機是刑事組組長。我被分在陳瑞謨的經濟組，那時民事和經濟是不分的，我們辦理了一批“文革”后為原來的資本家落實政策過程中的財產糾紛案件。1986年5月，我到司法部國際經濟法培訓班培訓了半年。

 早期第二法律顧問處的主任依次是張士勤、肖建平（代理主任）、梁功堂和我，1986年我擔任主任的時候，石鐘祥、畢道德是副主任。陳瑞謨、鄭傳本、李國機、葉傳岵、丘仰東、張國飛、俞煥祥等著名律師都是從二所（第二律師事務所，即原第二法律顧問處）出去創辦新所的。我在二所共當了14年主任。“第二法律顧問處”后改稱“第二律師事務所”，上級要求調整原序號命名時改所名為“震旦律師事務所”。

 1986年以后，事務所的律師業務從民事、刑事擴大到法律顧問業務，經濟案件逐漸增多，最多有好幾百家法律顧問單位。南面金山，北面寶山，央企石化總廠和寶鋼都是我們二所的法律顧問單位，我與畢道德是金山石化的法律顧問，我和沈樹斌是寶鋼的法律顧問，金山石化的廠辦主任唐復保、寶鋼的法務總監陳德林，都是我所早期的兼職律師。我們與企業訂立常年法律顧問合同后，經常走訪企業，了解情況，解決問題。

 老二所所址之前在四川北路橫浜橋西湖飯店后面，直到老房子動拆遷，才搬到漢中路。

 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我力推事務所體制改革，醞釀將國辦所改制為合作所。因國辦所人員編制有限，事務所發展受到制約。當時，《律師法》還沒有頒布，《律師暫行條例》中只有對國辦所的規定，合作所試點的依據則是司法部一個關于改革的通知。上海市據此制定了《上海律師管理辦法》，其中有合作所試點的內容。改革創新要突破編制的限制，實行“兩不四自”原則。之前已有個別小所嘗試進行改制，或律師離開國辦所另行設立合作所，還未強調與原有人事關系脫鉤。本來我也想出來新組建一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但由于當時上級部門對我們國辦所負責人有限制離職的規定，我就服從規定留了下來，但我覺得改革是個方向，對改制的信念更加堅定。像我們這樣的國辦老所、大所要進行整所改制，沒有先例可循，要解決的問題也很多，但律師們都積極支持。在改制過程中，市司法局、區發改委的領導也非常重視和支持，多次到事務所調研指導。轉制大會上，市司法局、閘北區發改委都為我們宣讀了批文，自此，國辦所改制成合作所，按照按合作制運作。

 轉制后的律師事務所有20多位合作人，成為合作人的條件是有一定的業務量、事務所所齡3年以上等。當時刑事案子收費才30元（指定案件更少，僅15元），我們就動員合作人少分，分配只拿30%，其余70%留在事務所，用來支付參建新辦公用房每年的繳費。這是一種集資性質的買房，落實到每個人的名下，個人最多出兩百萬。由于我們長期在四川北路橫浜橋一帶辦公，對這里熟悉而又有感情，但為了推進業務的發展，我們又去購買了位于四川北路原址附近福德廣場的商務樓，支付了880萬元房款。前面參建的漢中路商住兩用的房子產權交給市司法局，事務所原來租住的房子的拆遷費也算作了公有資產。當時20多個合作人都對交付兩處房款進行了出資，產權登記在律師事務所名下，再次轉制時事務所合伙人僅9人，留在事務所的律師與離開事務所的律師意見不一致，由此造成后遺癥，導致一些事情懸而未決。這個糾紛引發的訴訟現在還未結束。假如結案時收到應該歸還的款項，我就將其全部捐給國家。當時好多律師聽了我的意見，踴躍加入“個人少分，留在事務所里擴大集體積累繳付房款”的行列。

 我曾經獲評上海市首屆十佳法律顧問、上海市委政法委“廉潔敬業的好律師”、獲得司法部人事部授予的英模稱號等榮譽。

 我在事務所里一直強調，服務態度要講一個“好”字，業務要講一個“精”字。較長時間里，我們事務所的業務量、創收等在整個上海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2000年的創收更是高達1000余萬元。

 在律師業務方面，我辦理過不少大案要案。如1998年新疆克拉瑪依火燒案，死亡323人，燒傷275人，被起訴的近10人。我的當事人本來是第一被告人，經過我辯護之后，變為第五被告人。我主要的辯護論點是起火的市政府大禮堂是被告人租賃使用的，租賃的場地不安全，租賃者有什么責任呢？后來，我的當事人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辦理該案后，我得到了司法部全國通報表揚。

 我還代理過閔行開發區陳某訴百事可樂的股權糾紛案件，涉及資產22億元，耗時11年。開始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我提出管轄異議，因為標的超過了中院的審限，應該由上海市高級法院審理。我方在上海高院的一審中勝訴。案件上訴后因為一審事實不清而發回重審。上海高院的第二次審理是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代理的，我沒有參加，結果敗訴。再次上訴，閔行那邊又來委托我進行代理，但對于案件的意見有了變化。最后，上海高院認為涉訴財產應該是國有資產，作出改判，我又勝訴了，后來案件提起再審，結果是維持原判，判決書幾乎和我的代理詞一致。

 我還擔任了東海大橋建設的法律顧問，參加了長江隧道等幾個特大項目。

 我的學生很多，主要有孫、馬、邵、秦等幾位律師。我以前常對青年人說，不要認為一下子就能發展起來，要沉下心，邁小步，不停步，年年有進步，要從基本功做起，從認真辦案開始，吃點“蘿卜干飯”。我們創業時比你們還要艱苦呢。

 2000年8月，我創辦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前和律師事務所”，現在共有16位律師。我兒子也是律師，是我的接班人。我去年做了一個針對心臟早搏的手術，目前的身體狀況還可以，有事外出都是我自己開車。

 采訪人：高前和老師連續擔任了上海律協第三、四、五、六屆理事，常務理事及韓學章基金會理事，并獲得“上海市首屆十佳法律顧問”、“廉潔敬業的好律師”、司法部“英模”等光榮稱號，是本市第二批一級律師之一，可謂實至名歸。高老師領銜開展的大型國辦所改制試點創行業改革之先河，雖然耗費了非常大的精力，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但在高老師的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化解了無數矛盾，開辟了一片新天地，為后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高老師多次在本地及外省市作交流發言，深受好評。

 非常感謝高老師為我們回憶了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從業經歷。我倆對老二處、老二所、震旦所、前和所都很熟悉，這些律所也見證了高老師從國辦所、合作所、合伙所一路走來艱難起步、改制改革、創新發展的不凡業績，謹此對高老師等一批律師事業改革發展的領頭羊們表示我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