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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家事代理權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代理權，其為法定代理權，其雖然并不能必然使未參加民事交易活動的配偶另一方直接成為合同主體，而卻能保證在涉及“日常家事”范圍內夫妻一方行為的后果需由夫妻雙方承擔連帶責任。合同的相對性在家事代理權的影響下并不絕對的“相對”，家事代理權的范圍必然會影響到夫妻一方的單方與第三人之合同行為的效力認定，而超越家事代理權的夫妻一方的單方合同之行為就有可能會被認定為無效或對夫妻另一方沒有法律約束力，而在該類合同中，第三人是否善意也是認定合同效力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合同法、婚姻法、家事代理權、合同效力
家事代理權又稱日常事務代理權、日常家事代理權，理論上皆將其作為配偶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我國的現有法律規定看，2001年《婚姻法》在第17條第2款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婚姻法該條款的立法本意，乃是強調夫妻雙方具有平等的處分夫妻財產的權利，更加強化男女平等的法律理念，從該條款中并不能得出家事代理權的法律確立，而家事代理權是隨著我國《婚姻法司法解釋（一）》（下稱《解釋（一）》）的頒布，才可以清晰地被認定在我國已經得到大體確立。《解釋（一）》第17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關于‘夫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應當理解為：（一）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可以看出，解釋區分了是否為日常生活需要而分別予以處理，并著重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維護。但從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法律、司法解釋等對家事代理權的內涵、范圍仍未得以明確，無法得知什么情況下是符合家事代理權，什么情況下是不適用家事代理權的，若不能適用家事代理權，則夫妻一方之合同行為在未能得到對方確認或對方否認的情況下，該合同行為的效力是否會受到影響，是否最終會導致或者合同之行為無效、或者合同之行為的效力不能影響到夫妻另一方，而家事代理權、合同效力分別為婚姻法、合同法之規范，如何在實踐中理解兩部法律交叉適用時的沖突和統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家事代理權的內涵
家事代理權，其實是指配偶一方在與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務為一定法律行為時，享有代理對方權利行使的權利。通說認為，家事代理權應屬于法定代理權的一種，是由法律直接規定而產生的代理權，各國立法也已有相應規定。在法律上將日常家事代理直接規定為法定代理，可簡化夫妻日常生活頻繁相互授權之麻煩，也可減小與夫妻一方交易之第三人的法律風險。在行使上，家事代理權實際應以配偶雙方的名義為之，但配偶一方以自己的名義為之者，仍為有效，行為的后果則及于配偶二人。正因為家事代理權應當以配偶雙方的名義共同行使，合同的主體一方即實際應確定為配偶雙方，而非一方，而配偶一方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家事代理權的，只要未超越家事代理權權限，也應基于這種法定的代理權而推定合同主體一方為夫妻二人。除保障日常生活之效率外，日常家事代理權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保護善意的第三人，使第三人在與夫妻進行交易是有穩固的財產支付保障，維持交易的穩定性，保障民事交易關系中的安全性。
二、日常家事代理權的行使及其限制
日常家事代理權的行使，除要求行使權利的主體必須是合法的配偶關系之外，對于行使的名義并沒有特別的要求，以夫或妻一方的名義，或以夫妻雙方的名義都可以。就家事代理權的行使的后果而言，其并不能將未參與到民事交易活動的配偶的另一方視為合同的主體，而只是使與第三人進行交易的一方當事人享有處分財產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由此而引發的債務需要由夫妻雙方連帶承擔責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分析都是站在夫妻利益同一的情形下的，在實踐中，卻也有一方利用家事代理權來達到減損配偶另一方利益的行為。所以在各國民法上，一般都設有夫妻一方在濫用日常家事代理權時，另一方可對此加以限制的權利。但這一限制能否對抗第三人，則應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定。家事代理權屬于夫妻關系信賴的一種表現，當出現有違這種信賴關系的情勢時，他方有權利限制這種家事代理權，但基于保護善意第三人的需要，可以以是否登記或為第三人所知來區分情形，規定是否適用連帶責任。我們立法中還未能該類的規定，上述做法值得我國未來民事立法借鑒。
三、實踐中常見家事代理權對合同效力影響的案例分析及目前的司法實踐的現狀
（一）夫妻一方為他人提供保證之合同效力
[案例]
2005 年8 月21 日 甲向乙借款10萬元，但乙要求甲找人來進行擔保，甲找到自己的朋友丙，乙也認識丙，甲乙在向丙說明了借款的情況后，丙同意為甲提供保證擔保，并在借條上簽字。由于甲經營虧損，借款到期后甲無法歸還借款，乙向法院起訴甲丙，判決生效后本案在執行過程中，乙申請追加丙的妻子丁為被執行人，要求執行丙丁的夫妻共同財產。丁對上述借款、擔保等事實均不知情。
法院最終認定為，本案中乙與丙訂立的擔保合同從屬于甲乙訂立的借款合同，但明顯是合同行為，應該遵循合同法原理，丙為甲的擔保行為是其個人之合同行為，該行為不屬于家事代理權之范圍，根據合同相對性理論，夫和妻一方的個人行為所產生的法律上的義務也不應該涉及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除非丁自愿同意共同承擔擔保之責任或乙能夠舉證證明丙的妻子丁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丙的擔保行為，并且認可此種擔保行為，否則丙的保證之合同效力只能對丙個人有拘束力，而對丙之妻丁沒有合同之效力約束，所以因此所產生和債務屬于丙的個人債務，與丁無關。
（二）夫妻一方之民間借貸合同行為的效力
據相關報導，《婚姻法》司法解釋（二）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 施行，施行前債權人將夫妻雙方作為共同被告起訴的案件較少，自施行后，這類案件逐年增多。在法院審理以夫妻雙方為共同被告的民間借貸案件過程中，有不少案件的男方以非夫妻共同債務為由進行抗辯，但是絕大多數案件最終引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判決由夫妻共同歸還借款，判決出具借條的夫妻一方承擔還款責任的極少。
當然在近幾年如上海、浙江等經濟發達省市的法院系統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的把握有從嚴之趨勢，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的草案中也表達了同樣的從嚴尺度，加大了夫妻中非借貸方的利益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草稿）第十四條：離婚時夫妻一方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夫妻雙方共同償還的，舉債一方應證明所負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上海高級法院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的意見》第3條：借貸糾紛案中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的認定，此類案件中，首先應當將最高法院關于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作為一個基本處理原則，即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同時還有兩個因素需考慮：一是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二是該有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這兩個因素，屬于基本原則的例外情形。如果一主有證據足以證明夫妻雙方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或該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該債務可以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債務。
《浙江法高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第十九條：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
所以從實踐來看，夫妻一方單方所參與的民間借貸之合同行為不一定能產生對夫妻雙方共同的合同拘束力，關鍵要看借貸的主體關系、借貸之行為是否真實、合法、借貸之錢款用途等多方面來把握。
（三）夫妻一方單方出售共有房產或公司股權等重大財產之合同效力
關于夫妻一方單方出售共有的重大財產時的合同之效力如何，關鍵的沖突在于婚姻法中關于夫妻財產共有制度、家事代理權與合同相對性之間的沖突，在實踐中關鍵是把握財產受讓之第三人是否善意為認定該重大財產之出售合同法律效力的標準之一，若第三人為善意，則可依據家事代理權制度認定為該財產出售之合同行為有效，并且對夫妻雙方都具人法律約束力，若第三人為非善意或惡意，則該財產出售之合同行為就可能會無效。
實踐中，在夫妻雙方感情不和或離婚期間，夫妻一方可能為達到轉移夫妻共同財產之目的，惡意與第三人（一般為親屬、朋友、同學等）串通，通過實施買賣合同之行為（其實為“虛假買賣”）來達到轉移夫妻共同財產之非法目的。該類買賣合同行為因第三人非善意而可能會被認定無效。本原則在司法實踐中被廣泛應用，如《上海市高級法院關于審理“二手房”買賣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2條：“未經房屋共同共有人同意，出賣人對外簽訂的“二手房”買賣合同，效力如何認定？答：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房屋共有人以其他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為由，主張其他共有人對外簽訂的“二手房”買賣合同無效。對此問題，應區別不同的情形分別處理。一是房屋出售時，權利登記僅為出賣人一人的，基于不動產的公示、公信原則，買受人有理由相信出賣人系房屋的完全權利人，其與出賣人之間簽訂的買賣合同，應認定為有效；但如有證據證明買受人存有過錯，與出賣人惡意串通，損害其他共有人利益的除外。二是房屋出售時，權利登記為數人的，基于部分共同共有人不得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法律規定，在其他權利人事后不予追認的情況下，應認定買賣合同無效；但買受人有理由相信出賣人有代理權，符合表見代理構成要件的，應確認買賣合同有效。”
（四）司法實踐中的現狀和問題
1、過于偏重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忽視了對夫妻中無辜一方合法權益的保護
如《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方法，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易于操作，但忽視了對夫妻關系中無辜一方合法權利的保護，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明顯過于苛刻，給某些居心叵測的離婚當事人提供偽造債務的可乘之機，使婚姻充滿風險，在利益平衡上過于傾向保護債權人，有可能嚴重侵害了夫妻一方作為弱者（多數情況下是婦女）的民事合法權益，因婚姻破裂給夫妻關系中的弱者帶來了一場災難。在司法實踐中，如何維護弱者的合法權益，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2、舉證責任分配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證明非夫妻共同債務的舉證責任在非負債配偶一方，這加重了夫或妻非負債配偶一方的舉證責任，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在離婚案件中，處理夫妻共同債務，采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主張是夫妻共同債務的一方，有義務提供證據證明是夫妻共同債務，如其提供的證據不“確實、充分”，即使抗辯方沒有證據，一般也不會認定是夫妻共同債務；相反，在第三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卻采用了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即只要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即使是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而不論另一方是否知道和受益，就推定是夫妻共同債務，除非你提出證據證明存在兩種例外的抗辯事由。針對同一筆債務，提出了同樣的抗辯理由（否定夫妻共同債務），同一當事人在不同的訴訟中承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舉證責任。債務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相對而言，如夫妻雙方合意共同負債，當然作為夫妻共同債務來處理。而在一方刻意隱瞞另一方而對外負債的情況下，特別是在雙方未共同生活或者雙方出現感情矛盾而分居的情況下，一方債務的產生有其隱蔽性，另一方可以說根本無法知曉。即使在正常的共同生活中，一方有意隱瞞另一方而對外負債，另一方對該債務不論是否合法也完全有可能毫不知情。因為一方在刻意隱瞞另一方而對外負債的情況下，既不是出于為滿足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對外負債，主觀上也不希望讓對方知道負債的情況。特別在從事非法活動而負債的情況下，如賭博或以多占財產為目的的負債更是如此。這種情況下，讓非負債一方來承擔舉證責任，顯然是困難的，有失公平。而且如果當事人能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以夫妻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明顯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圍或者確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但不能證明兩種法定的“除外”情形，仍要承擔敗訴后果，確實有違實質正義。
3、任意擴大了家事代理權
我國婚姻法沒有直接規定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主要是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間接承認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就一般情形而言，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在日常家事范圍內，將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共同債務，由夫妻一方舉證證明兩種除外情形才能否定，總體上符合節省司法成本，側重保護第三人合法權益和交易安全的立法潮流。《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將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符合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基本法理。但是這條規定沒有規定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圍，導致在實際案件處理中許多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個人債務都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過分擴大了日常家事代理范圍，極易導致危急家庭財產關系的穩定，不恰當加重一方的經濟風險承受能力，故夫或妻的負債行為應在日常家事代理的合理范圍內。
4、第三人是否善意的認定標準不明確
何謂“善意”，何謂“惡意”？按臺灣學者 王澤鑒 教授分析，有四種見解：第一，善意指不知讓與人無讓與權利，有無過失在所不問；第二，善意指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是否出于過失，固非所問，然依客觀情勢，在交易經驗上，一般人皆可認定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即應認為惡意；第三，非善意指明知或可得而知；第四，不知無讓與之權利，若出于重大過失認為惡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4條：人民法院在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此外還要考慮合同的締結時間、以誰的名義簽字、是否蓋有相關印章及印章真偽、標的物的交付方式與地點、購買的材料、租賃的器材、所借款項的用途、建筑單位是否知道項目經理的行為、是否參與合同履行等各種因素，作出綜合分析判斷。
所以夫妻一方出售共同重大財產時，認定第三人是否善意一般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因素：買賣行為的主體關系、夫妻關系是否惡化、第三人是否知曉或是否應當知曉出讓人之婚姻情況、是否實際支付對價或約定支付對價是否合理等。[1]
[1]參考文獻：
[1] 史浩明：論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權[J].政治與法律，2005（3）.49.
[2] 王得明：《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物權篇，法律出版社
[3] 史尚寬：《親屬法論》，臺灣榮泰印書館1980年版。
[4] 蔣月：《夫妻的權利與義務》，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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