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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仲裁是國際體育爭議解決的主要方式和最終途徑。目前，國際體育爭議解決路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先窮盡行業內或者體育聯合會內救濟途徑，后上訴至獨立體育仲裁機構；二是通過合同直接約定由獨立的體育仲裁院管轄。國際體育仲裁院，由國際奧委會創立，是目前世界上最權威并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獨立體育仲裁機構，在國際體育爭議解決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被稱為體育領域的最高法院。國際體育仲裁院使國際體育爭議解決體系最終完整化，最大程度保障了其公正性和公信力。目前，各國都仿效國際體系，完善國內體育爭議解決體系，逐步建立國內體育仲裁。本文將借介紹國際體育仲裁院，展望國內體育仲裁的建立與發展。
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成立及地位
國際體育仲裁院（CAS），是世界最高體育爭議解決機構，由國際奧委會（IOC）于1984年創立。國際奧委會設立體育仲裁院的主要目的是：（1）設立一個體育領域的高等法院（仲裁院）；（2）創立和發展體育法；（3）創造一個具有靈活程序并可以在短時間內解決體育糾紛的爭議解決體系。在2003年，國際體育仲裁院，被瑞士聯邦法院認定為一個獨立和公正的爭議解決機構。國際體育仲裁院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體育機構、聯盟和團體，不僅是一個爭議解決機構，還是一個在體育界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政治平臺，并借助法律武器聯結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體育組織，國際體育仲裁院作出的所有裁決都具有世界意義，其裁決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是任何其他仲裁庭無法相比的。
國際體育仲裁院的組織機構
國際體育仲裁院受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ICAS）領導，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由二十位國際著名法學家及運動專家組成，并由各大國際體育聯合會推薦，具體如下：四名成員由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IFS）任命，其中三名由夏季奧運會項目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協會（ASOIF）任命，另一名成員由冬季奧運會項目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AIOWF）任命；四名成員由國家奧委會協會（ANOC）任命；四名成員由國際奧委會任命；四名成員由前述國際體育仲裁委員會（ICAS）的十二名成員以保障運動員利益為目的充分協商之后任命；四名成員由前述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的十六名成員任命。由此，以確保對國際體育仲裁院管理的效率性和獨立性。2014年11月，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宣布自2015年起新一屆為期四年的理事會成員。其中海牙國際法庭中國籍大法官薛捍勤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理事會成員，成為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首位中國籍理事。
國際體育仲裁院通過在冊仲裁員組成仲裁庭，開展仲裁工作。目前在冊仲裁員超過300名，均是各國法學及體育專業領域的專家，如高等法院的資深法官、體育組織的負責人、體育法律師、著名高校的體育法學教授等。國際體育仲裁院的庭審部門由普通仲裁庭和上訴仲裁庭組成。前者受理經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案件；后者則作為體育組織內部爭議解決程序的上訴機構，審理因對體育組織內部終審裁決不服而提起的上訴案件。普通程序和上訴程序均一裁終局。仲裁庭辦公室在國際體育仲裁院秘書長的領導下，負責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日常工作并協助庭審工作。
國際體育仲裁院的管轄范圍
國際體育仲裁院作為世界體育的最高爭議解決機構，其管轄權被幾乎所有國際體育聯合會章程所接受。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如世界羽毛球聯合會（BWF），國際乒乓球聯合會（ITTF），國際網球聯合會（ITF），國際游泳聯合會（FINA），國際滑雪聯合會（FIS），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國際籃球聯合會（FIBA），國際田徑聯合會（IAAF），以及所有其他夏季和冬季奧運會單項體育聯合會都承認國際體育仲裁院的管轄權。另外，國際體育仲裁院設立臨時仲裁庭以解決世界重要體育賽事過程中發生的體育爭議，如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世界杯籃球賽等。例如，在足球領域，國際足聯（FIFA）接受國際體育仲裁院在其章程第63條規定范圍內的管轄。此外，國際足聯章程要求所有地區聯合會把國際體育仲裁院作為獨立的司法機構，并確保他們下屬的成員、俱樂部、球員，經紀人和官員遵守和執行國際體育仲裁院作出的裁決。因此，國際足聯的法律機構作出的裁決和決定，以及其下屬聯合會（例如，亞洲足球聯合會）作出的裁決和決定，均可被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院進行最終裁決。可上訴到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和決定，包括但不限于：關于職業運動員興奮劑違規的決定; 俱樂部、球員、教練員、經紀人等相互之間的合同糾紛；對官員違反紀律規定及道德規定進行制裁的決定；關于國際裁判執照的決定和關于對運動員年齡更改問題的決定等等。最近發生的國際足聯世界杯賄選案，涉及未來兩屆世界杯主辦權的問題，在窮盡國際足聯內部爭議解決程序后，國際體育仲裁院是最終的上訴和裁決機構。
關于興奮劑案件，已有數百起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院。而這些案件中，特別是在如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或世界錦標賽中發生的興奮劑案件，在很多情況下，是由國際體育仲裁院設臨時仲裁庭或者向賽事舉辦地派出仲裁庭處理。例如，2011年上海國際泳聯游泳世界錦標賽期間，涉及四名巴西游泳運動員的興奮劑案件（國際體育仲裁院/ A/2495/2496/2497號案）就是國際體育仲裁院派仲裁庭在上海開庭審議的。這個案例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第一個在上海受理的國際體育仲裁院案件，且整個聽證程序在少于兩周的時間內組織和完成，在當時打破了國際體育仲裁院普通程序最快完成的記錄。另一個重要的興奮劑案例是國際柔道聯合會運動員佟文的案例。佟文因興奮劑問題被國際柔道聯合會取消了2009世界錦標賽金牌。因此，佟文將國際柔道聯合會的決定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院。最終，經過開庭審理，國際體育仲裁院做出了有利于佟文的裁決，保留了她的世界冠軍頭銜。
足球糾紛在國際體育仲裁院審理的案件中所占比重最大。所有具有國際因素的足球糾紛，其一審由國際足聯的內部爭議解決機構進行審理和裁決，然后可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院進行終審。國際體育仲裁院審理的國際足球糾紛幾乎涵蓋所有國家的俱樂部和球員。其中一些案例涉及中國俱樂部。例如： 2004年涉及北京國安俱樂部的勞爾·羅曼·加雷案。在這個案例中，國際體育仲裁院裁定北京國安俱樂部合同違約向球員賠償50萬美元。2005年涉及上海申花俱樂部的德揚·佩特科維奇案，國際體育仲裁院（CAS）裁定申花俱樂部違約，向球員支付賠償金105萬美元。2005年，涉及天津泰達俱樂部的馬特拉齊案，因泰達俱樂部提前解約，國際體育仲裁院（CAS）裁定俱樂部向意大利籍教練馬特拉齊支付2003,2004,2005三年的年薪作為賠償。
國際體育仲裁院
上海聽證中心的設立及發展
自1984年國際體育仲裁院成立以來，其處理的案件逐年增多。從1986到1990年，國際體育仲裁院每年審理約5起案件。1991年到1997年，國際體育仲裁院每年處理約15起案件。到了1998年，這一數字陡增到42起。從1998年到2003年，國際體育仲裁院年度受案數量從42起增長到109起。2004年到2007年，每年270起案件左右。自2008年后，國際體育仲裁院每年要處理超過350起案例，幾乎每天審理一起案件。2014年，國際體育仲裁院全年的受案量已經達到433起。隨著案件數量陡增，國際體育仲裁院需要在世界各地設立新的聽證中心來確保國際體育仲裁院的案件處理能力，也方便不同地區的當事人出席聽證會。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2012年11月正式掛牌成立，未來涉及亞洲的體育糾紛皆可能到上海開庭審理。
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是國際體育仲裁院在瑞士洛桑總部外設立的第一個海外聽證中心。上海邦信陽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煒律師，作為國際體育仲裁院僅有的5名中國籍仲裁員之一，從2008年開始在浦東新區政府、上海市體育局及浦東新區教育局體育處的支持下，為設立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而奔走。通過與國際體育仲裁院的多次互訪、溝通，并在上海承辦國際體育仲裁院聽證會，最終爭取到了在上海設立聽證中心的機會。2011年12月14日，上海市體育局與國際體育仲裁院在瑞士洛桑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主席辦公室，完成上海聽證中心項目簽約。參加本次簽約儀式的上海代表團由上海市副市長趙雯領銜，時任上海市體育局局長李毓毅與國際體育仲裁院秘書長馬修·睿博先生執行簽約。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員吳煒律師作為聽證中心項目的法律顧問參加并見證了本次簽約儀式。
2012年11月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正式掛牌成立，國際體育仲裁院與上海、中國乃至東亞地區建立起穩固的紐帶。自成立至今，已有4起國際體育糾紛在上海聽證中心開庭審理，其中3起為足球合同糾紛，1起為與足球有關的商業糾紛。為了推動體育仲裁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國際體育仲裁院也將采取一切努力強化上海聽證中心的作用，讓更多的體育仲裁案件在上海聽證中心進行聽證。上海體育總會與國際體育仲裁院合作，已先后舉辦了兩屆“上海國際體育仲裁論壇”，匯聚國際國內最著名的體育法學家、實務專家、體育仲裁員、體育法律師，目的是以聽證中心為平臺建設東亞地區體育法及體育仲裁研究發展基地。
上海聽證中心作為國際體育仲裁院的外設聽證中心，其首要作用是承接國際體育仲裁案件，分擔總部不斷增長的開庭壓力，同時在東亞地區推廣體育法和體育仲裁。其次，通過上海聽證中心持續開展聽證活動，爭取將未來發生在東亞乃至整個亞洲范圍內的大部分體育仲裁案件吸引到上海進行聽證，使上海成為瑞士洛桑之外新的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最后，以聽證中心為平臺建立專家委員會，利用國際體育仲裁院的體育仲裁知識和資源，對體育及體育法重點及社會熱點問題進行多角度深層次的探討和研究；通過舉辦國際國內研討會等形式，擴大學術交流，創造、積累并豐富中國的體育法學術成果，為建設國內體育仲裁體系打下良好基礎，進而推動上海乃至全國的體育法制建設。
展望國內體育仲裁
（一）建立國內體育仲裁的必要性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體育法》于1995年頒布，其中有關于體育仲裁機構的規定，第33條：“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然而在隨后的20年內，體育仲裁機構一直沒有建立，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現實需求。
在舉國體制下，大部分競技體育糾紛可通過行政手段在體制內消化和解決，而矛盾主要體現在市場開放程度較高的足球、籃球項目中。近十年來，足球和籃球項目出現的諸多糾紛中，很少有得到妥善解決的，大部分還是以行政手段為主導，導致的主要后果：一是，爭議解決程序不透明，公信力低，導致社會上各種內幕猜想，嚴重影響競技項目及單項聯合會的聲譽；二是，運動員利益未能得到充分保護，優秀運動員因糾紛無法參賽對職業生涯造成嚴重影響，許多運動員甚至不敢站出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三是，一些俱樂部利用運動員投訴無門，采用制造假合同等不法手段阻止正常轉會，嚴重影響競技體育的市場化發展。四是，對管理者違規（比如協會違規）監管不足，導致貪腐和暗箱操作。
目前國內競技體育市場化發展水平最高的是足球項目，在體育糾紛解決方面也領先于其他項目。足協內部設有仲裁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與足球項目有關的糾紛。然而，該仲裁委員會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仲裁委員會，因為其屬于足協內部機構，不具有獨立性。而“仲裁”的兩大基本特征是“獨立性”和“一裁終局”，“獨立性”又是“一裁終局”的基礎。沒有“獨立性”作為基礎的“一裁終局”是顯失公平和監督缺位的，必然遭到當事人及社會大眾的質疑。在這個問題上，國際上的普遍做法是，體育單項聯合會內部設立“爭議解決機構”作為一審，對該爭議解決機構做出的裁決不服，可上訴到獨立的仲裁機構，如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機構必須獨立于體育單項聯合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裁決的獨立性和公平性。而我國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爭議解決體制。
2014年10月，國務院頒發46號令，促進體育產業大發展，鼓勵建立職業聯盟，競技體育走市場化發展道路。這是我國首次以政府政令的形式，指明體育市場化發展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舉國體制下淤積的體育糾紛已經并將會繼續爆發出來。為了加強體育市場經濟下的法制化建設，為體育產業化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構建完善的體育糾紛解決體制，建立獨立的體育仲裁法庭勢在必行。
（二）建立國際體育仲裁可嘗試的路徑
建立國內體育仲裁，不是新課題卻是一個大課題，現階段存在許多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如：體育仲裁機構的性質、成立主體和宗旨、組織機構、受案范圍，與商事仲裁機構之間的關系、業務范圍劃分，與人民法院、勞動仲裁委員會之間的關系及管轄范圍劃分，與體育局、國家奧委會、反興奮劑機構、國內單項聯合會之間的關系，仲裁員的選擇及適用法律法規，財務核算及經費來源，與國際體育仲裁院之間的關系等。在解決上述問題的過程中，需要立法變更，需要體育行政部門及體育協會的廣泛支持，短期內難以實現。
基于國情，筆者認為現階段可探討和嘗試的路徑有以下兩條：
一是，由體育商事仲裁專業化逐步向全面體育仲裁發展；
首先，在國內商事仲裁機構內建立專門的體育商事仲裁庭，確立體育仲裁員名單及仲裁規則，歸類體育商事爭議案件，進行專業審理。其次，在體育商事仲裁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立法、行政改革，擴大體育仲裁受案范圍，將管轄權擴展到體育勞動合同糾紛及紀律糾紛等。最后，在體育仲裁業務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專門的國內體育仲裁機構。
二是，由民間體育爭議調解機構向體育仲裁發展。
由國家或地方體育總會牽頭與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合作，建立體育爭議研究和調解機構。機構內設體育爭議專家調解委員會，邀請國際國內體育法及體育爭議解決專家加入該委員會，開展體育爭議調解工作。鑒于其性質是“調解”，調解委員會的受案范圍可涵蓋體育勞動合同糾紛、體育商事糾紛、體育行政糾紛、體育紀律糾紛等體育爭議的各個方面。在體育調解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國內體育仲裁機構。
結語
2014年10月國務院46號文《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將體育產業定位為拉動內需和經濟轉型升級的“特殊”產業。體育產業的目標不再僅是為國為民爭光，更是為國為民爭利，中國體育產業迎來歷史最好發展機遇人。2015年2月，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足球為突破口，推動中國體育產業化和職業化發展。加之2022年冬奧會將在中國舉辦，中國體育無論在政策意義上還是市場層面，都迎來了發展最佳契機。體育市場的發展將為體育法律服務和體育仲裁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建立國內體育仲裁機構，完善體育爭議解決機制至關重要。國際體育仲裁院上海聽證中心的建立給上海帶來了建立國內體育仲裁得天獨厚的優勢。上海律師應當加強與國際體育仲裁院、體育總會、商事仲裁委員會、中國體育法學研究會等機構的溝通與合作，借鑒國際體育仲裁院經驗，積極研討與行動，力爭將國內首家體育仲裁院落戶上海。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